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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学校向内地迁移，最初迁到江西，一九三八年春迁到沅陵，我任主任委员，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常书鸿任委员，不久学校因迁校问题发生风潮，我辞去主任委员职务，离开学校，当时因爱人赴法探亲回到上海，我由湖南、广州回到上海，将家属安置在上海。我于一九三九年初由上海经海防、河内、昆明赴重庆，到重庆后，由陈布雷介绍任伪政府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这是挂名职务，记得只在张治中任部长时曾召集设计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参加的人很多，记得有一百多人。我每月到部会计科去领薪水，对抗战没有做过什么工作。记得一九四三年时，政治部将设计委员会取消，我又由陈立夫介绍到伪中宣部去挂名宣传委员职务，每月到部里去拿薪水，宣传部有一艺术处，搞电影及戏剧的工作。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要画一些宣传画，我画了十多幅描写日本人侵略中国对我们残暴的行为，结果没有采用，将原画退回来。抗战期间，张道藩在重庆组织中国美术协会，我参加了这个会，为理事，常到协会去开会，记得该会送过一些画到英国去开展览会，我参加过二张作品，筹备第三届全国美展，我任筹备委员及评选委员，记得中国美术会理事会决议，对时局发表反动宣言的文章，在重庆《扫荡报》发表；并将该会理事如吕斯百及我的名字登载出来，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做过一些对抗日战争中对人民和国家有益的工作，反而参加了反动宣言。这是我犯罪行为。一九四四年冬，国立艺专改任潘天寿为校长，请我回校任教授，当时我辞去宣传委员的职务，一九四五年春到校任教授职务，当时我对伪国民党有许多反感，因此在学校所设的伪国民党支部通知我说，伪国民党要重新登记，如不来登记作为自动放弃伪国民党党籍。我当时拒绝了登记，自动退出了伪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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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春抗日战争结束，我随杭州艺专复员回到杭州，仍任艺专教授。一九四七年学生对潘天寿不满，学校发生风潮，潘天寿将风潮加在我头上，学校改为汪日章任校长，将我辞退。一九四八年暑假后，汪日章因学生要求不得不再请我回校任教，我回校后介绍苏天赐（重庆时艺专毕业生）为我的助教，一直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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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后，我在艺术院任教授，我在杭州艺术院因过去的历史关系，有许多学生对我发生好感，我过去所受的教育是资本主义世界观，回国来创办学校，发展没落的西洋美术教学和创作方法，崇拜西洋的形式主义，如印象派的作品，对法国的许多画家如马蒂斯、毕加索等人，当我的学生到我家来看我的画时，对他们常常谈这些画家，认为他们的作品是新派的、有时代性的等荒谬的言论，认为他们的技术是高明的，当时学校里有许多由老解放区来的教授，他们在教课时受到有些学生的不欢迎。当时我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高明的，而在教学的技术上是比较差的，后来发展到有些学生反对他们，在课堂上修改他们的作品，形成学校不良现象，无形中反对写实方法。我还说他们画得像照片一样的油画不是艺术作品，这是反动的言论。后来学校把苏天赐调到外地去学习，记得对他说过，通信会被检查，如果你受到批判，就写你的身体不好，如果你很苦恼，就写这里的天气很不好等等，这样我就会明白你的情况，我在记忆中苏天赐只写过一封信，说他被调到另外的单位，希望我能设法把他调回学校来，后来我和学校领导说明此事，结果因为他所在的单位已经调了，学校不好再去要求调回来。我认识到这些鬼鬼祟祟的行动，表面不敢反对共产党，而暗地里在反动思想指导下，做这些犯罪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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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暑假，当时我的家迁回上海，当时身体也确实不好，但主要的动机还是因为我反动思想，认为留在杭州艺术院对自己不利，学生如果有反对学校的行动，都会说成是我的关系，因此离开杭州，坚决回到上海来，设法卖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当时学校批准了我离校的请求。在一九五一年暑假时，我就到上海来了，在家里搞水墨画，因为爱人是法国人，希望能在留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售出一些作品，在我的没落的水墨画作品中，设法用西洋反动的形式主义的色彩以及没落的情调来迎合外国人，希望能多卖出一些作品。卖画的工作由我爱人接洽，我是在家里埋头作画，这样维持住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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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爱人随女儿、女婿因生活关系，同他们到巴西去了（女婿系奥地利人）。他们离开上海之后，我还是继续卖画，此时由我自己直接和外国人接洽，在我爱人未离开上海时，有比利时人罗斯布洛常来买画，因此我也认识了他，后来有外国人要来买画时，多由他介绍认识的。一九五八年由他介绍意大利旧领事馆管理员波打前来买画，认识后，他请我到家里去吃饭，后来他常代在香港的意大利人买画，买好后，他是由邮局寄给他们的。记得一九六三年时，也是由罗斯布洛介绍英国驻上海的人员史班奇和曼斯来前来买画，因此认识了他们之后，到过他们家里去吃过饭，徐继武是在波打家里认识的。一九六五年，我参加美协组织到新安江水库去参观，回上海后不久，波打请我在他家里吃饭，问我到新安江旅行的情况，我和他说新安江水电站是我们自己建设的，规模很大，他问我到里面参观过没有？并问有几个发电机，我说到里面参观过，大概有三四个发电机，后来又谈建设新安江水库后水位高涨，居住在江边乡村的人都要迁居，听说迁出来的不少等等。一九六五年时有一次曼斯来到家里来买画，因为我把画的价钱提高了，他说我的画卖得很高的价钱，我说我在上海卖画的价钱其实是很低的，我有一个朋友傅雷，他的儿子傅聪在伦敦和一个音乐家女儿结婚，他的父亲买了我一张画，送给他们作为结婚的礼物，听说有一个英国人看见之后，愿意出五六十英镑买我一张画，我现在卖二百元人民币是很便宜的。后来他说他没有听过傅聪的音乐会，我深深认识到我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指导着只顾自己，希望能多卖画，多得到稿费的反动行为，而且敌我不分，将新安江建设的情况也对他们说了，这是我犯罪行为。因为这些卖画的外国人，请我吃过饭，因此请徐继武帮我打电话写请帖，在衡山饭店回请他们，记得有波打、史班奇、曼斯来、徐继武等人。记得有一次在波打家里谈到上海有许多青年到新疆去的事，我说是的，新疆地方很大，很需要上海的青年去参加建设。现在认识到这些帝国主义者总是从我这里打听我国各方面的情况，我当时以为这些无所谓的，这样自己犯下了罪行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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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我回上海之后，时常到我家里来的学生如金碧芬、潘其鎏、金明玉等人，杭州艺专的教授关良有时也会到我家里来。记得在一九五八年时，冯纪忠要他爱人席素华跟我学画，由同济大学陈盛铎介绍给我，后来，他们也常到我家里来。一九六四年，在波打家里认识徐继武夫妇之后，徐有时会到我家里来的。一九五六年时，有学生介绍李梦雄，说是要求看看我的画，认识之后，他也常常会到我家里来，他跟我讲话，讲许多马路新闻，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说，文化领导方面有土派和洋派，毛主席是主张土派的，洋派文化部长夏衍是主要的，土派是政治第一位，洋派是重视艺术，因此在创作的时候，有的对政治抓得很紧，有的对技术抓得很紧，各有不同等等。记得我的学生到我家里来的时候，我也曾重复了这些话。记得对金碧芬说过，要她去创作的时候注意这些问题。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记得对学生说过，毛主席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国内许多人都是自私和自利的，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又说过因为走得太快了，一时有许多东西生产不出来，没有了等等。还有一些反动言论，记得对徐继武说过，如林副主席没有当国防部长，当时由罗瑞卿代，是因为林副主席身体不好等。1965年冬，北京京剧团到上海演出《红灯记》，我看了之后说，现代服装演京剧，唱的还是旧的调子，很不习惯，好像是清唱，很不习惯。这许多反动的言论，都是在我家里，他们到我家来的时候谈的，有时将我的反动学生巴黎赵无极从巴黎寄来的画报给他们看，现在深深认识到自己宣传资本主义的反动行为和毒害了青年学生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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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来上海后，还特地画了许多形式主义反动的画出卖给外国人，在我参加上海美协之后，在每次展览的作品中，创作了许多有毒素的作品，所画的都是没落的东西，灰暗消沉的情感，表现前途灰暗消极的思想，毒害了广大人民群众，发表了许多反动文章和言论，在美协会议谈到美术工作发生困难的时候，主张美术工作者搞工艺美术为副业可以解决生活问题等荒谬的反动言论，对西洋资本主义绘画如印象派、新派许多反动的形式主义的作品，说他们创作色彩鲜明、形式特别等等。有时协会组织去农村体验生活，结果因为我的旧的世界观根深蒂固，反动思想表现在作品上，歪曲了人民大众的形象，犯了毒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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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我开始一步一步认识到两条道路，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教育，一九六八年进所之后，经过许多审讯的教育，现在初步深深认识到自己在解放前和解放后所犯的罪行。解放前替国民党政府办艺术教育，介绍了西洋资本主义的许多反动的东西，为名为利，为自己，为保全校长的地位，镇压进步学生的风潮，开除了许多进步学生，希望在国际艺术界出名，到东京开展览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谈文化交流亲善，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无耻到极点。解放后，留在杭州艺术院为教授，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对老解放区新来的教授，因为他们的技术差，不向他们学习，反而在学生面前说他们的创作不是艺术等，实际犯反对艺术为工农兵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的罪行。来上海后，参加上海美协之后，还是带着资本主义世界观，自立自创的反动思想，表面上参加美协，参加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参加美协政协的学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学习毛主席伟大的著作，没有真正到农村去受广大人民的教育，这是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参加各种改造自己的活动，实际上还是画自己讨好外国人以及资本家的画，希望多卖一些稿费。我现在认识到，解放后没有真正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自己过去出身贫苦工农，但受了资本主义反动的封建主义的教育，在思想中根深蒂固，因此忘了本，干了许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坏事，犯了许多罪，深深感到自己的一生没有做过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一件好事。今年我七十二岁了，希望能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在我活着一天，希望能干一天，改造一天，为国家人民做一些事，这是我的希望。今后一定认真学习毛主席伟大著作，用毛主席思想，猛促灵魂来改造自己，成为一个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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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写于1971年12月8日，现载《林风眠传》（郑重著，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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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狱中诗二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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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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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独无才作画师，灯残墨尺夜眠迟。 青山雾里花迷径，秋树红染水一池； 犹忆青丝魂已断，谁知白发共难期。 山村溪水应如旧，片片浮云处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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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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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西风，铁窗寒透， 沉沉梦里钟声，诉不尽人间冤苦。 铁锁锒铛，幢幢鬼影， 瘦骨成堆，问苍天所为何来！ 云淡天清，明月日圆， 两地相思，共诉婵娟。 相见梦魂中，凄苦总无言， 说不尽悲欢离合，恶浪同归。 吹不散深情似海，看天边明月， 永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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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写于1971年狱中，现载《痕迹·形迹·心迹——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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