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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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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王冕画梅：“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澹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表现在那个龌龊的时代，人们对清洁灵魂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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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有一个思想，叫做“比德”说。《管子·小问》：“物可以比君子之德。”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就是一种比德。“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是“比德”。老子的“上善若水”，同样可以视为比德。关于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常常被用来象征某种道德思想，《孟子·离娄下》：“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董仲舒《春秋繁露·山川颂》：“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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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诗学的“比兴”传统，也含有一种比德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分析《诗经》时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就是比德。中国艺术中重品的倾向，则是“比德”说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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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肖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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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艺术中存在着一种将人品和艺品联系起来的观点。有第一流的人品，方能有第一流的艺术。这几乎成了中国艺术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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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郭若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品和绘画关系的问题。《图画见闻志》卷一《气韵非师》称：“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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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若虚看来，人品对于绘画创作具有第一等的意义，人品高，气韵就高。这一理论显然有其片面性，因为有高尚的人品不一定就能画好画，绘画毕竟是一独立的艺术。但是，郭若虚为了强调自己的论点，也不惜说出一些过头话。在他看来，心地卑贱，纵然左思右求，也是徒劳；涵养既浅，任你模仿何等高手，必无所得。绘画只是一种“心印”，有什么样的心地就会“印”出什么样的内容。南宋邓椿作《画继》云：“若虚虽不加品第，而其论气韵生动，以为非师可传，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嗟夫，自昔妙悟精能取重于世者，必恺之、探微、摩诘、道子等辈，彼庸工俗隶车载斗量何敢望其青云后尘耶！或谓若虚之论为太过，吾不信也，故今于类特立轩冕岩穴二门，以寓微意焉，鉴裁明当者须一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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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椿全然接受了郭若虚的观点，并为他的观点进行辩护。在邓椿看来，“人品既高，虽游戏间而心画形矣”。元杨维桢说：“故画品优劣，关于人品之高下，无论侯王贵戚，轩冕山林，道释妇女，苟有天质，超凡入圣，即可冠当代而名后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拟，难入谱格，而自家所得于心传意领者则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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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李日华论画也十分推重人品，他说：“姜白石论书曰：‘一须人品高。’文徵老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在李日华看来，欲人品高，必重德义，“士人以文章德义为贵，若技艺多一不如少一，不惟变役，兼以损品”。又云：“灵均作《离骚》，杂取香草，以示扶芳芟秽之意，绘家挥洒兰竹，亦是寓也。然非其人洁廉高韵，具嘘风漱雪之肠，即按谱为之，凡气终不断。”他反对俗念不断，推重洁情高韵。清王昱《东庄论画》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松年《颐园论画》云：“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吾辈学书画，第一先讲人品。”类似的论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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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 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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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画坛盛行着因人品画的风气，高德之人的作品必获好评，而修养不好的人即使所作全是佳作，也难得好评。蔡京的书法很好，但是历史上却没有他的地位。董其昌因对赵子昂的民族气节问题有微词，硬是将他从元四家的位子上拉下来。清邵松年说：“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此字有二读，树则读贵；人名读会），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吾辈学书画，第一先讲人品。”清张庚说：“大痴为人坦易而洒落，故其画平淡而冲濡，在诸家最醇。梅花道人孤高而清介，故其画危耸而英俊。倪云林则一味绝俗，故其画萧远峭逸。若王叔明未免贪荣附热，故其画近于躁。赵文敏大节不惜，故其画皆妩媚而带俗气。若徐幼文之廉洁雅尚，陆天游、方方壶之超然物外，宜其超脱绝尘，不囿于畛域也。记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其是之谓乎！”大节亏，他的书画诗歌也就一钱不值，这样的观点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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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重品，反映的是不是一种僵化的伦理倾向？有人说，这一僵化的艺术，如今已经死了，它失去了它的土壤。我觉得这一判断是可以再商量的。因为即使像四君子之类的绘画，都不是简单的道德符号，它在表达道德品格之外，更多传达的是艺术家的人生感受、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对宇宙的当下直接的感知。就拿倪云林的《六君子图》来说，他标明的是“六君子”，其中寓涵的不是简单的道德理想，而是对个体价值的确认，是一种人格境界，是活泼泼的生命的展现，具有感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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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人画四君子等是品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画四君子之类的作品中，艺术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比附，而走向诗韵、境界的把握。所以，一幅好的梅兰竹菊之类的画，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并非简单的概念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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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明李日华在一幅题竹画的跋语中所说的：“其外刚，其中空，可以立，可以风，吾与尔从容”，就不是简单的道德功课，而是性灵的追求。刚，才能遇强不屈；空，才能含容博大；“吾与尔从容”，正是上下与天地自由舒卷。这是一种诗意的人生境界。我不认为这样的艺术形式已经死了，相反，它仍然具有勃勃的生命力，只是需要开辟新的境界而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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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渔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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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中国艺术永恒的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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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是春秋时吴越之争的重要人物，他位高权重，富甲天下，所谓陶朱猗（yī）顿之富的“陶朱”说的就是他。他感受到鸟尽弓藏的人世逻辑，在最辉煌的时候，突然离开官场，抛弃财富，泛舟五湖，被后人看成与黄石公、鬼谷子一样的具有大智慧的人。为什么？在我看来，其中所褒扬的就是一种人格精神，一种不为功名羁锁、从容自在游荡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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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望涔阳浦，江天渺不分。扁舟从此去，鸥鸟自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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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初发江陵有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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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探禹穴，逝将归蓬丘。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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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越中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