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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加尔文制造公司1944年生产的SCR-300对讲机（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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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装置之一当属胶合板夹板，是查尔斯·伊姆斯和蕾·伊姆斯（Ray Eames）为海军设计的（他们于1941年结婚）。1940年，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和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还是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的学生，他们把自己设计的胶合板家具送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参加家具有机设计大赛，受到人们的关注。1942年，查尔斯和蕾从克兰布鲁克（Cranbrook）搬到加利福尼亚，开了一家作坊，为海军生产轻质成型胶合板夹板，来取代当时普遍使用的令人不适的金属垫夹板。伊姆斯夫妇设计的胶合板夹板底部有一个浅浅的木槽，上面是一个成型盖板，能套住小腿或大腿（见图14）。经过一段小批量试生产之后，他们加入了更大的埃文斯（Evans）产品公司，成为其成型胶合板产品部，可以应对数十万夹板的大量订单。伊姆斯夫妇及其团队还研发了一种胶合板担架的原型，并用专门设计的机器生产飞机鼻锥，还试验制作胶合板飞行员座椅和燃油罐。[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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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埃文斯胶合板公司1942年研发的伊姆斯胶合板夹板（作者推定为政府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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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计师也为二战出过力。事实上，海军雇用了相当多的设计师。瓦尔特·多文·提格（Walter Dorwin Teague）的设计事务所为海军军械局承担了包括舰炮控制设计在内的很多项目，而先前在克利夫兰（Cleveland）艺术学院教授工业设计的维克多·史莱克格斯特（Viktor Shreckengost），后来担任了海军研究中心的主任，专门研究肌肉运动系统以解决为截肢者安装假肢的问题。[78]亨利·德莱弗斯（Henry Dreyfuss）为贝尔实验室的军用合同工作，这是几年前他和他的工作室重新设计贝尔电话期间所建立关系的延续。德赖弗斯还承担了一个陆军军械局的项目，重新设计航空射击装置。通过部件重组，把部署和安装时间从15分钟减少到3.5分钟。[79]工业设计师承担的其他项目包括伪装、颜色编码和建造仿真模型。例如，诺曼·贝勒·格迪斯（Norman Bel Geddes）模拟了突尼斯海岸线，用来培训登陆部队。设计师们也受雇于与战事无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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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6. 科学研究与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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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其目的是开展与兵器相关的科学研究。卡内基（Carnegie）公司总裁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先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工程师，向总统提议设立该委员会。事实上，布什曾率领一个实验室制作了一台微分分析仪，这是一种早期用于数学计算的机械装置。NDRC在其第一年运作中建立了一个研究架构，虽然在把科学研究转化为军用技术方面出现了问题，但这一架构（虽有些调整）持续贯穿了整个二战。布什认为，如果把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变成一个新机构，即1941年6月创立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OSRD的最主要动议包括进一步研发雷达、高射炮火力控制的先进方法以及原子弹。[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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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RC和OSRD与全美国大约300家研究和工业实验室合作，承包了2000多个项目，并生产了200多种新设备。[81]在各大学实验室中，麻省理工学院的三个实验室是非常杰出的。麻省理工辐射实验室发明了一种系统，可以让飞机用电磁波探测到其他物体的位置。基于英国的技术，这后来成为大家熟知的雷达。雷达是塞缪尔·塔克（Samuel Tucker）造的新词，当时他是海军军械局防空部门的负责人。[82]美国第一个成功使用的雷达装置是SCR-720机载雷达，安装在英国和美国的飞机上，在夜战中大派用场，对英国基本空中防御也非常有用。改进后的SCR-584系统是第一个引导高射炮的自动微波跟踪系统。1944年，该系统帮助英国炮手击落了大约85%的德国发射到伦敦的V-1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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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SCR-584，该实验室还生产了更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其他产品。1942年，研发SCR-584的工程师之一伊万·凯丁（Ivan Getting）成为辐射实验室一个新系统部门的负责人。凯丁一反常规，不按一般做法将火力控制问题分割成几个部分交给承包商解决，而是建议采用一体化系统的做法，将雷达、计算机和火力控制装置等所有部分一起设计，这引出了各个部件制造的技术兼容性问题。如何把雷达连接到火力控制机械装置上是一个挑战，凯丁的解决办法是将辐射实验室升级为“系统整合团队”。[83]利用新办法产出的产品是Mark 56炮火控制系统，要求两个操作员在甲板上定位目标和调整雷达天线，而另外两个操作员在下面的计算机上进行运算。虽然采用了先进的设计方法，但是Mark 56却没能赶在二战结束前投产。[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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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的早期工作是由另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哈罗德·汉森（Harold Hazen）实施的，他更强调系统中的人机交互，而不是系统技术部件的设计条件。汉森不是让人来适应已有设备，而是通过设计让设备适应人的能力。1941年5月，他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意义深远的备忘录，认为操作人员的能力是系统的机械部件设计的必要决定因素。[85]他要求在系统设计过程中建立仿真模型来模拟人类行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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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系统实验室由电气工程师戈登·布朗（Gordon S. Brown）负责，他是伺服控制研究方面的先驱，也参与系统设计。[87]该实验室专门设计自动瞄准和火力控制系统，帮助炮手击中目标。这项工作始于海军对伺服传感器系统的兴趣，该系统可以通过回馈过程校正机械装置的性能。由于飞机速度加快要求火炮具有更快的运动速度，所以实验室的早期研究侧重于高射炮遥控的伺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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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实验室由机械工程师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Charles Stark Draper）负责，该实验室专注于制导和控制系统。20世纪20年代末，德雷珀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航空器仪表，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专家。该实验室的一项重要发明是与伺服实验室联合设计的Mark 14火炮瞄准器，这是一个小型光学设备，使用陀螺装置提高高射炮的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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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RD最大的计划是曼哈顿项目—生产原子弹。该项目实际上是科学家专注研究引爆和爆破力问题，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需要人工操作的兵器。但是，除了曼哈顿项目，OSRD的研究都是面向需要人工操作的设备，很多这样的设备安装在舰船、飞机或坦克上。相当多的研究致力于火力控制，目的是使火炮击中快速移动的目标。OSRD的第7部门生产了大量的火炮瞄准器，而第14部门则专攻雷达测距仪。有了测距仪，炮塔炮手不再需要估计射程，追踪目标的能力提高了四倍。[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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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RD的航空医学部门研究飞机事故的原因，建议重新设计飞机座椅、控制面板、安全带和逃生舱口等。此外，还通过了解飞机设备设计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来补充这项研究。陆军航空部队在俄亥俄州代顿市的航空医学实验室是此类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该实验室研究的一个问题是B-17控制面板的设计：因为副翼和起落架的开关很靠近、形状也差不多，飞行员有时会把两者搞错，从而造成跑道坠毁事故。实验室的心理学家阿尔丰斯·查帕尼斯（Alphonse Chapanis）是工效学（即人因工程学）领域的先驱，他设计出一个解决方案：形状代码。在起落架控制器底部贴了一个轮形，在副翼控制器上贴了一个三角形，飞行员只需触摸就可以轻易辨别。这个办法消除了飞行员的困惑，进而终止了坠毁事故。[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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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RC和OSRD主要研发规模适中的技术系统或装置。但是，OSRD也负责研制一种重要的战斗车辆：DUKW，这种登陆艇水陆两栖，俗称“鸭子”，其发明人是游艇设计师罗德·斯蒂芬（Rod Stephens，Jr.）、英国水手丹尼斯·普利斯顿（Dennis Puleston）和弗兰克·斯皮尔（Frank W. Speir）。DUKW是一种六轮驱动水陆两用卡车，主要用来运载货物和士兵以及两栖作战。DUKW是与通用汽车合作完成的，其设计理念始于对通用汽车公司一种叫作“deuce”的军用卡车的改造，后来又加上经过改进的底盘和推进器，以及一种能让司机改变轮胎压力的装置，根据车辆所行驶的道路或像沙滩一样柔软的表面等情况来调整轮胎软硬。[90]最终产品的设计是由通用汽车公司卡车部门的工程师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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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7. 运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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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一个英国代表团向美国传授了运筹学，作为与美国共享英国军事技术的部分任务，以便美国能够进一步发展军事技术，使英美两国都能受益。[91]这项任务还带来了一项技术，促成了雷达的研发。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认为，研究人员和军官之间的紧密合作不符合他自己在OSRD推行的管理策略，力图隔绝军队或政府对民用科学研究的干预，因而对运筹学持迟疑的态度。[92]因此，OSRD几乎没有涉及运筹学在勤务部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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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军械局最早应用运筹学的分析技术，重点研究反潜战，成立了反潜战运筹学小组（ASWORG），提高对北大西洋敌方潜艇的打击效果。该小组很快发表了一份搜索与攻击手册，并对另外两个领域进行了研究：深水炸弹的投掷和阻栅巡逻的建立，以便更好地探测从日本航行到德国的潜水艇。ASWORG的成功使海军成立了运筹学小组，细分为与潜水艇、飞机、防空、两栖作战和反击神风特攻队战略等相关的各个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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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其他空军指挥部也都配有运筹学部（OAS），但是陆军航空部队最初却把运筹学用来提高驻扎在英国的第八空军的轰炸精准度。这些运筹学部与各指挥部只保持着松散的合作关系，而不像海军那样作为独立小组行动。在利比亚的OAS提出了一种称为“朝尾巴打”的防御性空中打击的重要概念，即瞄准敌方飞机的尾部而不是前部进行攻击。OAS还帮助陆军信号兵研究无线定位和雷达。虽然运筹学在美国军方得到有效应用，但并没有像在英国那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运筹学是英国防空系统发展和改良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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