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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HCD的规范之一被以自身的标准词汇反复提及，那就是HCD从业者和用户“共同学习”。[172]这一术语强烈暗示伙伴式学习，或者就是我们参与框架中的4级所说的“一体式学习”。然而这个表述后来和“有关”这个词混在了一起，渐渐削弱了“一体式学习”的观点：“HCD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参与的人可以共同学习新事物—例如，他们可以掌握‘有关’用户及其体验的知识。”[173]我们想说明的一点是，“和用户共同学习”与“掌握‘有关’用户的知识”颇不相同。然而，普遍使用的词汇并没有指出这种差别。在我们的框架中，这两种学习类型是完全分开的两个等级。引入这些理念词汇似乎是要弥补参与词汇及概念化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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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实的HCD项目可以这样描述，设计师从警官那里收集关于新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参数信息。然而，设计师选择忽略警官的意见，表明实际上警官（用户）更需要能够用在自己车上的产品。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构建我们的示意图，描绘这篇论文中的参与情况（图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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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史提格尔（2006）和斯蒂恩（2012）文中讨论的参与深度和广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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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有关生态保护设计，强调计划和反思阶段；后者有关HCD，强调后面的反思和交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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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参与主要出现在计划反思阶段，而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具体提及。但是实际上，在设计中，参与的概念及词汇明显缺乏清晰的概念化，这似乎成为这篇文章传达主要观点的障碍。主要观点就是斯蒂恩的诉求，即HCD从业者面向更深层次的参与—进入对他人的一种主体间欣赏，超越到4级，即“一体化学习”。然而“用户”这个术语基本上暗含了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它暗示着一个要用到的项目，这意味着日程表已经定好（基于这个项目的概念，不管多么不成熟）。HCD的从业者没有邀请用户参与到启动阶段。如果从业者这样做，这项工作很有可能被视为另一种设计，比如社会责任性设计。[174]我们的框架图解毫无掩饰地呈现了实情：至少如斯蒂恩所描述的那样，HCD并不包括启动阶段的参与。因此，斯蒂恩的变革诉求因语言而变得混乱不清。是呼吁HCD当下范式（其中，计划和反思阶段处于主导地位）之中更深入的参与，还是要求HCD从业者超越范式—转向参与式行为研究，其间主体间性是指导原则？不管是哪种方式，这都是有趣刺激的诉求—但是可用的语言使得这一意图模糊不清。我们的观点是，这种混乱状态说明，无论是概念化，还是交流，都迫切需要更好的理解参与的框架。在其他学科也有同样的需求；设计可以通过开发和应用这样的框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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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7. 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设计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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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概念化不足的问题，作为参与框架可泛化效用的第二个例子，我们重读一下第二篇文章。史提格尔（Stegall）提出了“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设计”的良构案例，该案例强调设计师影响个人及社会的作用和责任：“必须说服公众采取可持续的行为。”[175]他主张产品应该通过设计充实个人的“生态知识”（例如，通过展示自然系统的绝对优势提高人们的环境循环意识，建立与自然界的亲密关系）。最终目的是通过个人对产品的反思影响个人的世界观—在接触产品的时候，以及在要提升到与设计师“一起学习”的节点上，与设计师的“学识”有效“互动”。即使这种与设计师的概念互动很少出现，我们也把这句话理解为一种呼吁，呼吁社会在反思阶段更广泛的深层参与（4级，见图19（b））。如果成功互动，这些概念将会进入更广泛的讨论，意味着交流阶段的4级参与。产出成功的标志包括更广泛的社会成员铭记并广泛讨论新近学得的生态知识。这样，交流阶段的过程和产出将会达到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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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b）使用我们的参与框架描述史提格尔的建议。前期阶段与后期阶段的反差是显著的。这篇文章明确地将设计师描绘为“专家”，与公众区分开来：“可持续的设计需要熟练的交流者，他们能够使用造物语言，有效地指出一个群体该如何生活……”[176]尽管目的性设计旨在通过充实生态知识，提高人文素养，这一提议并未诉诸其他当地需求。因此，在我们的参与框架中，它接近计划与执行的（-1）/0级。在启动阶段，史提格尔暗示了这样的需求：“……能够深入当地环境，观察并了解那里的人们如何相处……的设计师”，[177]代表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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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b）形象地总结了史提格尔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设计的参与要素，可谓简洁明了，不无裨益。该图很好地体现了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当时迫切需要触发社会更加关注生态法则—在这个案例中，是通过造物语言及相应话语（即后面阶段的深度参与）。这个图解也阐明了此文提出的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概念：布坎南的观点，即设计师是社会的影响者（反思阶段）[178]，以及帕帕奈克（Papanek）的观点，即设计师是促进者，他们能够让人们“成为他们自己的设计师”（启动阶段）。如果人们真的成为本土设计师，那么就应该允许他们参与到启动阶段和计划阶段—这样的一个闭环行为是目前可持续发展话语的重要元素。史提格尔的目的性设计图解为我们抓拍了参与特征，这在2006年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特征，但未提出这种特征在执行阶段的深度参与。这可以与图18中的图解进行对比，表明深度参与启动、计划及执行阶段—或许会被看做熟谙生态的本土设计师的崛起—如何会在六年后看来更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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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8.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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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项目不同阶段的参与的不同方面，本文提出了一种思维方式和展现方法。在表2和表3中，我们说明了设计以外的许多领域的参与概念是如何与我们的参与框架联系起来的。我们提供了一种图解工具，有效地描述参与的深度、广度、范围及产出，我们还阐明除了作为组织工具以外，如何有助于为构建更高阶的概念化提供基础。其他研究者可以运用该图解，传达并阐明其他研究以及自身工作中的参与概念。为便于更广泛的应用，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线免费图解模板，有Excel和Matlab两种格式（http://www.brighton.ac.uk/sdecu/resourc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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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篇文章不是要论证参与在设计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不是说所有的设计都应用参与去界定。参与框架本身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提出的，而是旨在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辅助工具，以便就参与开展进一步的讨论—澄清、区分、统一有关概念。我们把这作为一种工具提出来，希望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从业者能够更加快捷轻松地认清彼此的话语，加深理解，形成彼此相连的知识体系。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逐步形成有关—跨学科—参与的牢靠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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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文厘清了参与深度、广度、范围的一些细节，并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多个学科，但是我们还没有讨论参与在不同背景下的目的。我们将在未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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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期望在所提出的参与框架基础上，具体研究范式差异和范式交叉，不仅是在设计领域，而是作为跨学科的一般讨论。我们还希望，以此促进关于更复杂的设计概念的更清晰的讨论，如可持续设计及螺旋动力，我们认为这能促进其他关心参与的学科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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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希望简单的参与框架能够梳理设计领域正在讨论的不同参与概念，从而促进概念化和交流的重大进步，并将参与概念与其他领域结合起来，为设计师（希望）引领参与研究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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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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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尚倩（Shang Qian）和大卫·韦克斯曼（David Waxman）在制图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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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玛丽·K. 哈德系布赖顿大学可持续的废物管理教授，欧盟FP7研究项目协调员，项目名称为“促进基于价值观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项目的指标和评估工具开发”。2011年9月以来，作为中国“千人计划”特聘教授供职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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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杰玛·伯福德系布莱顿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员，先前在坦桑尼亚从事跨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研究。目前的主要研究兴趣为跨学科研究，包括参与、主体间性、组织机构内基于价值观的监测评价系统的协同设计及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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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伊洛纳·胡佛系布莱顿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监事，跨学科研究兴趣包括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实践、适应可持续性的组织变化、替代和弹性食品系统开发。具有基于价值观的民间机构和社区工作参与式评价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