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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集合城市主义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城市？城市生活由什么构成的？城市如何组织集体生活？[44]集合城市主义认为它根植于STS和城市批判理论。集合城市主义试图让STS分析法超越实验室研究层次，将它延伸到建成环境；集合城市主义理论同时还声称延续了城市批判理论的理论立场，使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建立在牢靠的基础之上。理论上来说，这种结合为两个领域的研究兴趣指明了方向，即作为一种手段，一是可能带来理解建成环境的不同方法，二是深入理解有意义的语境过程的构成。集合城市主义把建构主义的方法和批判城市主义的动机融合在一起，目的在于“从把城市看做一个整体转变为把城市看做多元体，从研究‘具体的’城市环境转变为研究多样化的城市”组合。[45]布伦纳等从麦克法兰（McFarlane）2011年发表的文章中提纲挈领地列举了集合城市主义的好处：1）作为帮助理解现存城市配置的组合方式的实证描述工具；2）提高研究者对“物质性的问题”意识；3）作为鼓励批判性未来城市展望的方法，这种展望“富有政治敏感性，含有未来理想城市的不同形象”。[46]集合城市主义希望将前两点中的一些建构主义与第三点中的批判城市主义动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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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主义与以城市规模为焦点的方法的融合，有可能解决对各自研究的批评。具体来说，有人提出批判城市主义理论的弱点在于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假设性辩证法立场。资本主义发展自认为代表了“进程的全部”，并要求“内容与行为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47]在建构主义的方法中，两个流派都因“几乎完全忽视了技术选择导致的社会后果”而遭到了温纳的强烈批评。他尤其批评了他们对创新的过度关注，喜欢设想参与社会进程的角色，对“技术变革中的显性动力”研究有限。[48]同时，社会学家与科学历史学家奥尔加•阿姆斯特丹斯卡（Olga Amsterdamska）批评了他们的后现代荒诞主义的相对论倾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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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会令人惊讶的是，将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也面临挑战：这从如何合理规划集合的争论可见一斑。是作为实证描述、方法论工具，还是作为本体论视角？具体来说，将集合思维作为本体论运用到城市问题的想法被认为问题重重，像批判城市主义这样的理论以社会阶级为取向，这些理论的倡导者的主张含混不清。[50]研究者伊格纳西奥•法利亚斯（Ignacio Farías）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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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按照德勒兹的初衷坚持集合思维（德兰达，2006；德勒兹、瓜塔里，1987），或者坚持我们在“角色—网络”理论中发现的版本（拉图尔，2005b），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本体论的观点，那么这种（方法）与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批判城市主义的共性，即便有，也很少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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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者继续指出，集合方法显著偏离了“把权力作为统治阶级拥有的资源的概念”，以及把知识作为一种有待揭示的“意识形态结构的概念”，批判城市主义并未反映出“行动者网路理论以及其他集合视角”所代表的“与世界的交往”。[52]与这个观点相同，麦克法兰把集合间的交互描述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很少用矛盾和冲突来定义，更多的是通过贯穿它们的飞行路线来定义，在此飞行路线确定了创造新事物的可能性”。[53]尽管这些作者对集合目标的模糊性也表示担忧，并且对它是否选择“深化，拓展，转变或取代城市化的资本主义构造分析”提出质疑，但在这方面，布伦纳等人也承认他们可能会给“城市问题带来一些新且重要的前景”。[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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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纳等人的批判路线在逻辑上遵循了他们作为城市批判主义的姿态，但是还是忽视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源自于集合城市主义所融入的STS中的两种类型的建构主义。麦克法兰承认，集合城市主义更多地呼应了更激进形式的建构主义，顺应了拉图尔和卡隆的思路，但有两点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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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集合而非行动者网路理论，由于它对外在关系的关注，处理交互和组成角色的施受事关系，而不仅仅是前者：仅仅是交互不可能穷尽集合的人和非人角色的施受事关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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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集合城市主义接受“在不稳定的交互中，人和非人关系结合的可能性”，[56]而且这种观点承认，物理干预措施的后续影响。[57]鉴于对集合城市主义的兴趣和批判城市主义—其中历史形态非常重要—的社会公正动机重叠，把集合城市主义定位为非常接近于行动者网路理论，这看似矛盾的欲望，必然会受到更温和形式的STS建构主义的干预。[58]除此之外，尽管拉图尔敏锐地发现，除非“对于建筑物，能够找到与马雷（Marey）对待鸟儿的飞行和马儿的步态相反的行为方式”，“建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种寄生性努力，给建筑概念增加了历史、哲学、风格和符号‘维度’，但一点儿发展也没有，”[59]但是，如果对建筑和城市主义的活动进行严格本体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的、以行动者网路理论为基础的解读，这在单个批判维度可能也是简化论上的问题。具体来说，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指出，“无论是对拉图尔还是其他许多研究者，后现代符号学的问题是，它的符号（以及它经过装扮的外壳）是不够真实的。”[60]另一个有关这种张力的众所周知的例子出现在一次学术讨论交流之中。该讨论的主题是对纽约颇有争议的规划师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所建造的一系列桥梁的诠释，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根据温纳所言，这场争论不经意间凸显了STS建构主义“政治上幼稚的”结论方式，这在“它使用后现代主义的诠释性反讽”中是昭然若现的。[61]温纳认为，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目的是对城市进行分隔，这可以追踪有关摩西在这一特定政治时期的个人经历记载，同时还可以追踪桥梁在这座城市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沃格（Woolgar）对此予以了反驳，“公正的度量”存在于对政治造物以外结构的解读之中，温纳的解读所引入的分析是有偏见的。温纳也承认，当然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对文本/技术的多重解读是有效的，但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这个问题是无法判定的，那是错误的”。[62]作为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争论，[63]这种讨论暗示，集合城市主义所列出的任务可能存在模糊性，就像建构主义学者温纳所批评的那样，其现有形式并没有能够“超越精细描述、诠释和讨论，进入该做什么的阶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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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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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建筑设计的灵感一直来自于对建成环境的追求，同时权衡环境、社会和技术目标。然而，在拥有绿色抱负的现代设计实践中，这些利益往往主要向建筑的技术考量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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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建筑都不再是简单的容器，或者围绕用途形成的壳体，而是非常复杂的机器，无数的系统穿行其中。这些系统不仅控制着建筑的内部环境，而且把建筑连接到外部世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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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引文源自建筑师基兰（Kieran）和汀布莱克（Timberlake），不仅突出强调了技术建筑设施日益复杂的现实，而且也支持以下主张，即在建筑设计中，科技考量持续上升，往往主导了整个设计过程，甚至是在规划和概念设计阶段，环境利益被放到最突出的位置也是如此。在前面几节中，笔者将建筑设计目标和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突出了引入复杂性的多种方法。在每个案例中，代表集体利益并且连接分析框架的都是城市规模。研究表明，把建筑设计分析的重点转移到社会，有助于理解研究主题。这些研究主题范围很广，从建筑内部空间的知识生产，[66]到设计话语的构建与设计方案提出之间的联系，以及建筑环境与社会公正之间的联系。[67]如今，全世界都在重新思考都市的理念，而且随着建筑及其建造方式开始发生变化，这些设计的附属职业也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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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问题导向，集合思维有可能成为一把概念设计之伞，覆盖不同的职业和设计规模。在负责任的建设努力中，设计师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以下方面。在不断的反思中制定和实施解决方案，为建筑环境的构想、建设、维持、消耗、破坏和再利用方式上的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提供便利条件。然而，为了积极参与塑造全球互联的城市景观，必须全力分析探讨设计内在的混合特征，以便达到弗兰普顿（Frampton）所说的“实现某些表达性价值观”的目标。[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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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STS、批判城市理论和集合城市主义十字路口的持续讨论表明，围绕建筑环境案例研究，与行动者社会网络的利益进行更多的互动，可以促进多角度地理解设计过程中所发生一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多样化的“不断学习和适应过程”[69]。概括地讲，揭示这些方法的交叉点是有益的，这与迪萨尔沃（Dialvo）在公共建设中所观察到的是相似的。在公共建设领域，“有机会促进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兴大众话语”，就可以“从设计研究的角度表达对现成事物和事物的形成机制的深刻认识”。[70]此外，特别是在围绕建设环境可持续的话语所建构的公众群体内，可以更加清楚地表达绿色设计利益和集体政治行为之间批判互动。只要该方法重视重新激活以前被视为静态的角色之间的互动过程，那么就可以把集合思维当作一个有用的分析透镜。透过它，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设计实践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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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利须那·巴拉西：美国执业建筑师。凭借自己作为欧洲、亚洲和美国多种建筑类型和规划规模的设计师和现场建筑师的经历，克利须那的主要兴趣在于可持续性目标如何在实践中影响施工和设计团队。她曾获得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和华盛顿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现为挪威理工大学文化跨学科研究系科学技术研究专业博士生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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