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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作霖进入北京，他说艺专是共产党的集中地。后叫刘哲（当时的教育部长）找我谈话。这次谈话形成一种审讯的样子，各报记者均在，报纸曾以半页的篇幅报道了这次谈话，时间是在张作霖执政的时候，李大钊同志死后不久。记得当时刘哲曾问：“你既是纯粹的学者，为什么学校里有共产党？”自从这次谈话之后，我只好悄悄离开北京，到南京投靠蔡元培，然后到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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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开始在杭州办学校，是在一个破庙里面，尼姑庵的旁边，十分艰苦。为了办、学校，要到南京去讨钱，讨来的真是非常少。那时教员们挣的钱都很少，为了办、学还要自己捐钱。虽然困难，但当时是想一定要办好学校，教育出一些人才来。为办好杭州美术学校，苦心经营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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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我还创作了反映现实的巨幅作品。较早的一件是《人道》。这幅画的创作动机是因为从北京跑到南京老是听到和看到杀人的消息。作为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当时的思想主要是“中国应该怎样办”？这是接受了《新青年》杂志和《向导》杂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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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画了《痛苦》。这个题材的由来是因为法国的一位同学到中山大学后被广东当局杀害了。他是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周恩来同时在国外。周恩来回国后到黄埔，那个同学到中山大学。国民党在清党，一下就被杀了。我感到很痛苦，因之画成《痛苦》巨画，是一种残杀人类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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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幅是《斗争》，画人们在做拉纤一样的动作，表现出人类向生活做斗争，要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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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画出来后，西湖艺专差一点关了门。这张画曾经陈列在西湖博览会上，戴季陶看了之后说：“杭州艺专画的画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引人到十八层地狱，是十分可怕的。”戴季陶是在国民党市党部讲的，这番话刊登在《东南日报》上。在这之后，政治环境已经十分恶化了，我就逐渐地转向到办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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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艺专还设立了动物园便于写生。我是很重视基础教学的。当时还发表了《重新估定中国绘画的价值》一文，载于《亚波罗》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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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方面可以说有两种情况，主要是赤化和腐化；有的进步了，有的堕落了。为画模特，浙江当地的张兴朴也曾提出有伤风化，但终于被时代推向前了。在当时的艺术教育上也只是小脚放大脚，并不是完全的形式主义。倡导形式主义的只有“决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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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学习绘画的都必须先学素描，三年以后再选专业。学画不外两方面，一方面是从自然学到东西，一方面从历史学到东西。中国画的学习偏重历史。西洋画是重自然的，但如果推到最初的中国画仍然是从自然中取到东西，一定要从自然里面来，一定要从生活中来。种花、爱花，才能画花，否则表现出来的花也是没有生命的花，死的花。杭州艺专的动物园就是为了动物写生服务的，有鸟、有羊、有白鹤，还有鹿。最初学画当然可以临标本，画死的。中国画和西洋画作风不同，出发点不同，我认为主要是从历史经验拿东西和向自然拿东西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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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是有个人风格的，不管怎样我们今天的画不能和宋朝人一样。听说国画院要将绘画最好的人送到齐白石门下当学徒，我是非常同意的。对待问题不要从个人出发，要学两行，要学西洋画也要学国画。从科班开始学进去，再学古代的东西，雕刻、瓷器……，什么都学之后会有新的面貌，不要停留在吵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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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的画，有些东西太表面了，科班的东西还需要学。研究中国的东西有些票友的味道，只追求色彩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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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汉朝的画像石应该是中国艺术的主流。山水画多了以后，尤其是到了文人画讲究水墨之后，绘画变成处世的，玩玩的东西了。我们要从大的地方着眼，不要停在小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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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中国民间艺术，我自己的画从宋元明清画上找的东西很少，从民间东西上找的很多，我碰上花纹就很注意。我画中的线，吸收了民间的东西，也吸收了定窑和磁州窑的瓷器上的线条，古朴、流利。汉代画像石也很好，不论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漆器，还是后来的皮影，我都十分注意学习，都非常喜爱。一遇到乾隆、嘉庆御用的东西就非常之讨厌。我不喜欢封建的场面和一些富丽堂皇的东西。我喜欢单纯和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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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艺术风格的作品，有内心感情的东西，不是照相。所谓现实主义并不是仅只描写了工农兵的才是现实主义，应该广些，但也没有标尺。关于印象主义，美术史上早已经有了定论，何必又拿出来讨论呢？正如同电灯泡早就用了，还在讨论着电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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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学术上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素描早就有现成的规定，非要在画粗还是画细上面打圈子，岂不是浪费精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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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作品过程中林风眠还介绍说：“我为什么都采用方块构图呢？这是中国宋画的传统。我的画用宣纸、毛笔、墨、颜料用不少不透明的图案色，可以一遍一遍地盖上去，我重视颜色，也很喜欢用线，我画的《双鹭》不就是采用了瓷器上的线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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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林风眠台北答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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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曾于1989年为其在历史博物馆的九十回顾展自港抵台主持开幕式。本文特就林风眠抵台期间答复有关对艺术的问题，陈慧津整理，原载台湾《雄狮美术》198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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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以下简称林）：（非常感动地）能够到台湾来，把我过去许多新的、旧的一些作品向台湾艺术界许多朋友请教，希望对我的作品能够提出意见，使我再画好一点。我展览会里面的许多画，各年代都有，各种表现方法也都有，希望大家多看看画。我年纪大了，如果多再给我五十年，能够再多画一点，多贡献，一些东西，假如真的有五十年或四十年，这种梦我也不敢想，所以希望台湾许多艺术家、青年能够把我摸索出来的一点点东西再去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将能够发出永远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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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发问（以下简称问）：您以九十高龄还为中国艺术现代化而继续努力，请教您，中国现代画路要继续朝哪些方向前进？其使命何在？您在法国留学多年，对于把西方流行的画派适度引到国内来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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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个民族文化，一定是固有的文化为基础，我们有五千年文化，每个时代都有其很好的时代感的创造，我们要保存我们固有的、很好的东西，吸收外面的东西。一个画家在研究学习的时候，应当严格，在创作的时候，应当自由，自己要画什么就画什么，天不怕地不怕画自己的画，这样就能创造自己的东西、和时代结合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将来我们中国的绘画应向这方面发展。我到法国去时还很年轻，看看西洋，中国的东西从小就学过了，知道一点点，所以就想把西洋的东西吸收到中国来，这是一种意图、想法，年轻的一代应当吸收外面的东西，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营养，有营养才会长大，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像条河流的样子，所有小河聚集成一大河流，再变成海洋，希望所有人都同时代一块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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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您的画面上看所使用的构图、颜色都是西洋手法，但画面给人相当中国的感觉，可否谈谈您所用的颜料及用色之偏好、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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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我什么颜料都用，中国颜料如花青、洋红或水彩颜料都用，使用的颜色不只是紫的、绿的、别的也很多。至于所使用的纸张，全部是宣纸，都是生宣，要发散开来的，我不喜欢用熟宣，我利用宣纸的发散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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