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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整场世界大战中最古怪的角色粉墨登场，他的个性和意图直到今天都仍然模糊不清，像是一个谜团。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出身背景平平无奇，战前的履历也并不耀眼。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容克军官。和外国人通常的想象相反，所谓容克贵族并不富有，更不是拥有大片田产的封建地主。其实，他们一般都是穷困的小地主，唯一的共同资产就是可以一直上溯到中世纪的贵族家世。他们要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德国东部贫瘠的沙土地里刨食，生活艰苦，所以容克地主家族的子弟才会觉得从军是个有吸引力的去处。这种背景也塑造了普鲁士军队的基本特点，那就是斯巴达式的作风。法金汉家族领地位于托伦（Thorn）附近的一处简陋的庄园，那里在1945年波德边境西移之前很久就处于波兰腹地。在中世纪，托伦是条顿骑士团的主要据点之一，条顿骑士团数百年来自诩为西方文明抵御波兰人和其他东方野蛮民族的壁垒。法金汉家族自豪地宣称自己的祖先能追溯到条顿骑士团，一直到12世纪。数百年来，这个家族有很多人选择了从军，其中一位曾在腓特烈大王麾下担任将军，并在里格尼茨战役中获得过功勋勋章（Pour le Mérite）。①所以埃里希和他哥哥不约而同地选择陆军作为人生归宿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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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 1916年2月21日西线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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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地图均为原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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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金汉生于1861年，比霞飞小近10岁。他25岁结婚，这也是世人所知的唯一有关他私生活的细节了。他26岁进入军事学院。即便最推崇他的传记作者，也未能在他的学院生活和之后的军旅生涯中找出一丝一毫表明他智力高于常人的迹象，更找不出他“如饥似渴”地精研高深军事理论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法金汉跟黑格、霞飞很像。他的职业生涯还有一点跟黑格类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两人作为普通军官后来能蹿升至顶峰，都得益于君主的大力提携。法金汉32岁成为总参谋部的上尉，3年后的1896年作为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一员被派往中国。德国顾问团还没开始工作，就因俄国人的抗议而被迫解散，因为俄国人很警惕，不想看到当时无能的清政府加强军事实力。法金汉当时已经到了中国，于是被转派出任清军湖北武备学堂的总教习。不过他干了不到两年就辞职了，抱怨说学员的年龄不是太老就是太小，他干不成任何事情。此时，义和团运动爆发，已是少校军衔的法金汉受八国联军总司令冯·瓦德西委派，在天津的临时政府任职。他在天津展现出很高的工作效率和一定的铁腕手段，在一片混乱的形势当中恢复了秩序。他拆除了部分古老而神圣的北京城墙，以改善城内外的交通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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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法金汉从中国发回的详细报告引起了德皇的注意。1902年，他从远东回国，指挥一个野战步兵营，当时已经41岁了。1906年，他出任驻扎在梅斯的第16军的参谋长。军长是冯·普里特维茨（von Prittwitz）将军，此人既无能又容易慌乱，后来在大战初期指挥东普鲁士的德军部队时，差点引发了一场彻底的军事灾难。法金汉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独揽了整个军的大权，越来越倾向于绕过军长发号施令。连局外人都看得出来冯·普里特维茨依赖参谋长，在夏季演习当中，法金汉掌控局势的能力给德皇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从此简在帝心。1911年，他作为一名野战军军官当上了近卫军的团长，在当时，无论在德军还是英军中，这都是异乎寻常的恩遇。第二年，法金汉晋升少将，再次出任参谋长，也再次跟部队主官闹不和。1913年，他在几乎想要申请调职的时候，又被提升了一级，担任陆军部长。法金汉惊讶不已，他的同僚军官们倒多多少少能够预见到这一步。最后在1914年9月小毛奇倒台的时候，法金汉登上了军事生涯的顶峰，当时他才即将满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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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参谋长越过了众多高级将领而上位，但比这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在以后好几个月里还兼着陆军部长的旧职。用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准来说，这就好比“二战”英军的阿兰-布鲁克（Alan-brooke）元帅兼任帝国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还承担起国防部长的大部分职责一样。法金汉身兼两职，比协约国方面任何一位领导人在战争指导方面的权力都要大，而且他的职权范围远远超出指导陆上战争的范畴。可是，拥有如此重大职责的他，以往的指挥和战斗经验却还不如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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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看到法金汉的画像第一反应绝对是“这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他的头发修剪得很短，鼻梁挺直，脸部轮廓严肃而精神饱满。他的双眼眼角和很多普鲁士军官那样稍向下弯—这也许显示在某个久远的历史年代，条顿骑士的血液里曾混入了少量草原游牧民族的好战血统。他的双眼闪烁着智慧的寒光，显示着冷血无情甚至残忍的性格。但是，在谈及他的嘴巴时，整个画风却变了，尽管他也留着好战军人的典型的胡须，但这不是一名坚毅的领导人、实干家应有的嘴巴，而是一张显得犹豫不决、思绪繁多且内向的嘴，敏感而有酒窝的下巴形状也加强了这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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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破解法金汉性格至关重要的一点。他的履历的确处处显示出一贯的无情：战前他在议会里坚决主张军官有决斗的权利，声称“这是维护陆军荣誉的重要手段”。也是他批准在伊普尔战役首次运用毒气，推崇无限制潜艇战和对平民进行无差别轰炸，作为对协约国空袭的报复手段。他对新闻界和“人民”抱有容克阶级惯常的蔑视态度，对伤亡数字甚至比霞飞或者黑格更加无动于衷。他用直接的铁腕手段指导自己和部下的工作，自身的工作能力也近乎无限。如果说他有任何错误的话，那就是他承担了太多责任，同时想要出现在各个地方。他对战略局势的把握经常是相当精准的，德国之所以能从马恩河战役的灾难低谷中走出来，走到1915年底的高峰，大部分要归功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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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冷酷缺乏鲁登道夫那样坚韧不拔的明确目标，他的犹豫不决和过分谨慎经常把本来可以到手的全胜变成了胜负参半。在伊普尔战役中，当毒气奇袭在英军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缺口的时候，法金汉却没有乾坤一掷的气魄。当鲁登道夫就快要在东线打一个甚至比坦能堡会战更辉煌的大胜仗的时候，法金汉却认为鲁登道夫的攻势胃口太大，紧张地取消了行动。他能消除敌人一时的威胁，却没有打歼灭战的大气魄。因为谨慎和犹豫，他曾经拒绝了奥地利军队设计的一款坦克，还回绝了奥斯曼向西线派出精锐的提议，而这支生力军原本可以为西线提供紧缺的决定性预备队。他从未能充分利用德国在东西两线迅速调动的内线优势来达成暂时的兵力优势。他的指导思想是确保一切地区的安全，利德尔·哈特对此敏锐地指出，“他的行动和思维方式不像是指挥一支强大的、离胜利只有咫尺之遥的军队的统帅，而更像是在竭力避免即将来临的失败”。就连倒台的小毛奇都看出了法金汉的性格弱点，他在1915年1月给德皇写信说，自己的继任者“虽然具有顽强的意志力，但对祖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他在精神和灵魂上不具有内在的力量来构思并执行宏大的战略行动……”。可是当时法金汉圣眷正隆，小毛奇的进谏只落得个严旨申斥的回应。最后，在他手下最能干的参谋军官之一鲍尔（Bauer）上校的眼里，法金汉“总的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能够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家或者议会领袖，却不是优秀的将军”。（不过也得承认，鲍尔是法金汉的对手鲁登道夫的私淑子弟，而且他写这番评价难免有事后诸葛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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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话来讲，法金汉是个“锯了嘴的葫芦”。霞飞和黑格都算得上不善言谈，贝当在幕僚的眼里也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可是我们还能知道他们私生活和思想的一鳞半爪，而对法金汉，后人根本无从了解。他的一位传记作者形容他是“孤独的将军”，可他的特立独行是刻意为之。法金汉没有知心朋友，没有亲信，不党不群，更没有像兴登堡或鲁登道夫那样的公众魅力，结果当他在德皇那里的影响力开始衰退的时候，他去职的命运就注定了。他用尖刻伤人的冷言冷语把自己的真实想法紧紧掩藏起来，就像掩藏希腊神话中的金羊毛，不让阿耳戈英雄们发现。扮演从不睡觉的恶龙的是他的总参作战处长塔本（Tappen）上校，这位上校性格执拗，脑子也转得不快，嘴却和上司一样紧，有一个同僚写道，“很少有军官像他那样遭部下恨”。就连法金汉的战争回忆录也是用冷淡的第三人称写就的，就因为这种冷淡到近乎非人的性格特征，让人摸不透他进攻凡尔登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法金汉性格当中的第一个特点—犹豫不决—将来会在凡尔登战役当中给法德双方带来令人痛心的悲剧，而第二个特点，也就是对保密近乎病态的偏执，源于他离群索居的性格，将来会导致他在凡尔登战役的最终失败，最终甚至导致同盟国输掉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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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上旬，法金汉起草了一份致德皇的长篇备忘录，开头对战争局势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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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已经接近精疲力竭……俄军还没有被完全击败，但是其进攻能力已经受到严重摧毁，不可能再恢复到旧日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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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金汉据此推断说，战争还在继续仅仅是因为“英国对其盟国仍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由此他指出，德国最致命的敌人是大不列颠。“历史上英国反对荷兰、西班牙、法国和拿破仑帝国的战争正在重演。敌人绝不会对德国心慈手软……”德国也无法长时间对英国维持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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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敌国拥有人力物力方面的优势，其扩张资源的速度远快于我国。照此趋势发展下去，终有一天双方实力的平衡将被打破，德国将丧失一切胜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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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该如何打击这个死敌呢？德军无法攻击英国本土。在两河流域甚至苏伊士运河地区战胜英国也不能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而如果失败，德国将会在其盟国当中丧失威望。法金汉接下去否定了在欧洲大陆上对英军采取决定性攻势的一个又一个替代方案：弗兰德斯攻势不现实，因为“地形原因”；弗兰德斯南部也不行，因为需要大约30个师的兵力，而他声称这么庞大的兵力会把其他战线的后备兵力抽调一空。所以德国在任何地区都无法给予英国致命一击，“这种形势当然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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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法金汉不无道理地论证道：“但是，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如果我们认识到，英国在欧洲大陆上运用自己的兵力所进行的战争，充其量只具有次要的意义而已。英国在欧洲真正的武器是法军、俄军和意大利军队。”法金汉认为，如果能击落这几样武器，就能够终结“英国对毁灭的渴望”，不过他在接着论证如何打落这三件武器之前，先审视了德国拥有的唯一一件确实能够直接打击英国的武器。“海军当局做出明确承诺，无限制潜艇战能在1916年内迫使英国屈膝投降”，这一可能性应该予以全力争取。就算这样做将把美国拉进战争，但等到美国参战时，一切已成定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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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法金汉论证了“如何摧毁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武器”。他首先轻蔑地否定了意大利的作用，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早已跃跃欲试地想要一劳永逸地消灭意军。此外，德国在俄国战线上迫切需要奥军的帮助。法金汉下一步分析了俄国的局势，他认为，“即便俄国没有发生大规模革命，我们也可以很安全地假定，俄国内政方面的棘手问题将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迫使它屈服”。法金汉继续评论说：“进攻莫斯科对我们来说毫无价值。”希特勒如果也有他这样的眼光，会少走很多弯路。在俄国战场唯一有价值的作战目标是拿下乌克兰，但这样也会让罗马尼亚站到协约国一边。不过这位谨慎的将军接下来说，通向乌克兰的交通设施不足，而且德国也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攻势。所以德国最好不理睬俄国，让它在自己的麻烦当中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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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这份文件就提出了这次大战中最有争议性的德国战略。德国内部和英国一样分东方派和西方派，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法金汉在1915年底就已经成为西方派的一员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追随者则是东方派，而施利芬的信徒坚信德国一定要在一条战线上集中兵力，这些人也支持东方派，认为德国如果运用1916年初能够集中起来的优势兵力，最有希望求得决定性战果的地方是在俄国。战后，从利德尔·哈特到丘吉尔等几乎所有协约国的战略家们众口一词地支持东方派，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德国只需要浪费在凡尔登的一半的努力、四分之一的伤亡，就能在“富饶的乌克兰战场上”克服交通设施方面的恶劣条件，这种论调给了德国的东方派证实自己正确性的口实。这样做很可能迫使俄国提前一年退出战争，而且就算俄国坚持下来，同盟国夺取了乌克兰的小麦和原材料以后，也能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封锁之下坚持更长的时间。可是对协约国来说幸运的是，1916年在德国掌权的是法金汉，而不是鲁登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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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金汉冗长的备忘录终于说到了最重要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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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只剩下法国了……如果我们能让法兰西人民认清军事上的现实，认识到他们毫无希望，那法国就会崩溃，英国手中最好的一柄剑也就会被打落。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并不需要去尝试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大规模突破敌人防线的方法，而且我们反正也没有足够兵力去做到这一点。在西线战场法军防守的地段，我军可以在攻击能力范围之内找到这样一些目标，法军总部将被迫投入他们最后一点兵力不惜代价地加以保卫。如果他们真的不惜代价防守，那么不管我们有没有攻下这些目标，法国都将流尽最后一滴血②，因为根本不存在主动撤退的可能性。如果法军没有死守而我们拿下了这些目标，那么法国的民心士气也将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德国则不需要为了狭窄正面上的有限进攻而动员太大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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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虑的此类目标是贝尔福和凡尔登，这两处都符合上述的条件，但我更倾向于凡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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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忘录结尾，法金汉在论证为什么更倾向于凡尔登时给出的解释不那么令人信服。他认为，法军如果从凡尔登出发发动进攻，可能会对整个德军防线正面造成严重威胁。其实法军总部里即使最弱智的作战计划人员也从没有设想过从这样一个三面被德军包围的突出部发动攻势，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处于德军炮火的打击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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