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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设计和创新创业密不可分，该译著系列响应了时代的呼唤，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设计学科是江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在教育部最近的学科评估中，江南大学设计学科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第四名。长期积淀的设计学科平台和氛围，为组建《设计问题》翻译团队提供了难以替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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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终于出版了。翻译团队在无限感慨和感激的同时，更是满怀期待。期待学界同仁与作者争鸣，期待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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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2015年10月于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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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协同设计：一个共同探究和构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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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sign as a Process of Joint Inquiry and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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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迪恩[1]（Marc S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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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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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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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创新项目当下都是以协同设计的方式进行的（即作为创意合作的过程）。例如，“协同设计”这一术语可以指组织开放式创新过程，其中，来自不同组织的人分享、组合新的观念和知识。“协同设计”也可以指邀请用户或客户参与设计过程。[2]甚至可以说设计都是协同设计，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3]协同设计的方法有很多种，从以研究为导向的方法（如，应用民族志）到以设计为导向的方法（如，使用生产工具），并且注重用户的参与：从研究人员、设计人员接近用户的方法（如，可用性测试），到用户主动接近设计和研究人员的方法（如，参与式设计）。[4]协同设计往往建立在（斯堪的纳维亚）参与式设计的传统基础之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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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桑德斯（Sanders）和斯坦伯斯（Stappers）所使用的术语“协同设计”，表明“集体创造力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之中”。[6]另一个有用的定义是由克莱因曼（Kleinsmann）和法尔肯鲍（Valkenburg）提出的。他们认为，协同设计“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参与者分享他们对于设计过程和设计内容的认识……目的是为了共同理解设计过程和设计内容……并实现更大的共同目标：将要设计的新产品”。[7]这个定义把注意力放在知识的共享和综合上，以达到共同理解，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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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设计有很多好处：从完善理念的产生过程、服务或产品的开发过程，到提高决策和促进合作及创意，到提高用户和客户的满意度及长期的忠诚度。[8]尽管协同设计作为一项战略非常重要，但却很少被研究者关注，它背后隐藏的理念也鲜有认真的讨论。[9]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很多项目都贴上了“协同设计”的标签，从而造成了概念被淡化或者被混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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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在本文中探讨实用主义哲学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和有效地组织协同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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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2. 溯因推理或设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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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注意（协同）设计是通过特殊的逻辑形式进行的，而且还不足以把设计理解为一种科学或工程形式。科学通常关心的是描述和理解过去或现在的情况以及发现“事实”，而设计关心的是构想和实现可选择的情况，关心的是事实和价值。此外，工程通常关注解决事先给定的问题，并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法，而设计同时关注探寻多种问题的界定方法以及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笔者加上“通常”意在承认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实践做法与教科书或者管理话语中“通常”描述或规定的实践是相当不同的。大量研究表明，在科学和工程实践中，事实与价值往往交织在一起，同时被处理的，而且问题的设定和解决方案的形成都是探索和迭代的过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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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协同）设计过程看作是溯因推理过程可能更加充分一些。“溯因”一词是由实用主义哲学家C. S. 皮尔斯提出来的，它是一种不同于演绎或归纳的推理：“演绎证明了既定的事实，归纳表明了事情的可操作性，溯因仅仅表明了事情的可能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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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举例说明这三种类型的推理。演绎推理是由两个或多个前提得出一个结论。例如，基于“人总是难免一死”（p →q），以及“苏格拉底是人”这两个前提（p），可以推断出“苏格拉底难免一死”（q）。这种类型的推理主要用于数学和逻辑。归纳推理是通过一系列的观察推断出一般性结论。例如，我们观察到“铜被加热后会膨胀”（p1→q1），“钢被加热后会膨胀”（p2→q2），等等。那么就可以得出“金属被加热后会膨胀”的结论（p→q）。这种类型的推理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溯因推理是根据当前所处的具体情况作为问题的出发点（p），同时迭代构想接近和设定该情况的途径（p→q）以及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q）。这种类型的推理在设计中经常用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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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多斯特（Dorst）最近认为，溯因推理是设计思维的“核心”。[13]多斯特将演绎理解为从了解“是什么”和“怎么样”到“结果”的过程（例如，知道恒星的运动轨迹，就可以推断星星的位置），归纳的过程是从了解“是什么”和“结果”到可能的选项“怎么样”（例如，如果知道恒星及其位置，就可以归纳出恒星可能的运行机理）。他提出了两种溯因推理的形式。溯因推理1（封闭性问题解决）：根据给定的期望“结果”和给定的运行机理（“怎么样”），形成一个对象（“是什么”）；溯因推理2（开放性问题解决）：根据一个期望的结果，形成一个对象（“是什么”）和一个运行机理（“怎么样”）。后者与设计思维和设定的概念相关。设定是迭代制定框架（即组合结果和运行机理）以及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在设计过程中创造性地在“结果”、“怎么样”和“是什么”之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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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设计思维是一个迭代过程，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被同时探索、制订和评估的：“设计过程不仅包括解决问题，也包括发现问题”，从而使“问题设定和解决方案制定共同展开。”[14]设计思维是用来解决“棘手问题”的，即在项目的开始，并不能明确界定使用的“事实”，并且无法选择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的问题。[15]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都是“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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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设计是不同的人参与设计思维的过程。在下面的章节中，笔者认为可以把协同设计理解并组合为合作设计思维过程，或者借鉴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思想，协同设计是共同探究和构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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