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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Langdon Winner,“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Daedalus 109, no.1（1980）：121-36; Bernward Joerges,“Do Politics Have Artefact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9, no.3（1999）：411-31; Steve Woolgar and Geoff Cooper,“Do Artefacts Have Ambivalence？Moses’ Bridges, Winner’s Bridges, and Other Urban Legends in ST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9, no.3（1999）：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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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Winner,“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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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Kieran and Timberlake, Refabricating Architectur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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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Karin Knorr Cetina,“Laboratory Studies.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cience,”in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heila Jasanoff et al., ed.（Thousand Oaks, CA：Sage, 1995）, 1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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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Graham Farmer and Simon Guy,“Hybrid Environments,”in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s：Cultures and Natur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Simon Guy and Steven A. Moore, ed.（New York：Spon Press, 2005）,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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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Kenneth Frampton, ed., Technology, Place and Architecture（New York：Rizzoli, 199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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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Daniel Christian Wahl and Seaton Baxter,“The Designer’s Role in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Solutions,”Design Issues 24, no.2（2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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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Carl DiSalvo,“Design and the Construc- tion of Publics,”Design Issues 25, no.1（20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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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DIY基础设施与设计实践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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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Infrastructure and the Scope of Desig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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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卢肯斯[1]（Jonathan Lu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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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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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对于设计行为而言，既是支撑，也是约束。首先，它是技术和造物重叠的系统，该系统为新产品和服务设计提供底层支持。设计师们在创造新的电力产品时，比如一盏灯，不需要设计发电、配电或调节系统，他们只需要确保他们所设计的产品能够与现有的系统兼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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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好与第一点相反），设计受到现有的基础设施的限制。新设计的产品和服务必须和现有的基础设施对接，因此受惠于既有基础设施的设计决策。设计师们必须和基础设施所体现的过往设计决策的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果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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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基础设施对设计师的重要意义，让我们重新审视一盏灯的设计。设计师依照重叠的标准，形成灯的形式属性，如功能、审美，并且考虑构件、装配、包装和运输的成本；除了明确指出适合灯的使用国的构件之外，很少需要考虑灯和电力基础设施的相互连接问题。设计师的设计假设是，一旦设计的灯与特定地点的电力系统连接正确，就会供电。设计师不需要考虑电力系统的程度取决于基础设施的普遍性和隐形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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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电力基础设施本身也是多年设计决策累积而成的，对于灯的功能性实现是绝对必要的。基础设施限制了设计实践的范围。它将也许合理的（设计一盏灯）和也许根本不会考虑的（重新设计电网）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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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义上看，基础设施是如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所谓的一种极端垄断：一种工具或服务太普遍了，使用它成了强制性的，因而通过设计产生了社会控制。[2]举例来说，汽车在洛杉矶或者亚特兰大这样的许多城市里存在极端垄断。随着做出更多的设计决策顺应汽车交通，汽车的极端垄断性提高了。[3]广泛使用汽车限制了用其他方式出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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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一些设计师开始揭露并挑战现行基础设施的极端垄断性。通过一系列自主构建基础设施的项目，非专业人士正在建造替代性的基础设施系统或修改现有的基础设施系统。这些项目揭露了我们的生活被技术系统控制的方式。他们质疑现代生活的偶然性—基础设施抵御破坏的能力—并且侵蚀了基础设施和社会之间的本体论分离。他们揭示了设计、基础设施和政治权威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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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项目表明，随着新角色设计先前被一小部分专家控制的系统和服务，设计实践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今天的设计决策受到长期形成的社会和技术关系的影响，即大量先前设计决策的累积效应。DIY（自己动手）基础设施项目清晰地诠释了这些决策所忽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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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在谈到普遍存在的对基础设施的愚蠢看法时，他说的“意思是，基础设施非个体、小团体或任何形式的社会行为所能控制的，基础设施施展的是其自身的力量”[4]。这一概括强调了DIY基础设施设计的两个更重要的特征：首先，它们代表了新技术引发系统变革的可能性。在DIY基础设施情况下，我们或许看到个体和小团体确乎有能力“施展自己的力量”，挑战基础设施的极端垄断；[5]其次，即使DIY基础设施项目到最后被证明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不能够带来如此系统性的变革，仍可通过揭露设计决策受基础设施极端垄断的约束程度，而证明其自身价值。具体地讲，这些项目凸显了基础设施所代表的政治权威和现代生活的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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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讨论基础设施的极端垄断、基础设施的属性以及基础设施通过设计构成一种调节的方式。第二部分，通过详细讨论克罗阿西娜（Cloacina）DIY基础设施项目，挑战第一部分所列出的限制。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笔者讨论克罗阿西娜和一般DIY基础设施项目所形成的挑战，与设计师和设计研究者工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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