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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诺的全名是诺尔·马利·约瑟夫·爱德华·德·屈里埃·德·卡斯特尔诺子爵，他跟福煦、霞飞一样是个容易冲动的比利牛斯人，但他同时还是一名贵族，是戎马世家之后。德·卡斯特尔诺家族参加了法国历代几乎每一场战争，并且功勋卓著。拿破仑大帝手下就有一位德·卡斯特尔诺将军，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手下另外一位卡斯特尔诺还在色当投降之后陪伴退位的皇帝流亡国外。目前的这位德·卡斯特尔诺家族族长时年65岁，也参加过普法战争。他是德·格朗梅松进攻学派的主要倡导人，这一方面与他的家世背景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普法战争可耻的失败。就是他在1913年对里尔卫戍司令勒巴（Lebas）将军说“我根本不想要任何要塞”。但是德·卡斯特尔诺同时还拥有出众的头脑、敏捷的反应能力和灵活性，这一点上，他跟法军参谋部里的其他进攻学派的信徒有很大区别。开战后的最初几个星期，他手下的第2集团军按照第十七号计划疯狂地发动进攻，结果遭受了全军最大的损失，但这也促使他做出了戏剧性的转变。德·卡斯特尔诺利用地形优势进行过成功的防御战，守住了至关重要的南锡城，当时大多数法国将军都打不出如此漂亮的防御战。我们知道，德·卡斯特尔诺在凡尔登战役爆发之前，就在1月份视察过这里，下令匆匆构建了一道“中间防线”，这是他为凡尔登防御部署做出的重要贡献。法军如果有足够时间完成他下令修建的第三道防线的话，就有可能完全阻止德军在24日达成的突破。德·卡斯特尔诺在军中能爬到这么高的职位，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此人的能力非凡，因为当时法兰西共和国还没完全从德雷福斯事件的阴影下走出来，卡斯特尔诺的家世和宗教背景都对他在军中晋升不利。全军都知道他的外号叫“战斗修士”（le Capucin Botté），他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耶稣会私人告解神父，此人还是他的侄子，有着拉伯雷式的土味幽默感。据说卡斯特尔诺虽然很长寿，一直活到“二战”结束，但笃信宗教和保守主义这两点让他最终都没能拿到元帅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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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德·皮埃尔福（Jean de Pierrefeu）曾捎带揶揄口吻地写过一本生动的法军总司令部编年史，他这样描述德·卡斯特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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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开朗精干的小个子男人，讲话语速很快但是很友好。他的军人仪态和白色的唇髭让人一望便知此人是一名典型的法国骑兵军官。在法军总部里，所有不拉帮结派的军官都绝对拥护他。每次他一走进酒店，①不用说话，只需要用手杖轻敲地板，以小孩子般灵动而又明亮的目光扫视周围，就自然而然会有人上前殷勤招呼，以为他效劳为荣。他总是能用一两句简单的致意就让人心花怒放，让别人在瞬间变成自己的崇拜者。这个小个子男人机警而充满正能量，让人觉得诚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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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尚蒂伊总部里那些老练的参谋们崇拜德·卡斯特尔诺，前线的士兵也同样尊敬他，这个总是裹在黑色长披风里的矮胖身影总是有着某种魔力，能让战后疲惫不堪的部队重新振作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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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卡斯特尔诺在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从实战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但他仍然是福煦学派的“进攻将军”。普恩加莱总统曾回忆说，1916年有一次就连福煦本人都对协约国的攻势表示出了怀疑态度，德·卡斯特尔诺却不耐烦地对此疑虑“大发雷霆”。在凡尔登战役最危急的几周里，德·卡斯特尔诺有一次在去利兹饭店用餐的路上对身材魁梧的《泰晤士报》记者雷平顿中校说：“法兰西民族宁可一战，绝不接受德国人的奴役。”此话让雷平顿印象颇为深刻。雷平顿中校虽然日常混迹于巴黎的社交圈，但他对军事事务的触觉还是很敏锐的。德·卡斯特尔诺抗战到底的决心不仅与他的家世传统和个性有关，还有个人原因：他3个儿子都为了祖国牺牲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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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凌晨匆匆赶赴凡尔登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出场时间虽短，却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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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斯特尔诺在朗格勒位于阿维兹（Avize）的集团军群司令部稍作停留，安抚那里的悲观情绪，还给可怜的埃尔将军打了个电话，提前警告他绝不能再丢一寸土地，“否则将面临最严重的后果”。他在25日早餐时分抵达凡尔登，发现埃尔将军“灰心丧气，而且有点疲惫”，不过这一点也不奇怪。德·卡斯特尔诺尽管彻夜未眠，还是立刻就前往默兹河右岸地区着手整顿防务。前线的失败还在继续，幕后法军各级司令部里的气氛却已经开始出现奇迹般的变化。那一天“他给所到之处带来了决心和秩序”。卡斯特尔诺观察着前线的地形，很快便对形势有了敏锐的判断。25日下午3点半，几乎正当孔策中士跳进杜奥蒙堡之际，德·卡斯特尔诺打电话告诉法军总部他的结论：凡尔登能够守住。德·卡斯特尔诺认为，法军可以在己方保有的默兹河右岸交错的山脊间进行有效的防御，绝不能向左岸撤退。他同时建议任命贝当负责左岸防务，并统管右岸地区，“疲惫的”埃尔将军应以贝当顾问的身份暂时留任，然后悄悄地被“赋予闲职”（和埃尔同命运而且更早就丧失了名誉的将军们有巴普斯特、德·博纳瓦尔和克雷蒂安）。德·卡斯特尔诺有全权便宜行事，不经霞飞批准就立即向贝当发布了必要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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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斯特尔诺的当机立断不但影响了凡尔登战役的进程，甚至也不仅仅影响了战争的结局，可以说对以后整个法国的历史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后，当凡尔登已然确定无疑地可以守住时，霞飞周围的亲信声称总司令享有守住凡尔登的荣誉，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德·卡斯特尔诺从尚蒂伊赶赴前线的时候，霞飞已经下定了不向左岸撤退的决心。（我们记得，在德军发动攻势之前半年，霞飞一直想在默兹河左岸、凡尔登城后方建立一道后撤防线。）所以毫无疑问，这一至关重要的决策是德·卡斯特尔诺做出的，而且完全是出自他的个人判断。这位小个子骑兵军官拥有法兰西民族留下来的全部的军事天才和战斗精神，勇敢地接受了德军的挑战。法国的反应与法金汉所预料和希望的如出一辙。法金汉至少正确地判断了法兰西民族的心理，所谓“流血至死”的消耗战得以正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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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大战危急之际一位将军做出的决策呢？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当时没有预见到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就有人站出来批评蒙哥马利没有在阿拉曼战役之后以更积极的态度追击被击败的非洲军。他们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当时当地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心理上的紧张和焦虑，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心理上的因素被淡化掉了。在那些事后诸葛亮看来，战术和物质上的因素是最重要的，而英国第8集团军因此前屡战屡败所产生的不自信的心理则不值一提。凡尔登战役的状况亦是如此。我们今天处在上帝视角，清楚法金汉发动战役的目的，也知道后来在凡尔登所发生的悲剧，我们也许可以说法国当初就不应该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凡尔登。当时温斯顿·丘吉尔就以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写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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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敌军的炮兵进攻就像抓住一只迎面飞来的板球。你把手臂往后撤才能吸收动量，你得懂得“退缩”一点点，变得灵活些，才能缓解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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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可以不用固执地在默兹河右岸寸土不让，可以从凡尔登退后，毕竟自从周围堡垒的大部分武备被撤，这里本来就已经失去了非守不可的防御价值。在凡尔登后方的左岸地区，起伏的山地和森林绵延25英里左右，直抵圣默努尔德。法军可以在这里边打边撤，利用地形建立起一道又一道防线阻滞德军的前进。德军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拥有足够的资源突破法军防线打到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Marne）附近的平原地带。德国皇太子的兵力将遭到预先布置在阵地里的法军75毫米大炮和机枪的重大杀伤，而法国守军所付出的代价将相对小得多。德军的进攻将渐渐停滞。精疲力竭、实力大减的他们将无法迎战协约国在索姆河战场向其挥来的铁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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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只是可能发生的情形而已。这种可能性也许能变成现实，如果当时贝当是决策者，而非仅仅负责执行卡斯特尔诺的决定。但后撤行动无论伴随着多么激烈的战斗，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的军事教条相背离，也不符合德·卡斯特尔诺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德·卡斯特尔诺的决策考虑到了心理因素带来的影响。德·托马逊（de Thomasson）中校是研究凡尔登战役的法国专家当中比较公正客观的一个，他评论说：“情绪因素往往会比纯粹的理性更能激发作战的勇气。”凡尔登的法军当时士气涣散，濒临崩溃的边缘。此后长达一年半的战争中，法军还将要经历一连串令人丧胆的血腥败仗。谁知道法军有没有能力来执行一场坚强的有组织的防御作战呢？谁又知道会不会适得其反，撤退反而加速了溃败，演变成一次彻底的崩溃，将通往巴黎最直接的道路暴露于德军面前呢？德·卡斯特尔诺作为青年军官参加过普法战争，他能清晰地回忆起法军一撤退就兵败如山倒，最后只能一点一点地集中起来的情形。他了解法国的士兵，他们在进攻的时候比顽强的英国兵拥有更强的冲劲，可是在逆境下也更容易惊慌失措，打不出英军在历史上一再上演的有序后撤防御的拿手好戏。况且法军是本土作战，而每一寸国土都是神圣的。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德·托马逊所言：“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战略因素。”最后，设若军事上负有盛名的凡尔登丢了，法国士气是否还能维系得住都是一个疑问。所以德·卡斯特尔诺本人和他的决策的执行者贝当都已经下定了死守到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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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军总部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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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11章 贝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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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出现了这样一位领导者，他教导军队分清真实与虚幻、可能与不可能。当需要在理性和毁灭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贝当因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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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戴高乐上校，《法国与法军》，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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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元帅在我国的历史篇章上留下了印迹，有一些是彪炳史册的，另一些则至今充满了争议。我们应该尊崇前者，但也不能忽略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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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1953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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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爆发之前6个星期，法国第2集团军被正在急速扩充兵员的英国远征军从前线替换下来，在后方组成总预备队。它在香槟地区经过整个秋天的苦战，急需这次休整。集团军司令部驻在诺阿耶（Noailles），司令官每天在美丽的森林里骑马，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这里和法国外省的大多数小城镇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来分散注意力，生活也许过于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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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集团军司令部收到贝当的第一封任职令的时候，参谋们都震惊不已。当时已晚上10点多，贝当将军要在第二天早晨8点向霞飞报到，可将军既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宿舍，到处都找不到他。警报！法兰西正在召唤拯救者，而这位被拣选的拯救者却无影无踪。对于法兰西来说幸运的是，贝当的副官塞里尼（Serrigny）上尉跟所有称职的副官们一样，对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光棍的生活习惯略有所知。他连夜驾驶一部车全速开进巴黎。多年后，他在未发表的长篇回忆录当中说：“命运让我敲响了巴黎北站车站大酒店的门。”此时已经凌晨3点，酒店的老板娘起初坚决否认贝当当天夜里光顾过这里—在凌晨时分被从床上喊起来的酒店前台肯定都会这样无精打采地否认。塞里尼试图唤起老板娘的爱国情操，坚持说“这是对法兰西生死攸关的事”。最后老板娘承认将军在旅馆里，不太情愿地带塞里尼上楼来到一间客房的门口，门前地板上摆放着“伟大将军的黄色长筒靴，旁边还依偎着一双特别精巧秀丽的女人的莫里哀式拖鞋”。塞里尼不管不顾径直敲门。将军“穿着可以想象的最少的布料”出现了，就在灯光昏暗的车站酒店走廊里，两人简短交谈，这样的命运召唤让人不禁联想起德雷克（Drake）在普利茅斯听到西班牙联合舰队来袭时的情景，尽管周遭环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塞里尼传达了霞飞的召见令。黑暗的卧室里传来轻轻的啜泣声。贝当很镇定也很坚决，让塞里尼在酒店里另开一个房间稍作休息，第二天早晨和自己一起赶赴法军总部。至于贝当自己在当天夜里则还有未竟的使命，于是回房间继续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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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到处留情的将军不久之后将赢得法国人民热诚的爱戴和无数的荣誉，后来又被千夫所指，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在被召唤的时候，贝当已然60岁，还未结婚的他有着令人称赞的活力。战后有一次贝当去做例行体检，医生居然没有认出他来，对他说：“您明显没有参过战。”（唉，要不是贝当老来身强体健，后来也不至于晚节不保。）当贝当穿起“天际蓝”的军装，昂首挺胸，威风凛凛地展现圣西尔军校标志性的飒爽姿容时，整个演兵场上再也没有比他更令人难忘的军人了。要是贝当和德·卡斯特尔诺站在一起，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贝当是贵族，而那位矮小敦实的子爵才是农民，尽管真相正好相反。那位眼光精准而刻薄的皮埃尔福这样描述贝当抵达法军总部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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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仿佛看到了博物馆里的一尊罗马元老的大理石雕塑，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表情庄严，肤色白皙，目光坦率而又深沉，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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