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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设计教育，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成立（1958年）和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系（现江南大学设计学院）（1960年）成立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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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设计教育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改革，在理论上表现为“设计”概念的引入，实现“工艺美术”到“设计”的转换。此阶段，虽然对“设计”的内涵尚未清晰了解，但人们已经隐约意识到“工艺美术”和“设计”概念并不一致，开始接受“设计”（DESIGN）这个外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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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改革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在理论上表现为设计概念内涵的探索，把设计表述为“艺工结合”，或者进一步表述为“艺术×科学”。人们认识到设计既有艺术也有工学的属性，既是艺术表现也是科学创造。尽管如此，由于“工艺美术”的历史认知惯性，专业名称仍表述为“艺术设计”和“设计艺术学”，前者用于本科阶段，后者用于研究生阶段。“艺术”作为前缀或者后缀，对“设计”进行修饰或者延伸。这个阶段设计教育仍然以“造型”为主，但已经强烈意识到设计是多学科的交叉，艺术只是其中之一。为了适应国情而将DESIGN翻译为艺术设计或设计艺术，只能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过渡。直到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设计学成为一级学科，此阶段的改革达到高峰。“设计”前面或后面的“艺术”取消了。虽然设计学属于艺术学科门类，但在其后有个括号，写着“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这表明：艺术学和工学的学科界限在设计学这个节点上交叉融合了。这是对第二阶段改革成果的确认，同时也为改革的继续深入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设计学成为一级学科，在名称上去掉了艺术，在设计教育中仍然表现为以造型为主，多学科交叉的专业愿景并没有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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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设计美学、设计心理学、设计社会学、设计管理学等课程名称的出现，交互设计、体验设计、服务设计、组织设计等设计领域的出现，已经使人们感到，必须反思以造型为主的设计教育，从而推动设计教育新一轮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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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倡导和组织了连续5年的“设计教育再设计”国际会议。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改革是我国的设计教育在补课的话，那么，这个阶段的改革则是与国际同步，重新定义设计学科，如会议的主题所述，要探讨设计的“范畴、方法论和价值观”。由此拉开中国新一轮设计教育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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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的学术范式更新、设计教育的改革，都离不开设计理论的支撑。为了使国际前沿设计理论能够便捷地进入国内的研究视野，我们决定甄选和翻译国外设计理论文章和书籍，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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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先推出《设计问题》（第一辑）和《设计问题》（第二辑）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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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译文的原文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Design Issues杂志。该杂志创刊于1984年，与Design Studies和The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并列为全球工业设计的三大权威学术性期刊。《设计问题》主要刊登设计史、设计理论和设计批评等领域的高水平研究论文，是SSCI和A&HCI双检索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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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翻译《设计问题》，还有以下方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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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设计和创新创业密不可分，该译著系列响应了时代的呼唤，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设计学科是江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在教育部最近的学科评估中，江南大学设计学科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第四名。长期积淀下的的设计学科平台和氛围，为组建《设计问题》翻译团队提供了难以替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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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终于出版了。翻译团队在无限感慨和感激的同时，更是满怀期待。期待学界同仁与作者争鸣，期待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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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2015年10月于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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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设计无学科Design Without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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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布雷姆纳[1]（Craig Brem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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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罗杰斯[2]（Paul Rod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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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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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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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文化、技术和经济等不同视角来看，设计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然而，目前的危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近20年前，亚当·理查森（Adam Richardson）就曾在他的文章《设计师之死》（The Death of the Designer）里强调过设计的身份认同危机。理查德在文中提醒大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激进设计运动时期，设计危机就已经存在了。[3]此外，几乎与此同时，丹·弗里德曼（Dan Friedman）在其著作《激进现代主义》（Radical Modernism）中，从历史的角度指出设计正处于危机之中，并在历史性转型时期寻求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平衡和愿景。[4]弗里德曼在书中强调指出，设计师有责任避免专业过于细分，并将自身所从事的工作视为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中的重要的创造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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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也有人从学科的角度提出设计处于危机之中。当然，这种危机状态并不只限于设计—大多数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时点都会处于危机状态。然而，最近有迹象表明，设计在寻求方法论上的彻底改变，这确实说明设计作为一门学科“正处于危机状态”。[5]围绕研究方法和设计的激烈辩论，显然吸引了很多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兴趣，但这些讨论似乎忽视了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普遍认识，即关于研究方法的如是讨论本身就已经表明一个学科“处于危机状态”了。[6]奈杰尔·克罗斯（Nigel Cross）提醒我们，在设计研究领域这样的问题每隔4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由此提出了类似的观点。[7]克罗斯描述了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是如何专注于开发科学设计产品；而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注意点又转移到了寻求科学的设计过程。根据克罗斯的年代演算，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另一场设计的研究方法的开发和运用危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20年前，理查森在其文章中提出，设计“……在身份认同、目的、责任和意义上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并且“……从设计的从业现状来看，需要认真考虑该职业的生存能力，需要研究它的范围，需要重新考量它的价值”。[8]鉴于设计为其学科范围问题争论不休，本文试图探讨设计的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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