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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后不久法国政坛发生的事情和德雷福斯事件也有联系,英国的旁观者们觉得此事简直就是英王亨利八世在20世纪的重现。1902年,反教会的埃米尔·孔布(Emile Combes)上台执政,他所秉持的偏见简直不亚于任何一个小地方的乡下人。他决心要在法国达成彻底的政教分离,通过了一条法律,要把一切“未经批准”的宗教团体驱逐出法国(当然,某些宗教团体的确在德雷福斯事件当中施加过特别恶劣的影响)。政府关闭了教会学校,甚至禁止宗教仪式,在没收修道院财产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抢劫现象。结果军队被召来执行没收财产的命令,军官们不得不面对自己良知的拷问。类似的情况,在几年后英国的“卡勒兵变”(Curragh Mutiny)事件中也发生过。有个很典型的事例。有一名法军中校去问自己的团长打算怎么办,团长回答说:“我得了感冒。”中校大怒,不顾军衔尊卑,使劲抓住团长的肩膀,大喊:“你在打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得感冒!”孔布总统的法令和德雷福斯事件一样加剧了军中的分裂。更糟糕的是,因为当初的德雷福斯事件,军官铨叙晋升的职权被从军事委员会剥离出来,并转交给了陆军部长。现在,新任命的反教会的安德烈(André)将军公然滥用手里掌握的晋升的职权。他使得军官之间互相监视打小报告,共济会法国大东方总部被用来当作侦缉军官宗教倾向的谍报机构,军官晋升的依据不是能力,而是他的政治观点、属于哪个教会,还有隔多久去做一次周日弥撒。于是,直到1917年,新任法军总司令尼维尔(Nivelle)这位令人尊敬的新教徒,在听说司令部驻地以前曾是天主教神父的布道堂时,居然还会大发雷霆。福煦的弟弟是耶稣会士,德·卡斯特尔诺(de Castelnau)上战场的时候还带着自己的神父,这样的军官在晋升方面总是吃亏。1911年,新任法军总参谋长故意在复活节前一个星期五耶稣受难日—天主教徒的斋戒日—公开吃肉,这种行为绝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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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事件、孔布总统和安德烈将军之后,法国发生了由社会主义者引领的自1870年来最强烈的反军国主义运动。所有的政治家都不信任军方总参谋部,陆军的声誉降到了普法战争以后的最低点。1905年通过的新法令把兵役期限缩短到2年,陆军员额从61.5万人下降到54万人。1906年,法国南方有一个团在受命前往镇压经济破产的葡萄园农民骚乱的时候发生了兵变。1907年各地应服役青年当中有36%逃避兵役。以上种种都发生在国际环境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下。在德国,俾斯麦去职,他至少还希望维持欧洲和平,而且知道如何去做。而新近掌权的德皇留着好战分子的小胡子,因左臂萎缩而有严重的自卑情结,无论在个人情绪还是国家政策方面都在大幅度地摇摆着,结果即便是身居高位的德国人都怀疑他的精神是否正常,他们想起百年前一位“西里西亚女巫”曾做出的预言,说在这样一位国王统治之下,灾难将会降临德意志。德皇对法国发生的政治动荡了如指掌,在总参谋部那些势力愈盛的军头的怂恿下,跃跃欲试地想要冒险,而投机是所有国家领导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他一开始试图干预摩洛哥,却根本不清楚自己要达成什么目的,更不知道怎样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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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之后,法国和德国都出现了备战热潮。很多法国年轻人都认同司汤达的话:“19世纪的物质享受和时不时出现的危机相结合,那才是完美的文明。”他们不在乎危机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法国,民间情绪数年之间就从反军国主义转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相当异乎寻常。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接过了德鲁莱德的衣钵,他小时候见到过喝得醉醺醺的法国士兵战败后从战场上爬回来的场景,现在站出来教唆法国的年轻人如何英勇而优雅地牺牲(他更加危险的言论是教唆法国青年蔑视德国的武器)。巴雷斯的文章比德鲁莱德当年的文章更受社会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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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法国将义务兵役服役年限恢复到3年,这一举措受到全国一致的欢迎。到大战前夕,由德雷福斯事件和孔布总统引发的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分裂似乎奇迹般地弥合了。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当选为法国总统并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他的家乡是洛林,本人是个坚定的复仇主义者,还曾经当过法国施耐德-克鲁佐军工帝国的法律顾问。当法国国内各阶层结成神圣联合(Union Sacrée)准备战争的时候,所有法国政治家,连同左翼的和平主义者在内都对此衷心拥护,自拿破仑一世皇帝的时代以来,法国还没有出现过如此团结一致的情景(后来的第三、第四甚至第五共和国期间也没有再现过这样的团结局面)。1914年,法国治安警察首脑自信地宣称:“工人不会反叛,他们会跟着军乐团前进。”即使是年逾七十、一向反战的诗人安纳托利·法朗士(Anatole France)都在尝试加入军队。当战争来临的时候,法国没有什么“打到柏林去”之类不切实际的叫嚣,这和普法战争开战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团结、脚踏实地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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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陆军士气之高涨前所未有。自从普法战争结束以来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这些年里发生过很多“分散注意力”的事件,但那些献身于光复失地、洗雪战败耻辱的人们始终高高擎举着指路明灯,让它在这些年里薪火相传,不曾熄灭,而今愈见明亮。法军曾预计,总动员时期开小差的士兵会达到13%,实际上还不到1.5%,战争第一年可怕的冬天里,法军开小差的士兵总共只有509人。多年来,驻守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的法军龙骑兵已经养成了手里抓着绳梯睡觉的习惯,以防遭到德军骑兵团的越境奇袭。德军曾吹嘘说一开战就能把他们从睡梦中俘虏。这一次,法军至少在某些方面真正地准备好了作战。实际上,法军的备战有可能做得太过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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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战争后,法军逐渐恢复士气,并完成了德·里维耶防御体系的构建。至此,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放弃守势思维。法军对普法战争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似乎让他们相信,战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进攻精神。很多人都在谈论,采取攻势更切合法兰西的民族精神,因为早在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中法军就萌生出了被称为“法兰西狂怒”(furia francese)的精神,这种精神后来又体现在丹东在1792年凡尔登防御战期间的名言“果敢,果敢,永远果敢”之中。这种新的思潮也非常切合伯格森(Bergson)那种风靡法国的强调“主动精神”的哲学思想。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久远,法军当中的进攻哲学也越来越脱离现实。战前,经历过南非大草原上布尔战争的英军观察员在观摩法军军演时,经常震惊于法军对就地匍匐隐蔽的反感。法国战争学院(École de Guerre)极少研究美国内战、布尔战争以及最近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更有价值的战事(日俄战争)中成功的防御战经验。事实上,战争学院根本就很少做任何形式的实际研究,所以很自然,1913—1914年期间,德国出版了300部关于战争的著作,而法国只出版了5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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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关键的几年里,总参谋部作战处长德·格朗梅松(de Grandmaison)上校成为所谓“猛烈进攻”(L’attaque à outrance)教条的主要传道人。他和他的支持者们策划了法军时任总司令米歇尔的倒台,因为米歇尔关于如何防御德军进攻的作战思想过于理性,不为他们所喜。其后,霞飞(Joffre)将军继任法军总司令,因为霞飞是工兵出身,大部分军事生涯都在海外殖民地度过。格朗梅松等人觉得霞飞不懂军事理论,会是个很好用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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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从上到下都被灌输了德·格朗梅松那夸张得近乎神叨的无稽之谈:“在进攻当中,一往无前才是最好的审慎……我们甚至需要走上极端,而且就是这样也可能还不够……在进攻当中,你只需要知道两件事—敌人在哪里和如何进攻。敌方的意图根本不重要。”刚入伍的士兵应当学会背诵如下的“教义问答”:“开战伊始,每名士兵都必须渴望上刺刀冲锋,这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并获得胜利的不二法门……”德·格朗梅松进攻哲学的另一个论点,源自普法战争中法国遭到侵略的黯淡记忆。它死板地主张,如果敌人哪怕有一刻胆敢采取主动进攻的话,那么对每一寸国土都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加以保卫,对丢失的国土则必须马上发动反攻加以夺回,不管此时反攻有多么不利,都在所不惜。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教条,不执行这个教条的军官将会丧失荣誉并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因此法军将领们根本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战术机动。①即便像福煦这种法军当中首屈一指的军事思想家也遵照格朗梅松的原则行事。只有像贝当(Pétain)上校这种为数很少的军官才拒绝接受这样的教条,贝当认为“火力能杀人”,任何一支奉行“猛烈进攻”原则却缺乏重武器支援的军队都会遭到火力的重大杀伤。贝当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导致他很久得不到晋升。格朗梅松的进攻教条后来将会让法军无谓地损失数十万最勇敢的将士。它最终被法军摒弃了,而格朗梅松本人则在1914年底之前,带领一个步兵旅试图证实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为国捐躯并获得了“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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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朗梅松教条对军队的装备当然也会产生各方面的影响。1909年,法军总参谋部在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代表发言宣称:“诸位和我谈论重炮,感谢上帝,法军根本没有重炮。法国陆军的实力在于大炮的轻型化。”1910年,时任参谋学院院长福煦曾说:“飞行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对陆军来说百无一用。”那一年圣艾蒂安机枪被采用为法军的制式装备,可法军步兵总监说,重机枪“根本不会改变任何事物”。这种机枪精密复杂,给部队带来不少麻烦,部队认为在演习中把它抬出来放到媒体记者面前抖抖威风挺好的,其他时候就扔在连部不用了。法军认为机枪和重炮都是跟格朗梅松的进攻精神背道而驰的装备,而精打细算的政客们也很高兴支持把它们从陆军预算里面砍掉。(格朗梅松的进攻精神流毒甚广且常常死灰复燃,即使在大战爆发以后,基钦纳[Kitchener]还对穆雷[Murray]将军说,英军即便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也应该有能力夺取敌人的阵地,而他的佐证是自己当年在东非与当地土著士兵作战时的经验!)任何事情都取决于福煦所谓的“征服的意志”,再加上刺刀和75毫米野战炮的支持就够了。75毫米野战炮的确是一件优秀的武器,它远远超前于自己的时代,与当时军队中任何一种野战炮相比,它的射速更快,射程更远,精度更高,也更加机动灵活。对格朗梅松学派来说,75毫米野战炮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后来魏刚(Weygand)将军讽刺地加了一句“要是在它周围再加上几个圣徒环绕就更好了”。75毫米野战炮虽然在开阔地带的战斗中(这也正是格朗梅松所设想的理想战争形态)性能卓越,可它不适合用作掩护火力,而德军大量装备的榴弹炮更加适于这个用途。此外,75毫米野战炮的炮弹太小,打堑壕的威力不够。不过在大战期间,75毫米野战炮毕竟不止一次拯救了法国,而且是法军从战争一开始装备数量就充足的一件兵器。(可是75毫米野战炮的炮弹数量并不充足,福煦和其他将军们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持续数周的高强度作战中,炮弹数量不足是一个大问题。)与此同时,法军步兵头戴红色平顶硬军帽,穿着第二帝国时期的红色马裤开上了战场,以便让敌人看个清清楚楚,被来势汹汹、浩浩荡荡的法军气势所吓倒,所以法军非常蔑视改穿不那么显眼可是更实用的野战灰色军装的德军。还有一件事和1870年普法战争时的状况相类似:法军这次还是配备了大量的德国地图,却缺乏法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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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朗梅松根据霞飞的授意,起草了灾难性的第十七号计划。战争爆发的时候,5个法国集团军中的4个,总共拥兵80万,将向前进攻,主要矛头指向丧失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目标是莱茵河。法军的战略目的是在德国笨重的战争机器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可是法军总参情报处是格朗梅松教条的好学生,根本就不想费事去了解敌方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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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有两个因素迫使德军总参谋部全面修改其战略计划。其一是德·里维耶的要塞防御体系,它的建成意味着,沿传统路线进攻法国,德军将付出惨重代价,战争将旷日持久。其二是法俄联盟,它意味着德国面临两线作战。以上现实迫使德国最优秀的军事家设计出自己同样出名的战略计划:这个人便是1891—1906年间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冯·施利芬(von Schlieffen)伯爵。按施利芬计划,德军应在俄国尚未动员完毕的时候,就以闪电战击败法国,然后集中全力回身对付东线。德国将故意削弱莱茵河一线的防守兵力,引诱法军主力向这一带进攻,同时德军主力迅速通过比利时包抄法军侧翼。德军将在巴黎以西执行巨型迂回动作,从后方包抄瑞士边境的法军主力。这个计划就像一扇旋转门,而法国的十七号计划实际上为这扇门的旋转增添了动量,正中施利芬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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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法国人来说幸运而对德国人不幸的是,施利芬的继任者小毛奇改动了这份伟大的计划。小毛奇虽然是伟大的老毛奇的侄子,可他们之间相似的地方,类似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他伟大的伯父之间相似的地方。小毛奇的意志不够坚强,又半心半意,他是“一战”期间一系列自取灭亡的平庸统帅当中的第一位。据说施利芬临死前最后的遗言是“加强右翼”,可是小毛奇害怕法军推这扇旋转门推得太用力可能引发的后果。结果在德军拥有援兵的时候,他把其中的8个师派往左翼,只派了1个师增援右翼。更糟糕的是,他削弱了东线战场的掩护兵力,结果在马恩河战役的紧要关头却不得不抽调2个军去东线拯救东普鲁士,因为俄军的威胁大大超过了预期,而这2个军本来可能会让胜利的天平倾向德国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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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1914年的德军跟1870年的德军相比强大了很多,可前者是大棒,而后者则是轻剑。德军在“一战”中没有进行过在萨多瓦战役中针对奥地利那样的佯动。如果说法军当中政治和宗教对军官晋升产生了恶劣影响的话,那么德军当中的“等级制度”也阻碍了像鲁登道夫那样出身寒微的优秀军官的晋升。德皇身边的人惯于愚蠢的溜须拍马。在进行图上演习的时候,德皇指挥的一方总是会大获全胜,这也对德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且进攻法国的德军足有150万之众,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支军队,像小毛奇那样能力平庸的人,是很难有效地指挥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的。德军的优势主要在于优秀的士官阶层、后备军系统(这套系统当年完全骗过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今天同样骗过了霞飞),以及先进的武器。法军每个团只有6挺被自己看不上的圣艾蒂安机枪,德军拥有效能极好的马克沁重机枪,而且将其下发到前线士兵,而不是归连部司务长集中掌管。法国陆军总共只有300门重炮,德军有3500门。法军重炮大多是19世纪80年代制造的,采用旧式120毫米口径,而且没有炮身制退复位机构,所以得架在炮位上使用,而德军装备的210毫米和150毫米大炮在各方面都碾轧法军的120毫米炮。在“超级重炮”方面,法军只能依赖有限的270毫米迫击炮,有些制造于1875年,而德军崭新的280毫米重炮能把重达750磅的炮弹发射到6英里以外。而且德军还拥有420毫米的巨怪“大伯莎”炮(Big Bertha),由克虏伯公司秘密制造,能够轰平被认为“坚不可摧”的比利时要塞,后来这些重炮让凡尔登的守军闻风丧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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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后曾有一名法国将军如此评价这种“寸土不让”的致命教条:“前线基层单位每一个营连都得到了此类要求立即收复失地的命令。他们会质疑,让前线的士兵们因地制宜地决定最好的反击策略不是更合适么?这个教条不允许指挥员暂时后撤几公里,把敌人从设防阵地引蛇出洞,然后用火力痛击使之乱作一团再发动反攻。”(引自Percin的《我们的步兵被屠杀》)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以上评论用在凡尔登战役期间真的是太贴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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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很多人误以为1918年德军用来炮击巴黎的超远程大炮的名字叫“大伯莎”,其实这是错的。真正的“大伯莎”炮(其名称来自克虏伯家族女继承人的名字)是短管迫击炮,射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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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2章 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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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不幸中弹的同志在身边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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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死亡又何足惧。坟墓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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