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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军官顽固地抱着德·格朗梅松的信条不放,拒绝手持步枪混同于普通士兵,他们在冲锋队形前面身先士卒,挥舞着手杖,成百上千地倒在德军火力之下。法军的进攻形成了刻板而沉闷的惯例:首先开始炮火准备,步兵在前沿焦虑地等待,然后发起冲锋,大概只有幸运的一小撮士兵(一般都很少)能活着冲到德军的第一线堑壕,用刺刀把幸存的守军赶跑。简短的战斗间隙之后,敌军将致命的弹幕降临到被占领的堑壕,然后发动不可避免的反攻,最后法军幸存的士兵太少,守不住阵地,被赶回己方出发阵地。当初发动冲锋的部队只剩下少数幸存者,四分之三到九成的部队要么已经阵亡,要么受了重伤被挂在两军之间无人区的铁丝网上动弹不得,这里和1870年的格拉沃洛特战役不同,双方不会安排一次停战来救护伤兵,伤兵只能指望敌军的机枪手来终结自己的生命—这算是做了一件善事。1915年就这样在血腥而彻底的僵局中过去了。法国已经损失了一半的正规军军官,他们不是阵亡就是残废,法军阵亡人数已经接近英国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这么重大的牺牲只换来一个“这样下去,打不赢”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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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不应该忘记俄国人对“马恩河奇迹”所做的贡献。俄国不等自己的部队动员完毕就对东普鲁士发动了奇袭,结果在法国战局最关键的时刻,小毛奇被迫把西线急需的两个军调往东线救急。在后来的战争进程中,俄国不止一次出手救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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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3章 法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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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沉入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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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不是消亡就是被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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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为盲人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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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人牵引着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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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瑞尔·冉威尔,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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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著名的寓言说的是一个人往玩具熊里面填充火药。他精准地按比例配置火药,以确保成分和比例都准确无误。他用一张大纸把配好的火药卷成筒,正要把火药筒顺着熊的喉咙塞进去。可是玩具熊提前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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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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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是协约国军队最失败的一年,对德奥两国来说,在这一年赢得战争的希望比往后任何一年都要大。协约国在西线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在东线则面临着更严重的灾难。德国人意识到协约国在法国战场不可能达成突破,于是得以在东线集中兵力把装备极端落后的俄军打退到波兰以东,换了欧洲列强当中其他任何一国,遭受了俄国那样的损失早就投降了。到1915年9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已经俘虏了75万俄军,几乎合围了俄军主力。加利波利战役在战略观念上是如此天才,可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其他战役一样,成败似乎就在一线之间,最终却还是由防御一方获得了胜利。英勇的塞尔维亚在表面上是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现在也屈膝投降了,她勇敢的国王被迫坐着牛车穿越阿尔巴尼亚山区逃亡。杰利科(Jellicoe)海军上将指挥的让人望而生畏的无畏舰群紧张地躲在基地的反潜防护网背后,没有赢得一场决定性的光辉灿烂的海上大捷,让英国公众和盟友深感失望。相反,蒂尔皮茨(Tirpitz)指挥的德国战列巡洋舰队却肆无忌惮地炮击着英国沿海的斯卡伯勒(Scarborough)和哈特尔浦(Hartlepool),同时英国海军对越来越严重的潜艇战威胁似乎也束手无策。5月,“露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击沉,激怒了美国,可是还不足以让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就连在东非战场,狡猾的冯·列托-福尔贝克(von Lettow-Vorbeck)指挥下的一小撮德国土著部队也成功地牵制住了十倍于己的英帝国部队。协约国处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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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颓废的一年”接近年终的时候,双方都开始为1916年的战争制订计划。12月6日,霞飞在尚蒂伊的总部召开了历史性的协约国指挥官联席会议。这是协约国各方召开的第一次协调战争政策的会议,其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霞飞的手中。直到1918年的军事灾难把福煦推上联军总司令的位置之前,一直都不存在一个像“二战”中艾森豪威尔那样的战区联军司令,而1915年底的霞飞离这样一个角色已经很接近了。大战爆发时各国的总司令中,小毛奇已在马恩河之战后被法金汉所取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被撤了职,约翰·弗伦奇爵士将军也快要丢官了。只有霞飞还在位,地位比以往更加稳固,而且法国仍然是协约国里的中流砥柱。在霞飞的影响下,协约国代表们一致同意,决定性击败德国的唯一希望,在于东西两线协同,倾尽全力同时发动攻势,辅之以由意大利对奥地利发动的进攻。霞飞在身边那些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幕僚的影响下,谈到了香槟和阿图瓦进攻战役所谓的“巨大的战术成功”。这两次进攻的最终失败被一笔带过了,而法军总部的数学家们则宣布德国的后备部队已经被消耗完了。协约国同意在西线重复1915年的攻势,只不过这次的规模更大,英法将合力在索姆河两岸发动进攻。作战计划很简单也没什么想象力,很合新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黑格的胃口。黑格和霞飞继续商讨,逐渐明确了进攻计划的细节,法军将在索姆河以南25英里宽的正面动用40个师进攻,而英军的攻势将在索姆河以北展开,正面宽度15英里,兵力大约25个师。这次总攻再也不会出现中道乏力的问题了,协约国将预先准备足够的重炮和弹药,还会等英国新组建的“基钦纳陆军”完全准备就绪,才发动攻势。他们要等到夏天才开始。可是,玩具熊提前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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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整场世界大战中最古怪的角色粉墨登场,他的个性和意图直到今天都仍然模糊不清,像是一个谜团。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出身背景平平无奇,战前的履历也并不耀眼。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容克军官。和外国人通常的想象相反,所谓容克贵族并不富有,更不是拥有大片田产的封建地主。其实,他们一般都是穷困的小地主,唯一的共同资产就是可以一直上溯到中世纪的贵族家世。他们要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德国东部贫瘠的沙土地里刨食,生活艰苦,所以容克地主家族的子弟才会觉得从军是个有吸引力的去处。这种背景也塑造了普鲁士军队的基本特点,那就是斯巴达式的作风。法金汉家族领地位于托伦(Thorn)附近的一处简陋的庄园,那里在1945年波德边境西移之前很久就处于波兰腹地。在中世纪,托伦是条顿骑士团的主要据点之一,条顿骑士团数百年来自诩为西方文明抵御波兰人和其他东方野蛮民族的壁垒。法金汉家族自豪地宣称自己的祖先能追溯到条顿骑士团,一直到12世纪。数百年来,这个家族有很多人选择了从军,其中一位曾在腓特烈大王麾下担任将军,并在里格尼茨战役中获得过功勋勋章(Pour le Mérite)。①所以埃里希和他哥哥不约而同地选择陆军作为人生归宿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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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 1916年2月21日西线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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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地图均为原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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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金汉生于1861年,比霞飞小近10岁。他25岁结婚,这也是世人所知的唯一有关他私生活的细节了。他26岁进入军事学院。即便最推崇他的传记作者,也未能在他的学院生活和之后的军旅生涯中找出一丝一毫表明他智力高于常人的迹象,更找不出他“如饥似渴”地精研高深军事理论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法金汉跟黑格、霞飞很像。他的职业生涯还有一点跟黑格类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两人作为普通军官后来能蹿升至顶峰,都得益于君主的大力提携。法金汉32岁成为总参谋部的上尉,3年后的1896年作为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一员被派往中国。德国顾问团还没开始工作,就因俄国人的抗议而被迫解散,因为俄国人很警惕,不想看到当时无能的清政府加强军事实力。法金汉当时已经到了中国,于是被转派出任清军湖北武备学堂的总教习。不过他干了不到两年就辞职了,抱怨说学员的年龄不是太老就是太小,他干不成任何事情。此时,义和团运动爆发,已是少校军衔的法金汉受八国联军总司令冯·瓦德西委派,在天津的临时政府任职。他在天津展现出很高的工作效率和一定的铁腕手段,在一片混乱的形势当中恢复了秩序。他拆除了部分古老而神圣的北京城墙,以改善城内外的交通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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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法金汉从中国发回的详细报告引起了德皇的注意。1902年,他从远东回国,指挥一个野战步兵营,当时已经41岁了。1906年,他出任驻扎在梅斯的第16军的参谋长。军长是冯·普里特维茨(von Prittwitz)将军,此人既无能又容易慌乱,后来在大战初期指挥东普鲁士的德军部队时,差点引发了一场彻底的军事灾难。法金汉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独揽了整个军的大权,越来越倾向于绕过军长发号施令。连局外人都看得出来冯·普里特维茨依赖参谋长,在夏季演习当中,法金汉掌控局势的能力给德皇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从此简在帝心。1911年,他作为一名野战军军官当上了近卫军的团长,在当时,无论在德军还是英军中,这都是异乎寻常的恩遇。第二年,法金汉晋升少将,再次出任参谋长,也再次跟部队主官闹不和。1913年,他在几乎想要申请调职的时候,又被提升了一级,担任陆军部长。法金汉惊讶不已,他的同僚军官们倒多多少少能够预见到这一步。最后在1914年9月小毛奇倒台的时候,法金汉登上了军事生涯的顶峰,当时他才即将满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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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参谋长越过了众多高级将领而上位,但比这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在以后好几个月里还兼着陆军部长的旧职。用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准来说,这就好比“二战”英军的阿兰-布鲁克(Alan-brooke)元帅兼任帝国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还承担起国防部长的大部分职责一样。法金汉身兼两职,比协约国方面任何一位领导人在战争指导方面的权力都要大,而且他的职权范围远远超出指导陆上战争的范畴。可是,拥有如此重大职责的他,以往的指挥和战斗经验却还不如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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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看到法金汉的画像第一反应绝对是“这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他的头发修剪得很短,鼻梁挺直,脸部轮廓严肃而精神饱满。他的双眼眼角和很多普鲁士军官那样稍向下弯—这也许显示在某个久远的历史年代,条顿骑士的血液里曾混入了少量草原游牧民族的好战血统。他的双眼闪烁着智慧的寒光,显示着冷血无情甚至残忍的性格。但是,在谈及他的嘴巴时,整个画风却变了,尽管他也留着好战军人的典型的胡须,但这不是一名坚毅的领导人、实干家应有的嘴巴,而是一张显得犹豫不决、思绪繁多且内向的嘴,敏感而有酒窝的下巴形状也加强了这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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