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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举例说明这三种类型的推理。演绎推理是由两个或多个前提得出一个结论。例如，基于“人总是难免一死”（p →q），以及“苏格拉底是人”这两个前提（p），可以推断出“苏格拉底难免一死”（q）。这种类型的推理主要用于数学和逻辑。归纳推理是通过一系列的观察推断出一般性结论。例如，我们观察到“铜被加热后会膨胀”（p1→q1），“钢被加热后会膨胀”（p2→q2），等等。那么就可以得出“金属被加热后会膨胀”的结论（p→q）。这种类型的推理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溯因推理是根据当前所处的具体情况作为问题的出发点（p），同时迭代构想接近和设定该情况的途径（p→q）以及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q）。这种类型的推理在设计中经常用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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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多斯特（Dorst）最近认为，溯因推理是设计思维的“核心”。[13]多斯特将演绎理解为从了解“是什么”和“怎么样”到“结果”的过程（例如，知道恒星的运动轨迹，就可以推断星星的位置），归纳的过程是从了解“是什么”和“结果”到可能的选项“怎么样”（例如，如果知道恒星及其位置，就可以归纳出恒星可能的运行机理）。他提出了两种溯因推理的形式。溯因推理1（封闭性问题解决）：根据给定的期望“结果”和给定的运行机理（“怎么样”），形成一个对象（“是什么”）；溯因推理2（开放性问题解决）：根据一个期望的结果，形成一个对象（“是什么”）和一个运行机理（“怎么样”）。后者与设计思维和设定的概念相关。设定是迭代制定框架（即组合结果和运行机理）以及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在设计过程中创造性地在“结果”、“怎么样”和“是什么”之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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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设计思维是一个迭代过程，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被同时探索、制订和评估的：“设计过程不仅包括解决问题，也包括发现问题”，从而使“问题设定和解决方案制定共同展开。”[14]设计思维是用来解决“棘手问题”的，即在项目的开始，并不能明确界定使用的“事实”，并且无法选择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的问题。[15]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都是“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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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设计是不同的人参与设计思维的过程。在下面的章节中，笔者认为可以把协同设计理解并组合为合作设计思维过程，或者借鉴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思想，协同设计是共同探究和构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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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3. 杜威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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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第二步是转而讨论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有威廉•詹姆斯、C. S. 皮尔斯和约翰•杜威。实用主义主要专注于人的实践和体验，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在本节中，笔者着重于杜威（1859—1952）的文字，因为他的思想非常切合技术、工程及设计，并已成功运用于这些领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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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设计领域的人都熟悉杜威有关经验和美学的理念。[17]杜威的理念也出现在舍恩（Schön）的反思性实践概念中，舍恩借以讨论专家将实践和反思相联系的方式。[18]另外，使用杜威的理念来讨论协同设计，使“理论研究”与“实践”相关联，并可以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实践”，这与杜威的目标是一致的。[19]在杜威看来，哲学是开发工具的一种方法，人们可以用它来应付现实世界中的各种问题，他致力于“哲学的复苏”，使哲学“不再是处理哲学家的问题的工具，而是成为哲学家处理人们所遇到的问题的方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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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实用主义有两大主题：一方面，它着重于人的具体实践、个人经历和实践知识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旨在促进合作、增强能力、改善现状。[21]这两大主题将在以下章节中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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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实践、体验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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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区分了“粗略的、宏观的、原始的事物”的直接经验（即作为“最小化的偶然反思的结果”的体验）和对“精细的、派生的、反思对象”的间接经验（即“持续、规范的反思探究后产生的”体验）。[22]此外，杜威提倡“实证方法”，反复实践（直接经验）与反思（间接经验），从而获得实践知识，一种来源于实践并可以运用于实践的知识。[23]另外，杜威认为，知识应该是“特定的”或“或有的”，这有别于传统哲学或主流科学。传统哲学和主流科学通常认为，知识是“普遍的”或“必要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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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认为，“思维和行动都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名称，即尽我们最大所能穿行于宇宙的过程，而宇宙充满偶然性”；“知识是活动的副产品：人在世上做事，做事又让人学到东西，如果人觉得该东西有用，就会把它带到下一个活动之中”。[25]斯坦伯斯和范•德•卢格特（van der Lugt）等人也根据设计体验，就知识的产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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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沟通、合作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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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相信，“某一时刻存在的具体状况，无论好坏，都可以得到改善。”[27]他强调将人的沟通和合作的能力作为共同带来积极变革的方式：“语言的核心不是‘表达’既定的事物，更不是表达既定的思想。语言的核心是沟通，是在有合作伙伴的活动之中建立合作关系，其中每个合作伙伴的活动都会受到伙伴关系的影响。”[28]这种参与式的沟通、合作和变革不同于传统哲学或主流科学的“旁观者知识概念”，这种概念是指对外在的现实和稳定的事态的描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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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所倡导的是这样一种过程：人们可以通过一起反思自己的实践和体验来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提高和改善自身或他人的境遇。这种“改良动机”[30]可以在帕帕克（Papanek）和马格林（Margolin）的作品中找到，在本刊近期的本斯（Bonsiepe）、董（Dong）、纽斯马（Nieusma）和欧斯特拉肯（Oosterlaken）的文章中也能找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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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视知识为工具，认为知识应该关注于探索不同的未来，增进交流与合作，促进积极的变革。这些关键主题也是协同设计讨论的主题，这一点使得杜威的理念与协同设计研究特别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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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杜威的探究概念，实践、经验、知识、沟通、合作和变革等主题紧密交织在一起。[32]杜威倡导组织共同探究的过程，在此人们共同探索、讨论并界定问题，同时共同探讨、制定和评估可能的解决方案。通俗地讲，他设想的探究过程始于充满疑问的情境，通过富有成效地结合实践和思考，再到决议：“探究是不确定的情境有管理地向……统一的整体的转变”。[33]在这样一个探究过程中，其目的不是为了形成普遍知识来表述外在的现实，而是使人们能够一起共同探讨、尝试、学习，并使变革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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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4. 伦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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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第三步是转向伦理。基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笔者认为协同设计有其固有的伦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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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验是杜威的出发点，他的主要目标是使人具有应对道德问题的能力：“对于杜威来说，社会政治哲学，而非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才是第一哲学。”[34]杜威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来离不开伦理，特别是当互相交流的时候。每当人们思考和感受的时候、深思和行动的时候、沟通和合作的时候、制定计划和决策的时候，人们都有道德经验并需要应对各种道德问题。[35]对于杜威，“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道德问题都渗透在很多体验之中，需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做出行为抉择。”[36]杜威认为日常生活，无论是小问题或是重大问题本质上都是伦理问题。此外，杜威认为深思熟虑是一个社会过程，“不仅是因为我们要为别人考虑，并且和别人的谈话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手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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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人们投入到协同设计过程中，那么他们就涉及到伦理，置身于具有伦理属性的过程之中。例如，当协同设计的参与者分享他们的个人体验时，当他们与别人产生共鸣时，当他们讨论目前的形势或有问题的形势时，当他们设想可能的或预期的形势时，当他们制定和评估可能的解决方案时，当他们作出决策并带来变化时，这些伦理问题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把协同设计理解为一种“道德探究”：“行动受挫后的反思，即干预分析和富有想象的深思”，其间深思可以“通过对话、可视化、想象运动反应以及他人对行为事件的反应而继续下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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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戴文（Devon）和范•德•波尔（Van de Poel）认为，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和典型的伦理过程—“伦理不是设计的附属物，而是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主张用道德想象力突出设计过程中的伦理属性。[39]劳埃德（Lloyd）同时认为，设计和伦理是类似的，因为它们都是展望和显现可能性、进行可能性评估并从中进行选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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