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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身上有很多伴随他一生的农民习性，其中一个便是简朴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贝当和霞飞有相似之处，但两人之间的相似点也仅此而已。贝当晚睡早起，在很少的闲暇时间里，他会在花园里摆弄花花草草，经常说退休以后想做个农夫。他晚间打发时间的爱好是翻阅历史名人照片相册，看那些过去半个世纪在欧洲史上留名的大人物的肖像。他很少在夜半之前入睡，而是经常阅读高乃依（Corneille）的剧作到凌晨2点。福煦总喜欢摆出征服者向前进的架势拍照，贝当则完全不同，他痛恨照相，1918年雷平顿为《泰晤士报》找到的唯一一张贝当肖像照，是他直愣愣地瞪着镜头的照片。1945年受审的时候，贝当坚持身穿最简单的法兰西元帅制服，唯一的配饰是军人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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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生性不喜欢作秀，因此多年以来也对任何形式的阴谋诡计抱有轻蔑的态度，他尤其看不起政治和政治家。在当低级军官的时候，贝当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全都清楚在第三共和国里怎样才能获得晋升，因而对政客们曲意逢迎，而贝当却胆敢因为某次无足轻重的违反军纪行为而逮捕某位保守党的部长。在外界流传的关于贝当的政治笑话里，他不畏权贵，曾当面讥讽普恩加莱总统说：“法国总统阁下本人应该最清楚不过，法国既没人领导，也无人管理。”1939年贝当拒绝竞选总统，回忆起自己曾说过的话：“这个职位只适合打了败仗的元帅来当。”（译注：指普法战争中兵败投降的麦克马洪元帅战后出任总统。）1917年，贝当指责政府部长过于频繁地视察前线是引发兵变的部分原因。贝当和政客之间的不信任是相互的，当时法国比较能干的议员之一阿贝尔·费里（Abel Ferry）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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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是个狗杂种。他很强势，但他对任何跟军队和秩序无关的东西都持负面看法，他只看到议会政治制度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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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和议会政治家们之间相互敌对，部分是因为他出身寒微，家世背景不够显赫，因而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在遭到政客攻击的时候，霞飞会“把自己缩成一个球”，而贝当则会反唇相讥，掩饰自己。不管背后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贝当和政治家们的关系糟糕是个事实。普恩加莱从来没有忘记贝当对自己的轻视，这在后来对贝当的军事生涯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其对后来的战争指导产生的后果更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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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多方面来说，贝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军体制当中都是一个另类。霞飞、福煦和德·卡斯特尔诺都来自比利牛斯山区，贝当则来自加莱海峡省的农民家庭，拥有法国北方人所有的典型性格。贝当家族从来没有从军的传统。普法战争结束的时候，贝当15岁，和霞飞跟卡斯特尔诺不同，还不到从军年龄。他从军似乎是受了家族里一个在拿破仑大军中当过老兵的90多岁的爷叔影响。在从斯巴达式严格的圣西尔军校毕业以后，贝当加入了新成立的兵种—阿尔卑斯猎兵，5年严格的轻步兵训练是他后来拥有一副好身板的部分原因。后来他转入驻扎在贝桑松（Besancon）的步兵团，在那里跟一位名叫埃尔的中尉交上了朋友。贝当非常勤奋，可是即便用和平时期的标准来看，也还是晋升得太慢：他当了5年少尉，7年中尉，10年上尉，当上营长的时候已经45岁了。大战爆发的时候，他是一名58岁的上校，而且没有海外服役经历。他的整个军事生涯到那时为止连平庸都称不上，似乎退休近在眼前，他自己也已经为退休生活做好准备，在圣奥梅尔城（St. Omer）郊区买了一栋小房子。后来他在18个月之内从一个指挥几千人的团长晋升为统帅50万大军的集团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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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煦、德·卡斯特尔诺和其他军中虔诚的天主教徒会因为宗教立场而前程受阻，但贝当晋升缓慢的原因跟宗教无关，其实他有30年没去望过弥撒了，这反而是对他晋升有利的事情。但那个时代，晋升军职需要朝中有人才行，来自圣奥梅尔农民家庭的贝当没有背景。当然，霞飞是个商店店主的儿子，同样没有政治背景，可是他会拉关系，贝当则从职业生涯的早期开始，就从不掩饰自己对第三共和国的轻蔑态度。他跟同时代的军官们截然相反，毫无上进心到了自我毁灭的程度：有一次，上级想任命他当步兵学校校长，被他拒绝了，因为这样会超越同为少校军衔、资历比他更深的同事。不过对贝当最不利的一点是，霞飞、福煦、德·卡斯特尔诺都是军中主流进攻学派的鼓吹者，而贝当形单影只地对抗格朗梅松的教条。别人都念念不忘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灾难，而贝当则脚踏实地勤奋钻研那些更现代的战争中的经验教训，例如布尔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些战争显示了防御的优越性。格朗梅松的信徒们对新式武器的潜在能力嗤之以鼻，而贝当却没有忽视机枪、榴弹炮乃至不起眼的新式步枪，他自己就是一名优秀步枪射手。贝当的观点精炼成一句话就是“火力能杀人”。他的观点的合理推论就是，法军的进攻队形在还没有接敌之前就会被对方精心布置的防御火力网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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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异端邪说。长期以来，贝当宣扬自己观点的渠道被封锁，直到1906年他被任命为战争学院教官后才有机会宣传自己的理论。当时，格朗梅松进攻学派正处于巅峰时期，贝当的课跟激进的福煦以及步兵系主任德·莫杜伊（de Maud’huy）上校等人的课比起来完全让人提不起精神。据说莫杜伊上校每天晚上都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祈祷上帝“让自己像贝亚尔骑士一样勇敢”。贝当的学生给他起外号叫“精确先生”（Précis-le-sec）。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信徒，其中一个善于思索又很合群的年轻人名叫夏尔·戴高乐，戴高乐对贝当的理论非常推崇，从圣西尔军校一毕业就申请加入贝当指挥的33团。贝当的前程似乎只剩下一个可能性：作为一个无名上校退休。可是战争爆发了，第十七号计划惨败，为他提供了证明自己主张的天赐良机。霞飞无情地在军中清洗平庸无能的将领，给有能力的军官让出一条快速晋升的捷径，贝当是主要的受益者之一。贝当指挥下的部队守如磐石，从前线撤退的时候能够集中致命的火力做好掩护，后来又在马恩河战役中立下战功，这一切让他的朋友和敌人同样印象深刻。贝当在1914年8月底被火线提拔为准将，晋升来得太快，给他做肩章的上了年纪的纺织女工只能从她自己父亲的军装上拆下将星给他。此后贝当迅速晋升为师长和军长。1915年5月在失败的阿图瓦攻势中，贝当指挥的军沿着维米山岭（Vimy Ridge）发动进攻，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德军防线一度摇摇欲坠。秋季的香槟攻势中，贝当遭受了自己军事生涯当中为数不多的一次失败。贝当标志性的密集炮火准备拖的时间太长了，使得进攻丧失了至关重要的突然性。不过贝当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他大多数将领不同，尤其和当时自己的直接上司德·卡斯特尔诺形成鲜明对比，贝当懂得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而不是徒劳地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去试图挽回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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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争期间，贝当都以旁人难以企及的速度吸取战争经验，他随机应变的本领在这个年纪的老人中非常罕见。斯皮尔斯认为，“他在战争的每一个阶段都比当时的实践、理论和思潮领先一步”。当时的步兵对炮兵的作用一无所知，而且以此为豪，反过来，炮兵对步兵也是如此。贝当作为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却能比专业的炮兵更娴熟地使用大炮。据说贝当在阿图瓦攻势期间亲自指导每一门大炮的摆放位置。即便黑格在与贝当的第一次见面后也赞扬有加：“我发现他很专业、学识丰富而且说话言简意赅，这最后一种品质在法国人身上极其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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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底，贝当已经晋升到集团军司令的位置，在军中广受尊敬，但在公众当中还是默默无闻。他把自己关于火力的理论提炼成一系列简短的格言和连贯的公式。贝当说：“进攻当中前进的是火力，防御当中阻敌的也是火力。大炮打胜仗，步兵去占领。”（他远在法金汉写出凡尔登战役计划备忘录之前就得出了以上结论。）贝当在解释他的军为什么中止春季阿图瓦攻势的时候，冷冷地嘲讽了被法军奉为圭臬的神圣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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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阵地固然不好，可是付出几千人的代价在三四个营的敌人面前死守阵地更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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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季攻势失败以后，贝当写了一份报告，在其中几乎没有掩饰自己对霞飞一味顽固地追求突破敌军防线的批评。他认为协约国军缺乏重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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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以同样高昂的士气不断突破敌人一道又一道的防线……其实我们不应该追求突破，而应该在初次进攻的时候，追求给敌人造成严重的伤亡，以便在未来我方选择的时间点对敌人纵深继续进攻的时候，拥有兵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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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也信奉消耗战，但他的观点和霞飞跟黑格他们完全不同。霞飞和黑格认为协约国比德国拥有更多的士兵当炮灰，一比一对耗的话，长此以往，德国必败，这是基于非人性化的数字计算之上得出的结论。而贝当喜欢的格言是“不能拿人命去拼物质”：应该用大炮而不是步兵来打消耗战。他主张发动一系列经过精心准备、节约兵力的小型攻势，每次的目标是有限的—每次都给敌人造成更多的消耗，直到最后迎来决战时刻，而不是力图毕其功于一役。贝当跟伟大的杜伦尼有相似之处。他和蒙哥马利也有共同点，蒙哥马利认为只有在胜算在手的情况下，对敌人拥有3比1的数量优势，才能进行决战。贝当另一条格言是“果敢是一种知道什么是过于鲁莽的艺术”。这个信条让他后来获得过于谨慎的名声，再后来又让他变成了悲观主义者，直至最后蜕变成失败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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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贝当的谨慎和在使用兵力方面的精打细算并非完全建立于冷静的推理基础之上。他在军队中的近从以及特别是来访的政客和记者面前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近乎非人的冷淡以及雕塑般的威严。1918年，雷平顿中校跟贝当吃过一次饭，当时贝当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名望表现得一点都不自在，雷平顿在日记里写道：“和平日一样冷淡而正式。除了老朋友以外，其他人都怕贝当。他让我想起很多王室成员—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平时只有贝当主动和别人打招呼，从没有人敢主动招呼贝当，而且每次只有一个人开口说话。”1943年写就的一本恶毒攻击贝当的书描述了他作为上校去33团上任时冷冷的正式举止。有一名中校是贝当在圣西尔军校时代同班的好朋友，用非正式的“你”来称呼新任团长，结果招来一顿斥责：“中校，我必须要求你保持距离。我要求你向我敬礼，以下属的礼节对我讲话，当你称呼我的时候，希望你使用‘上校阁下’这一尊称。”尽管在1943年法国人对贝当抱有敌意，但是这则轶事有可能是真的，因为这完全符合贝当的个性，而且33团在他接手的时候完全缺乏军纪管束。贝当虽然对与自己级别相近的人冷淡异常，但是在普通法军士兵中享有传奇性的声誉，这是其他法军将领所不拥有的。他就像父亲一样，真正关心部下，与他们同甘苦。很快就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在马恩河战役期间，很多帕雷扎-托罗公爵式的将军们都是从各个法国城堡里下达命令指挥战斗的，而贝当把指挥部移到前线，跟内心恐惧的步兵一起忍受德军的炮击。后来，贝当在视察一个损失惨重的团时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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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唱着《马赛曲》发动冲锋，这很英勇，可是下次进攻的时候不用唱《马赛曲》了，伴随你们取胜的将是足够多的大炮的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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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言出必践。1915年之后，士兵们逐渐相信如果贝当决定发动进攻，那就一定有道理，他不会像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一样，为了个人的声名，而让士兵不惜一切地去攻占几码长的敌军堑壕，去做毫无意义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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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在基层工作的经验让贝当和普通士兵之间产生了亲密的感情，这是其他法军将领所不具备的。战争爆发时，贝当还只是一名基层军官，因此和黑格与霞飞不同，他非常清楚伤员的悲惨处境。尽管一路迅速晋升，贝当还是保留了一名优秀指挥官爱兵如子的品质，他清楚将领做的哪怕一点小事都可能对前线将士意味着太多。任何对前线将士漠不关心的行为都会让贝当怒火中烧。有一次，他发现第二线的休整营地竟建在了能够听到炮声的地方，便破口大骂部队指挥官“蠢货”。还有一次在凡尔登战场上，一名营长在收到军粮的同时接到了开拔的命令，于是下令士兵饿着肚子出发，贝当听说此事后骂道：“此人甚至不配当一名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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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像拿破仑、蒙哥马利或任何一名真正伟大的将军一样，常常突然视察前线，在进攻战之后立刻亲自颁发勋章，慰问伤员，这些行动让他深受各级指战员的爱戴。他那双北方人的蓝灰色眼睛仿佛能够洞察一切。据说他拥有非同寻常的直觉，能察觉谁应该受到嘉奖，谁又应该受到批评。贝当每次视察野战医院都会难受，可是绝不因此而逃避这方面的职责。有一次他被一名受了致命重伤的18岁小兵感动得决定自掏腰包，让这个年轻人跟妈妈见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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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当法国处于最困难的被占领时期，暮年的贝当被迫和纳粹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忠实的塞里尼对他说：“您为法国人民考虑得太多，却没有更多地想到法国本身。”诚哉此言。贝当在1916年对法国士兵的爱护是发自内心的（尽管现在的书都不承认这一点），完全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毕竟，全世界所有的士兵都同样敏锐，能分辨出指挥官的真情或者假意。皮埃尔福在贝当被任命为法军总司令以后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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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在军中一直都不忘初心。他不会故作亲密，不会自诩慈父，更不会假装真情流露，因为这类欺骗总有一天将被前线士兵所识破。他一直镇定自若，是一名真正大权在握的总司令。他自然地和士兵们交流，以自己的崇高威望让人俯首帖耳，并不会刻意地把自己降低到对方的层次上—那些刻意伪装的人可能会这样做。但贝当的话语中有着真诚和严肃、绝对的不做作、公正和怜悯，没有人怀疑他的话语是发自内心的。正是这种人文关怀赋予了将军更大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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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任命贝当指挥凡尔登战役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个人品质，还不如说是因为他适逢其时，手下部队能够立即填补前线。当然，他最突出的两个优点—对防守战的深刻理解和对部队的真诚关怀—使他成为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命运的悲剧性讽刺在于，德·卡斯特尔诺预先已经下了死命令，这位在法军当中唯一爱兵如子的将军被召唤来指挥部下进行一场整个战争中伤亡最惨重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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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当元帅死后，庞塞接替贝当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这句话引自庞塞的感谢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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