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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译文的原文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Design Issues杂志。该杂志创刊于1984年，与Design Studies和The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并列为全球工业设计的三大权威学术性期刊。《设计问题》主要刊登设计史、设计理论和设计批评等领域的高水平研究论文，是SSCI和A&HCI双检索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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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翻译《设计问题》，还有以下方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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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设计和创新创业密不可分，该译著系列响应了时代的呼唤，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设计学科是江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在教育部最近的学科评估中，江南大学设计学科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第四名。长期积淀下的的设计学科平台和氛围，为组建《设计问题》翻译团队提供了难以替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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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终于出版了。翻译团队在无限感慨和感激的同时，更是满怀期待。期待学界同仁与作者争鸣，期待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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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2015年10月于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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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设计无学科Design Without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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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布雷姆纳[1]（Craig Brem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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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罗杰斯[2]（Paul Rod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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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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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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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文化、技术和经济等不同视角来看，设计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然而，目前的危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近20年前，亚当·理查森（Adam Richardson）就曾在他的文章《设计师之死》（The Death of the Designer）里强调过设计的身份认同危机。理查德在文中提醒大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激进设计运动时期，设计危机就已经存在了。[3]此外，几乎与此同时，丹·弗里德曼（Dan Friedman）在其著作《激进现代主义》（Radical Modernism）中，从历史的角度指出设计正处于危机之中，并在历史性转型时期寻求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平衡和愿景。[4]弗里德曼在书中强调指出，设计师有责任避免专业过于细分，并将自身所从事的工作视为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中的重要的创造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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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也有人从学科的角度提出设计处于危机之中。当然，这种危机状态并不只限于设计—大多数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时点都会处于危机状态。然而，最近有迹象表明，设计在寻求方法论上的彻底改变，这确实说明设计作为一门学科“正处于危机状态”。[5]围绕研究方法和设计的激烈辩论，显然吸引了很多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兴趣，但这些讨论似乎忽视了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普遍认识，即关于研究方法的如是讨论本身就已经表明一个学科“处于危机状态”了。[6]奈杰尔·克罗斯（Nigel Cross）提醒我们，在设计研究领域这样的问题每隔4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由此提出了类似的观点。[7]克罗斯描述了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是如何专注于开发科学设计产品；而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注意点又转移到了寻求科学的设计过程。根据克罗斯的年代演算，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另一场设计的研究方法的开发和运用危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20年前，理查森在其文章中提出，设计“……在身份认同、目的、责任和意义上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并且“……从设计的从业现状来看，需要认真考虑该职业的生存能力，需要研究它的范围，需要重新考量它的价值”。[8]鉴于设计为其学科范围问题争论不休，本文试图探讨设计的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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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2. 设计职业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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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A. 诺曼（Donald A. Norman）在其著作《情感化设计：我们为何喜欢或讨厌日常用品》（Emotional Design: Why We Love (or Hate) Everyday Things）的后记中讲到，我们都是设计师。[9]然而，堪称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却声称，他“……为设计这一名词的不断贬值所困扰”，并且发现自己“……现在因被称为设计师而感到有些尴尬”。[10]为了对付这种意义的贬值，他建议认真对待设计学科，并且应当认识到设计“并不只是为了以某种方式人为地提升产品的价值而放在产品名字前面的一个形容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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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91年发表于《设计问题》杂志的“慕尼黑设计宪章”的签署者，拉姆斯了解设计在当代生活各方面所肩负的责任。[12]该宪章指出，设计必须关注“经济和生态、交通和通信、产品和服务、科技和创新、文化和文明，社会、心理、医疗、身体、环境和政治问题，以及各级各类社会组织”。[13]现在，20年过去了，拉姆斯需要再次提醒我们“……设计是严肃的职业，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项职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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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遵照唐纳德·诺曼和其他学者的话，“……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证据，表明“非职业设计师”正成为一种逐渐增长的趋势。[15]但是对于这一学科而言，更为紧迫的话题在于对设计为王的争论—从日常用品的设计，到城市、景观、民族、文化、身体、基因和食品生产方式的设计，到旅游的方式、汽车制造甚至克隆羊的方式的设计。[16]事实上，早在生物科学和金融服务经济出现之前，埃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就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设计所涉及的领域：“……从勺子到城市”。[17]甚至在凡事都成为设计，以及诺曼声称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之前，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zlo Maholy-Nagy）就在包豪斯（Bauhuas）构建了他的教育理论，其核心就是“人人都有天赋”这一基本概念；[18]约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随后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进一步拓展了莫霍利-纳吉观点的适用范围。[19]所有这些慷慨陈词都表明了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所描述的艺术教育从学术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在这种模式中天赋被创造力所取代。[20]天赋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必备技能之中，然而创造力是普遍存在的，需要的只是表达的媒介。德·迪弗批评中的现代被后现代所取代。在后现代中，态度取代了创造力，态度需要一种“实践”来实现它的形式。大概20年之后，我们想象着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设计实践，只是在追赶潮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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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斯为“设计”一词的不断贬值而感到痛惜，因为设计是很严肃的实践。埃托雷·斯考特赛斯（Ettore Scottsass）在很久以前就警告说，设计具有深刻而持久的伦理和政治维度，并且要求我们认识并考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正在改变的世界（我们的人类学上的条件），因为尽管设计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但它也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21]数字科技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和设计规划之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引发了对于设计严肃性的思考。数字科技不是设计规划“可能的未来”，而是生产一个“别的”世界的设计。在这个世界，设计规划就是把“过去”归档。这一次，随着条件的改变，我们发现设计的学科性正在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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