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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2. 设计职业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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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A. 诺曼（Donald A. Norman）在其著作《情感化设计：我们为何喜欢或讨厌日常用品》（Emotional Design: Why We Love (or Hate) Everyday Things）的后记中讲到，我们都是设计师。[9]然而，堪称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却声称，他“……为设计这一名词的不断贬值所困扰”，并且发现自己“……现在因被称为设计师而感到有些尴尬”。[10]为了对付这种意义的贬值，他建议认真对待设计学科，并且应当认识到设计“并不只是为了以某种方式人为地提升产品的价值而放在产品名字前面的一个形容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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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91年发表于《设计问题》杂志的“慕尼黑设计宪章”的签署者，拉姆斯了解设计在当代生活各方面所肩负的责任。[12]该宪章指出，设计必须关注“经济和生态、交通和通信、产品和服务、科技和创新、文化和文明，社会、心理、医疗、身体、环境和政治问题，以及各级各类社会组织”。[13]现在，20年过去了，拉姆斯需要再次提醒我们“……设计是严肃的职业，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项职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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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遵照唐纳德·诺曼和其他学者的话，“……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证据，表明“非职业设计师”正成为一种逐渐增长的趋势。[15]但是对于这一学科而言，更为紧迫的话题在于对设计为王的争论—从日常用品的设计，到城市、景观、民族、文化、身体、基因和食品生产方式的设计，到旅游的方式、汽车制造甚至克隆羊的方式的设计。[16]事实上，早在生物科学和金融服务经济出现之前，埃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就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设计所涉及的领域：“……从勺子到城市”。[17]甚至在凡事都成为设计，以及诺曼声称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之前，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zlo Maholy-Nagy）就在包豪斯（Bauhuas）构建了他的教育理论，其核心就是“人人都有天赋”这一基本概念；[18]约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随后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进一步拓展了莫霍利-纳吉观点的适用范围。[19]所有这些慷慨陈词都表明了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所描述的艺术教育从学术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在这种模式中天赋被创造力所取代。[20]天赋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必备技能之中，然而创造力是普遍存在的，需要的只是表达的媒介。德·迪弗批评中的现代被后现代所取代。在后现代中，态度取代了创造力，态度需要一种“实践”来实现它的形式。大概20年之后，我们想象着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设计实践，只是在追赶潮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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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斯为“设计”一词的不断贬值而感到痛惜，因为设计是很严肃的实践。埃托雷·斯考特赛斯（Ettore Scottsass）在很久以前就警告说，设计具有深刻而持久的伦理和政治维度，并且要求我们认识并考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正在改变的世界（我们的人类学上的条件），因为尽管设计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但它也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21]数字科技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和设计规划之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引发了对于设计严肃性的思考。数字科技不是设计规划“可能的未来”，而是生产一个“别的”世界的设计。在这个世界，设计规划就是把“过去”归档。这一次，随着条件的改变，我们发现设计的学科性正在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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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170002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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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3. （设计）学科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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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被视为独立的设计学科，诸如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纺织品设计和时装设计等，如今它们的界限已被打破，并且继续消解。[22]这些改变的关键在于人们认识到如今的职业界限存在不确定性，并且在传统设计学科领域之间的流动就业模式已成为常态（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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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设计学科界限的破裂和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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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设计学科界限的破裂和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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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现代设计诉求，诸如音频设备、通信设备和电子产品等家用产品设计，需要设计师高度参与作为其项目的核心，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另外一些专门学科领域的支持，例如工程学、人类学、商业和其他专门知识领域（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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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设计作为当代设计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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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计作为当代设计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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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传统设计学科内的危机和分裂现象，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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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危机。当今的设计界是一个充满挑战和不断变化的舞台，专业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设计正处于重大转型之中，因为过去由市场所驱动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让位于如今更加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因此，今天我们正经历和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传统设计领域变得模糊，而新的协作能力催生出了新型的设计实践。[23]阿特金森（Atkinson）相信，这种改变对于设计本身算不上多大危机，但对设计职业造成了危机：“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需要一种新型的设计，这种设计可能使设计师的角色发生转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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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危机。设计中的财务和专利使用费模式正处于危机之中。麦格沃克（McGuirk）最近在米兰家居展50周年爆料，绝大部分参展的设计师几乎都无力负担租金。2011年4月的米兰，有2700多家家具知名品牌制造商在米兰国际家具展上展出了他们的作品，而其中许多灯具和座椅的产品原型都是由设计师免费制作的，他们希望能从专利使用费中获得回报。然而，正如麦格沃克所发现的那样；“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曾经和一位年轻的设计师交谈过，他正在和意大利一家知名制造商合作生产5个产品—这可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去年的专利使用费收入是600欧元，”他说，“（那可是）半个月的租金。”[25]设计师的金融股降级是与全球经济的“金融化”同时发生的，这种“金融化”将所有交易都转变为一种衍生品，一种应对变化的保险形式。对于依托于变化的职业而言，这种发展可能意味着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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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危机。在通信技术进步、新互联技术以及新知识配置的带动下，信息和计算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已经为创新实践提供了新的机遇。[26]海特（Hight）和佩里（Perry）提出，将围绕网络化通信基础设施的实践重构为新动力的渠道。[27]信息和计算技术的重大发展带来了新的工艺和程序，个体因而能够参与数字化的设计和生产形式，但这让人怀疑他们对消费产品的熟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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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职业、经济和技术危机，我们可以说设计的特点在于其流动和变化的实践形式，这种实践常常跨越和改变学科和概念界限。这种易变性意味着设计研究、教育和实践正在不断演变，并且“……正在出现新的设计杂合形式……他们是艺术家、工程师、设计师和思想家的组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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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设计范围还在继续变化，超出了（单个）学科的界限。现在设计包含众多学科视角，也就是说，它具有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的特征，并且需要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的工作。另外，出现了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在此若干学科共同创造了统一、持续、重大的成果，甚至促成了新学科的诞生。这已超越了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的范畴，并形成了新的学科环境。其中，数字的全球化和扩散导致产生了新的联系，不再仅仅限于学科“中间”，也不能用“交叉”学科来衡量，甚至不能再认为它包含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系统。事实上，数字生成了一个“别的”维度，以至于我们现在需要考虑把“另类学科性”（alter-disciplinarity）或“无学科性”（undisciplinarity）作为未来设计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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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克里斯·琼斯（John Chris Jones）在1998年就曾暗示了在设计研究中的“另类学科”和“无学科”的方式。他认为，对于设计师而言，博士学历要求本质上应该包括“一种能力要求，能够整合想象和理性、技术和艺术，显著改善工业生活及其产品的质量。要能够有效地把艺术和科学整合为一门新的学科，如艺术/科学。要取个名字，太难了！”[29]数字无视学科的那种规定性方式，让设计发现了自身的无学科性；正如我们所证实的那样，这种无视导致了学科的消解。加上设计薄弱的史学沉淀，我们认为设计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规划设计什么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