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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设计教育，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成立（1958年）和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系（现江南大学设计学院）（1960年）成立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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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设计教育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改革，在理论上表现为“设计”概念的引入，实现“工艺美术”到“设计”的转换。此阶段，虽然对“设计”的内涵尚未清晰了解，但人们已经隐约意识到“工艺美术”和“设计”概念并不一致，开始接受“设计”（DESIGN）这个外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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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改革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在理论上表现为设计概念内涵的探索，把设计表述为“艺工结合”，或者进一步表述为“艺术×科学”。人们认识到设计既有艺术也有工学的属性，既是艺术表现也是科学创造。尽管如此，由于“工艺美术”的历史认知惯性，专业名称仍表述为“艺术设计”和“设计艺术学”，前者用于本科阶段，后者用于研究生阶段。“艺术”作为前缀或者后缀，对“设计”进行修饰或者延伸。这个阶段设计教育仍然以“造型”为主，但已经强烈意识到设计是多学科的交叉，艺术只是其中之一。为了适应国情而将DESIGN翻译为艺术设计或设计艺术，只能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过渡。直到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设计学成为一级学科，此阶段的改革达到高峰。“设计”前面或后面的“艺术”取消了。虽然设计学属于艺术学科门类，但在其后有个括号，写着“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这表明：艺术学和工学的学科界限在设计学这个节点上交叉融合了。这是对第二阶段改革成果的确认，同时也为改革的继续深入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设计学成为一级学科，在名称上去掉了艺术，在设计教育中仍然表现为以造型为主，多学科交叉的专业愿景并没有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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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设计美学、设计心理学、设计社会学、设计管理学等课程名称的出现，交互设计、体验设计、服务设计、组织设计等设计领域的出现，已经使人们感到，必须反思以造型为主的设计教育，从而推动设计教育新一轮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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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倡导和组织了连续5年的“设计教育再设计”国际会议。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改革是我国的设计教育在补课的话，那么，这个阶段的改革则是与国际同步，重新定义设计学科，如会议的主题所述，要探讨设计的“范畴、方法论和价值观”。由此拉开中国新一轮设计教育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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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的学术范式更新、设计教育的改革，都离不开设计理论的支撑。为了使国际前沿设计理论能够便捷地进入国内的研究视野，我们决定甄选和翻译国外设计理论文章和书籍，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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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先推出《设计问题（第一辑）》和《设计问题（第二辑）》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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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译文的原文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Design Issues杂志。该杂志创刊于1984年，与Design Studies和The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并列为全球工业设计的三大权威学术性期刊。《设计问题》主要刊登设计史、设计理论和设计批评等领域的高水平研究论文，是SSCI和A&HCI双检索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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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翻译《设计问题》，还有以下方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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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设计和创新创业密不可分，该译著系列响应了时代的呼唤，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设计学科是江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在教育部最近的学科评估中，江南大学设计学科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第四名。长期积淀的设计学科平台和氛围，为组建《设计问题》翻译团队提供了难以替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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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终于出版了。翻译团队在无限感慨和感激的同时，更是满怀期待。期待学界同仁与作者争鸣，期待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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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2015年10月于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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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协同设计：一个共同探究和构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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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sign as a Process of Joint Inquiry and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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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迪恩[1]（Marc S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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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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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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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创新项目当下都是以协同设计的方式进行的（即作为创意合作的过程）。例如，“协同设计”这一术语可以指组织开放式创新过程，其中，来自不同组织的人分享、组合新的观念和知识。“协同设计”也可以指邀请用户或客户参与设计过程。[2]甚至可以说设计都是协同设计，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3]协同设计的方法有很多种，从以研究为导向的方法（如，应用民族志）到以设计为导向的方法（如，使用生产工具），并且注重用户的参与：从研究人员、设计人员接近用户的方法（如，可用性测试），到用户主动接近设计和研究人员的方法（如，参与式设计）。[4]协同设计往往建立在（斯堪的纳维亚）参与式设计的传统基础之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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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桑德斯（Sanders）和斯坦伯斯（Stappers）所使用的术语“协同设计”，表明“集体创造力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之中”。[6]另一个有用的定义是由克莱因曼（Kleinsmann）和法尔肯鲍（Valkenburg）提出的。他们认为，协同设计“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参与者分享他们对于设计过程和设计内容的认识……目的是为了共同理解设计过程和设计内容……并实现更大的共同目标：将要设计的新产品”。[7]这个定义把注意力放在知识的共享和综合上，以达到共同理解，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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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设计有很多好处：从完善理念的产生过程、服务或产品的开发过程，到提高决策和促进合作及创意，到提高用户和客户的满意度及长期的忠诚度。[8]尽管协同设计作为一项战略非常重要，但却很少被研究者关注，它背后隐藏的理念也鲜有认真的讨论。[9]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很多项目都贴上了“协同设计”的标签，从而造成了概念被淡化或者被混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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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在本文中探讨实用主义哲学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和有效地组织协同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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