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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3. 社会科学视角如何增强对建筑设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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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筑师来说，学科界限并不总是有明确的界定。作为从业者、学者和大型实践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领军人物，杨经文（Ken Yeang）指出，“尽管认知需求源于某门学科，但是所需要的知识本身往往属于许多其他学科。”[16]他还就建筑设计师所面临的挑战，做了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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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扩展的越多，我们也越被迫牺牲更多的知识来换取数据，用理论概念来交换“铁的事实”。因此，建筑师最后往往挪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作为日益增大的策略数据库，从中能够选择似乎与手头任务适合的东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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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杨经文强调，附加的复杂性，无论是技术、社会以及经济问题，还是环境问题，都可能给建筑设计人员带来挑战。他的论述表明，在建筑设计的知识运用过程中，过分强调及漏报错误，甚至是明显误读现象，并非鲜见。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一些相邻领域也同样存在过度强调及漏报错误，以及在潜心努力理解建成环境的过程中，对源材料不经意的误读。社会学家托马斯•吉伦（Thomas Gieryn）在其文章中指出，社会科学探索的核心目标在于揭示社会实践背后蕴含的因果关系。吉伦指出，运用“原初为机械研究形成的理论取向”对建筑的“递归性”进行评估，是一种反思建筑实践的方法，这似乎与设计界的主张大相径庭。[18]然而，社会科学对建筑的主流解读是，“技术造物、人造物质对象，以及人造的物质实体”，[19]这种解读显然没有兼顾建筑学、景观学以及城市设计规划学中长期的设计研究传统，该传统与此观点相悖。此外，这种方法忽略了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反而强调了对城市形态内涵的错误的简约概念。尽管存在以上潜在的缺陷，但如果跳出建筑学与城市主义的范畴，运用不同的分析机制并最终产生开放式的解读，便可以凸显出各个领域的主导架构。总之，对于建构视角中的重视和忽视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分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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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就是技术造物固有的递归性，同时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产物和组构社会行为的稳定力量。与其他机器或工具一样，建筑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原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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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引文中，吉伦强调了造物的社会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但是却忽视了规模或功能标记，而它们通常是设计和施工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分类标识。然而，他也承认，在把社会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空间现象的过程中存在着缺陷，并且写道：“社会学家曾经认为，科学真理‘自由飘浮在空中’，超越了调查者体内的物质依靠，实验仪器的导线及试管，以及实验室的门和墙壁。”[21]接着他给了一个诙谐的结论：“社会学家可以更认真地对待建筑，但或许并不需要太严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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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诙谐幽默之外，吉伦的分析还强调了社会科学的构架有效地解决了什么问题。例如，他介绍了在康奈尔大学生物技术实验室的设计工作中，社会—物质的迭代过程是如何呈现为规划会议的参与者与汇报之间的互动形式的，同时他还要求注意设计中发生的短暂的“塑造和编辑”过程。[23]显然，这种观察方法对设计领域有益，因为它凭经验侵占了线性建筑设计流程的传统假设概念。线性建筑设计流程在今天仍然与项目定价、公开展示和交付安排有很强的联系。同样，研究者盖伊（Guy）和法默（Farmer）也认识到，这些与建筑开发一道提出的策略，都不断受到许多不同角色的影响，而不是仅仅由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创新、美学或者经济问题决定的。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展示了框架视角如何绝对地稳定不同的建筑话语，这些话语进而又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联系在一起。在每个话语中，作者们都强调了什么被认为是“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就建筑环境建议的决策是如何随着所使用的框架机制而改变的，提出了深刻的见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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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这些相互竞争的观点看做呈现为建筑的物质形态的环境话语，我们可以意识到不同的环境信念与策略之间的张力。因此，通过采用解释性框架，探讨话语的概念，我们强调空间、场所和环境的社会生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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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关于社会学家吉伦的工作案例，只是众多社会科学努力的一个案例，这些工作都涉及有关单独实践（如建筑环境的设计）的评价过程的外部实践视角的优越地位（如社会学，等等）。相比之下，学术建筑师西蒙•盖伊（Simon Guy）和从业者/研究员格雷厄姆•法默（Graham Farmer）的合作，从领域内的明显优势，定位了自己的努力（例如，通过解析可持续建筑话语中的具体修辞方向）。然而，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也使用了话语分析的社会科学方法。两种方法都从不同的有效切入点，提出了建筑业中复杂性的框架，突出了社会科学视角如何具有增强对设计努力及其结果的概念性理解的潜能。但是，这两种方法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例如，还存在其他有效的分析切入点吗？设计过程可以从更紧密的社会科学取向得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益处又在哪里呢？哪些概念最具有使用潜力呢？在谨记领域框架如何会冲击建筑环境分析的前提下，我们对集合（assemblage）概念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一概念有助于增强建筑实践内部和外部的建筑设计视角之间的联系。以下部分，将就集合思维概念的根源，追踪集合思维概念对于建筑设计的意义：STS的社会科学视角、城市批判理论和集合城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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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4. 定位重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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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从其他学科中吸取知识，又如何使之适应我们自己的学科需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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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上讲，一般认为“集合”（assemblage）是21世纪后半叶对法语“agencement”一词翻译而成的概念。“agencement”一词源于法国学者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两位学者提出的“哲学机器”的概念和目前使用该术语的多数理论介绍仅存在“部分相关”。例如，德兰达（DeLanda）对于社会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的关注，更多地属于德勒兹—瓜塔里的探究脉络，而不是拉图尔（Latour）、卡隆（Callon）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范围。拉图尔等学者专注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等。但是，集合仍然“在描述性意义上”受到追捧，借以“描述机构、场所、建筑结构或艺术形式中异质元素的集合”。[27]顺着这些条线，集合显示了复杂多面问题讨论的前景，如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作为一个概念，集合不像“资本、劳动力或城市主义这些概念”那么重要，[28]但它的确为网络、阶级和系统思维—它们优先考虑组织性的问题状况—等刚性前提提供了可选择的余地。[29]集合思维相对于建筑环境的潜力似乎在于超越了严格的组织和学科问题之外的连接可能性。然而，为了证实这一说法，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找到它的思想来源和给建筑设计工作带来的潜在假设。下面开始探索当下以建筑环境为焦点的集合论争所涉及的三个核心视角的交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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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学技术研究（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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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STS是在建构主义传统中共享一个“基本配置”。建构主义消解了社会与技术之间的规约性或传统界限。[30]尽管有学者认为该领域是反视角主义的，[31]但是科学哲学与政治学家兰登•温纳（Landon Winner）[32]指出，这种方法凸显了两个可识别的基本策略。比克尔（Bijker）和平奇（Pinch）这些温和派学者主张，“社会是技术发展的环境或背景”；[33]他们吸收了知识在背景中被建构的背景可塑观，并且承认多样化整体产生于要素的异质组合之中。[34]卡隆和拉图尔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主张“现代世界是由参与者网络构成的，其中重要社会角色包括有灵的人和无灵的技术实体”。[35]总之，STS挑战了默顿（Merton）的观点，即“研究活动需要从社会的和心理学的研究中解脱出来，只能和逻辑、事实以及确定事实的方法有关联”。[36]许多STS工作主要致力于科学知识的社会背景研究，表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几乎没有抓住其自身的表演性”，往往使它们自身及其研究都远离“多样性、形体变化和不确定性”。[37]STS“建设”的重点放在观点形成的迭代往复过程上，认识到“科学知识和技术不是在真空中演变的”；“相反，它们参与社会世界，不仅受社会世界的影响，同时影响着社会世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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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市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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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城市批判理论的显性焦点截然不同，它热衷于“受政治及意识形态调和的，受社会质疑的，因而是可塑的城市空间特性—也就是说，不断将城市空间（再）建设为史上具体社会权力关系的场所、媒介和结果”。[39]按照布伦纳（Brenner）的观点，城市批判理论肯定传承的城市历史知识及其特性，[40]安尼克•霍默尔斯（Anique Hommels）为之创造了一个新词，即建成环境的“顽固不化”。[41]她以“现有城市形态”[42]中有内在联系的若干例子阐释了这一概念，比如不断扩张的公路系统以及竞争群体按照不同的技术标准建设的公共铁路系统，能够为后来各自的但相关的结果设定轨迹；比如郊外的住宅模式，难以引入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或将部分现存系统连接起来。从根本上讲，城市批判理论的核心目标在于强调并批判存在于城市背景下的“权力、不平等、不公正和剥削”以及“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与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这种方法主张“另一种更加民主、公正、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目前受到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体制、实践和意识形态的压制”。[43]尽管城市批判理论并没有在语言上明确表现出对集合的共同研究兴趣，但是定位集合城市主义研究兴趣的理论探讨一般都囊括了城市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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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集合城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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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集合城市主义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城市？城市生活由什么构成的？城市如何组织集体生活？[44]集合城市主义认为它根植于STS和城市批判理论。集合城市主义试图让STS分析法超越实验室研究层次，将它延伸到建成环境；集合城市主义理论同时还声称延续了城市批判理论的理论立场，使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建立在牢靠的基础之上。理论上来说，这种结合为两个领域的研究兴趣指明了方向，即作为一种手段，一是可能带来理解建成环境的不同方法，二是深入理解有意义的语境过程的构成。集合城市主义把建构主义的方法和批判城市主义的动机融合在一起，目的在于“从把城市看做一个整体转变为把城市看做多元体，从研究‘具体的’城市环境转变为研究多样化的城市”组合。[45]布伦纳等从麦克法兰（McFarlane）2011年发表的文章中提纲挈领地列举了集合城市主义的好处：1）作为帮助理解现存城市配置的组合方式的实证描述工具；2）提高研究者对“物质性的问题”意识；3）作为鼓励批判性未来城市展望的方法，这种展望“富有政治敏感性，含有未来理想城市的不同形象”。[46]集合城市主义希望将前两点中的一些建构主义与第三点中的批判城市主义动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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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主义与以城市规模为焦点的方法的融合，有可能解决对各自研究的批评。具体来说，有人提出批判城市主义理论的弱点在于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假设性辩证法立场。资本主义发展自认为代表了“进程的全部”，并要求“内容与行为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47]在建构主义的方法中，两个流派都因“几乎完全忽视了技术选择导致的社会后果”而遭到了温纳的强烈批评。他尤其批评了他们对创新的过度关注，喜欢设想参与社会进程的角色，对“技术变革中的显性动力”研究有限。[48]同时，社会学家与科学历史学家奥尔加•阿姆斯特丹斯卡（Olga Amsterdamska）批评了他们的后现代荒诞主义的相对论倾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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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会令人惊讶的是，将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也面临挑战：这从如何合理规划集合的争论可见一斑。是作为实证描述、方法论工具，还是作为本体论视角？具体来说，将集合思维作为本体论运用到城市问题的想法被认为问题重重，像批判城市主义这样的理论以社会阶级为取向，这些理论的倡导者的主张含混不清。[50]研究者伊格纳西奥•法利亚斯（Ignacio Farías）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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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按照德勒兹的初衷坚持集合思维（德兰达，2006；德勒兹、瓜塔里，1987），或者坚持我们在“角色—网络”理论中发现的版本（拉图尔，2005b），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本体论的观点，那么这种（方法）与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批判城市主义的共性，即便有，也很少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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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者继续指出，集合方法显著偏离了“把权力作为统治阶级拥有的资源的概念”，以及把知识作为一种有待揭示的“意识形态结构的概念”，批判城市主义并未反映出“行动者网路理论以及其他集合视角”所代表的“与世界的交往”。[52]与这个观点相同，麦克法兰把集合间的交互描述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很少用矛盾和冲突来定义，更多的是通过贯穿它们的飞行路线来定义，在此飞行路线确定了创造新事物的可能性”。[53]尽管这些作者对集合目标的模糊性也表示担忧，并且对它是否选择“深化，拓展，转变或取代城市化的资本主义构造分析”提出质疑，但在这方面，布伦纳等人也承认他们可能会给“城市问题带来一些新且重要的前景”。[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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