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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毫无疑问是个饕餮之徒，这既是他的主要优点也是缺点。他不是用心思考，而是用胃思考的，拥有和农民一样的先天的机灵劲儿。即便他的忠实拥趸和传记作者德马兹（Desmazes）将军也提到过霞飞学识异常缺乏。战前他几乎从不阅读军事理论书籍，战后他根本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分析世界大战的书，尽管他自己曾在这场大战中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他完全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黑格曾高高在上地评论霞飞，说“这个可怜的人不懂如何跟人争论，也很难看懂地图”。不过霞飞和黑格至少有两个地方很相像。一个是沉默寡言的性格（简直不知道他们两个在一起时有没有任何交流）。但是黑格的沉默寡言是因为不善言辞，而霞飞是因为他本就脑子空空。霞飞每次造访下级指挥部，部下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明确的指示，但从来都听不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有个挺有名的故事—一名炮兵上校就某个棘手的问题专程前来请教霞飞，总司令听了一会儿，然后拍拍上校的肩膀，简短地回答道：“你一向热爱你的大炮，这很好。”每当有政客攻击霞飞的时候，他都很善于以沉默应对，就像一只刺猬一样“把自己蜷缩成一团”，对手无可奈何，只好徒劳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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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魁梧的身材跟极佳的胃口给他带来的最大优势是极端坚强的神经以及几乎非人的冷静沉着。在总司令部驻地尚蒂伊，霞飞每天的生活极其规律。就算国家发生了灾难，他也绝不允许自己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每天早晨不算很早的时候，值班的军官向他简要汇报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件。11点，将官把需要签发的命令交给他。中午12点，霞飞会享用午餐，如果午餐有一点耽误，他就会勃然大怒，虽然不会在表面上发作出来。自卡斯特尔诺被任命为霞飞的参谋长后，霞飞午饭后一般都由卡斯特尔诺陪同，在尚蒂伊森林里散步—他背着手，左腿有点瘸—他们俩走到一条固定的长椅就会坐下来，霞飞打瞌睡，卡斯特尔诺发呆。下午，霞飞接见访客，5点，将官再次把下午的军令带给霞飞签署。傍晚7点，霞飞吃晚饭，饭后则立即上床睡觉。他睡得像孩子一样香，和蒙哥马利一样严令部下不得以任何理由打扰自己睡眠，重复一遍，任何理由都不行。霞飞痛恨电话，因为电话会打乱他的工作节奏，即便在马恩河战役的危急时刻，他都拒绝接听总统打来的电话。两名副官日夜值班保证霞飞的作息规律不受打扰，其中一个人是忠实的陶泽里埃（Thouzelier），霞飞亲昵地叫他“圣陶陶”（sacré Tou-Tou），后来霞飞去职，陶泽里埃是唯一追随霞飞离去的军官。在战争的危急时刻，霞飞会在“陶陶”的房间里，跨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两名副官通过电话传达命令。当战况危急时，唯一能从他那里看到的迹象，就是他会不停地把钢笔的笔帽拧下来再拧回去。这就是在那最关键的两年里，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军的司令进行指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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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回忆录里曾抱怨说，“一战”期间他作为低级军官奋战沙场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名旅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亲临过我所在的前线”。霞飞也不例外，他偶尔视察前方地区，也只有在授勋和检阅部队的时候才会见军长以下的军官。他无法忍受看到战争现实的残酷，因为那会打破他精神的宁静。这是霞飞和黑格第二个类似的地方。黑格的儿子曾说父亲“认为自己有义务避免视察伤员收容站，因为这会让他浑身不舒服”。霞飞有一次在给一名双目失明的士兵颁发军人勋章（Médaille Militaire）后说道：“我再也不能看这样的景象了……否则我就再也没有勇气下令进攻了。”这是唯一一次有关霞飞表露个人情绪的记载。霞飞篇幅冗长的回忆录当中没有一处提到过人的因素，也没有提到过手下士兵遭遇的可怕处境。在1914年，霞飞随时带着一个小笔记本，就像农民记录自己家有多少麦子一样记录着前线还剩多少弹药，如果霞飞在小本本上精确记录下伤亡数字的话，也许会对法国有更多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很多将军都无法有效地指挥手下突然变得很庞大的部队，所以经常会把伤亡看成军需总监账本上的数字而已，而霞飞作为一名工兵，一名技术军官，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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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法兰西这样一个热情外向、容易冲动的民族来说，霞飞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异乎寻常的沉着冷静。德皇曾预言过：“战争中神经更加坚强的那一方将会胜利。”有一名法军士兵在匆匆写下的日记里总结了前线士兵的感受，说法国“拥有一名最严峻的形势都无法将其动摇的领导人……1870年我们缺的就是这样一个人”。霞飞即便在自己的第十七号计划被粉碎的当口也没有惊慌失措，这拯救了法国。在马恩河战役中，如果是冲动的福煦来指挥，法军反攻也许会太早；如果是谨慎的贝当来指挥，法军反攻也许会太迟；而镇定自若的霞飞（在富有洞察力的加利埃尼的催促下）则抓住了最佳的反攻时机。但霞飞的这一性格优点中也潜藏着危险性。因为他一向睡得很香，于是全国到处都在传说“如果事态真的危急，他不会睡得那么香”，但这个说法经常会误导整个国家，也会误导霞飞本人对形势的判断。霞飞的自信不可动摇，他自己在1912年就预言说：“战争将会爆发，而我会打赢它。”即使在1914年11月，他还拒绝签署命令为部队普遍配发钢盔，他声称，“我们根本没时间造出足够多的钢盔，因为只要两个月，我就能拧断德国佬的脖子”。糟糕的是，法军总司令部里那帮阿谀奉承的军官们也沾染了这种自信和自负的乐观情绪，并相互影响，相互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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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长期在殖民地服役，不在本土，所以他面临的问题一如“二战”时期英属印度陆军的奥金莱克（Auchinleck）在指挥西部沙漠战役时所遭逢的。霞飞就任总司令的时候并不了解部下军官的服役记录，因此很难对法军将领的能力做出准确评判，可是当战争检测出军官的能力不足时，霞飞的反应甚是雷厉风行。到马恩河战役的时候，法军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2个、20名军长中的10个、72名师长中的42个要么被撤职，要么被派到利摩日（Limoges）出任闲职，以至于法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limoger”（调充闲职）。但是轮到应该清洗总部里那些德·格朗梅松的信徒时，霞飞就显得优柔寡断，这也许是因为总部那帮人的势力太强，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不够聪明，所以喜欢在身边留用一些平庸之辈。但可以确定的是，法军总司令部要为霞飞在位时法军许多最严重的军事灾难负责，而其在国内激起的敌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霞飞最终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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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总部独自驻扎在尚蒂伊的宫殿里，充斥着阴谋诡计和互相拆台的风气，让人想起路易十五的凡尔赛宫廷。多数军官都想踩着别人往上爬，结果总部的各个部门都不想跟其他部门通力合作，而是相互分割、自成一体，搞独立王国。英国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很少说出金句，却有一段形容英国陆军部的妙语。他说陆军部里只有三种人，“一种人欺骗公众，另一种人欺骗内阁，而第三种人欺骗自己”，这话用来形容“一战”的法军总部更加贴切。法军总司令部二处（情报处）用来计算德军损失的方法很奇怪，它基于某种令人惊叹的种族自信，假设每2名法军阵亡就会有3名德军被打死。其实，真实情况往往总是反过来的。三处（作战处）被二处的情报所迷惑，制订出来的作战计划完全是在纸上谈兵，出了尚蒂伊这座象牙塔根本行不通。法军总部拥有自己庞大的宣传机构，任务是欺骗外界，所以总是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法军总部里最典型的一名军官，可能就是派驻普恩加莱总统办公室的联络官佩纳隆（Pénélon）将军，他被称为“四月微笑”（April Smiles），能把最糟糕的灾难说成伟大的胜利。1914年之后，法国政府得不到人民信任，权力根基削弱，因此几乎无法干预法军总部这样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强大独立王国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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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霞飞的作用总结为：因为霞飞，战争几乎打输了，可要是没有他，战争肯定会打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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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15年，德军都在俄国战场上采取凌厉的攻势，却在法国战场上保持着防御的态势。唯一例外是德军4月份在伊普尔发动的第一次毒气攻势，那次德国人几乎突破了防线。同时霞飞和法军总部遵循着所谓的“蚕食策略”（grignotage），顽固不化但代价高昂地不断试图消耗德军实力，有人把这种战略形容为“想用没装好的假牙去咬穿一扇铁门”。法军发动了一系列攻势，每次都试图突破德军防线，迫使德军撤到开阔地带。（黑格和霞飞的乐观主义臭味相投，他在年初曾告诉《泰晤士报》记者雷平顿［Repington］，只要有足够的炮弹，“我们能在好几处地方闲庭信步般地走过德军防线”。）可是每次德国人只是在坚硬的白垩土地上更顽强地掘壕据守。5月，福煦用18个师在阿图瓦（Artois）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只有贝当的33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只前进了2英里，而且没有后备队来填补缺口、扩大战果。法军损失了102,500人——两倍于德军——然后被迫停止进攻。9月，霞飞再次发动进攻，这次还有一个目的是救援东线被兴登堡-鲁登道夫攻势打得屁滚尿流的俄国人。霞飞的9月攻势比上次更加雄心勃勃，法军同时在阿图瓦和香槟发动进攻，英军则在卢斯发动自己在本次大战中的第一次主要攻势。进攻前的炮击比以往更加猛烈，可是持续时间太长了，等到步兵发起冲锋的时候已经完全丧失了突然性。德军在应对春季的阿图瓦攻势时还只设有一道防线，可是这次在香槟，法军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之后，却被德军第二道防线上的机枪纷纷扫倒。这第二道防线乃是德军在法军警示性炮击下，匆匆在第一道防线高地的反斜面挖就的。这次就连贝当也无功而返，他的33军只攻占了一处公墓。在香槟地区，卡斯特尔诺在无望达成突破的形势下错误地一味坚持进攻，以为已经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了一处突破口。法军伤亡之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法军损失242,000人，德军损失141,000人；在卢斯，英军损失50,380人，德军损失2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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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每次攻势失败基本上都是因为缺乏重炮和各种类型的弹药。贝当在阿拉斯地区的20英里正面只有400枚炮弹，更糟糕的是，粗制滥造的法国炮弹在半年时间里炸膛毁掉了600多门大炮，炸死操作大炮的炮手。法军的75毫米野战炮只能毁伤德军掩体工事的表面，结果发起冲锋的法军往往被孤立的一挺从炮击中幸存下来的德军机枪扫射，纷纷倒地。后来在凡尔登参战的一名法军军官这样形容阿图瓦秋季攻势的典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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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团的300名官兵秩序井然地躺倒在地。枪声一响，军官们发出口令，“整队”，然后所有人马上都被打死了，仍然排列着和检阅时一样整齐的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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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军官顽固地抱着德·格朗梅松的信条不放，拒绝手持步枪混同于普通士兵，他们在冲锋队形前面身先士卒，挥舞着手杖，成百上千地倒在德军火力之下。法军的进攻形成了刻板而沉闷的惯例：首先开始炮火准备，步兵在前沿焦虑地等待，然后发起冲锋，大概只有幸运的一小撮士兵（一般都很少）能活着冲到德军的第一线堑壕，用刺刀把幸存的守军赶跑。简短的战斗间隙之后，敌军将致命的弹幕降临到被占领的堑壕，然后发动不可避免的反攻，最后法军幸存的士兵太少，守不住阵地，被赶回己方出发阵地。当初发动冲锋的部队只剩下少数幸存者，四分之三到九成的部队要么已经阵亡，要么受了重伤被挂在两军之间无人区的铁丝网上动弹不得，这里和1870年的格拉沃洛特战役不同，双方不会安排一次停战来救护伤兵，伤兵只能指望敌军的机枪手来终结自己的生命—这算是做了一件善事。1915年就这样在血腥而彻底的僵局中过去了。法国已经损失了一半的正规军军官，他们不是阵亡就是残废，法军阵亡人数已经接近英国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这么重大的牺牲只换来一个“这样下去，打不赢”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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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不应该忘记俄国人对“马恩河奇迹”所做的贡献。俄国不等自己的部队动员完毕就对东普鲁士发动了奇袭，结果在法国战局最关键的时刻，小毛奇被迫把西线急需的两个军调往东线救急。在后来的战争进程中，俄国不止一次出手救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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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3章 法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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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沉入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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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不是消亡就是被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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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为盲人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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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人牵引着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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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瑞尔·冉威尔，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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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著名的寓言说的是一个人往玩具熊里面填充火药。他精准地按比例配置火药，以确保成分和比例都准确无误。他用一张大纸把配好的火药卷成筒，正要把火药筒顺着熊的喉咙塞进去。可是玩具熊提前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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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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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是协约国军队最失败的一年，对德奥两国来说，在这一年赢得战争的希望比往后任何一年都要大。协约国在西线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在东线则面临着更严重的灾难。德国人意识到协约国在法国战场不可能达成突破，于是得以在东线集中兵力把装备极端落后的俄军打退到波兰以东，换了欧洲列强当中其他任何一国，遭受了俄国那样的损失早就投降了。到1915年9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已经俘虏了75万俄军，几乎合围了俄军主力。加利波利战役在战略观念上是如此天才，可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其他战役一样，成败似乎就在一线之间，最终却还是由防御一方获得了胜利。英勇的塞尔维亚在表面上是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现在也屈膝投降了，她勇敢的国王被迫坐着牛车穿越阿尔巴尼亚山区逃亡。杰利科（Jellicoe）海军上将指挥的让人望而生畏的无畏舰群紧张地躲在基地的反潜防护网背后，没有赢得一场决定性的光辉灿烂的海上大捷，让英国公众和盟友深感失望。相反，蒂尔皮茨（Tirpitz）指挥的德国战列巡洋舰队却肆无忌惮地炮击着英国沿海的斯卡伯勒（Scarborough）和哈特尔浦（Hartlepool），同时英国海军对越来越严重的潜艇战威胁似乎也束手无策。5月，“露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击沉，激怒了美国，可是还不足以让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就连在东非战场，狡猾的冯·列托-福尔贝克（von Lettow-Vorbeck）指挥下的一小撮德国土著部队也成功地牵制住了十倍于己的英帝国部队。协约国处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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