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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默兹河右岸重新发动的攻势进展更小，他们直到进攻前最后一刻也没能完全克服弹药供应方面的巨大困难。德军甚至把坚韧的步兵当成骡子，用人力去扛沉重的炮弹。可是用于巨型堑壕迫击炮的毒气弹非常不稳定，部队当然不愿意搬运这种毒气弹。最后德军只好把进攻推迟48小时，结果就丧失了在默兹河两岸同时发动进攻的优势。德军凭借开始时的势头打到了沃村外围，刚刚能够到沃堡的边角。可是就在这里，进攻却蜕变成了一场血腥的混战（据说沃村在3月份的战斗当中来回易手13次之多）。混乱中，德军师部收到了错误的讯息，误以为德军已占领沃堡。师长是名字有点古怪的古莱茨基-考尼茨（Guretzky-Cornitz），他闻报也不加核实就上呈集团军司令部，还用自己的话添油加醋一番。集团军司令部也未加详查就向全世界公布捷报，还同时宣布说德皇已经向古莱茨基-考尼茨授予了功勋勋章。德军部队不加侦察就排着4路纵队开去接管沃堡，可堡里根本没有一个德军，结果他们像锡制的玩具兵人一样被火力纷纷扫倒。当时法军总部的宣传人员还在设法为杜奥蒙堡的虚假宣传降温解压，正好抓住德军的这次失误大做文章，终于可以正当地大大庆贺一番了。霞飞本人听说德军进攻被全线击退的消息后兴高采烈，站出来宣布胜利并归功于自己。他向法国第2集团军的指战员发布了一道激动人心的每日命令：“未来每个人提起你们的时候，都会说—‘他们保卫了凡尔登！’”他对国防委员会（National Defence Council）坚称，法国军队从来都没有想过弃守默兹河右岸阵地。他还开始对颇为心烦的贝当高谈阔论起尽早在凡尔登发动大规模反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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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过至少德国人吸取了教训，德军在1918年的成功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鲁登道夫为炮兵准备了便携式斜坡道和重型铺路钢板，德军炮兵可以快速通过遍布弹坑的地形，而协约国军队将领们很少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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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14章 死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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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尽可以反复进攻……法兰西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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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埃尼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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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贝当以下，凡尔登战场的各级指挥官可没有霞飞这么乐观。皇太子的第2次进攻还远远没有耗尽动量，这次德军的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到。3月14日是那年春天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德军以6个师以上的兵力再次对死人山发动正面进攻。在法国人看来，德国人似乎愿意付出无穷无尽的人力和炮弹，日复一日地发动攻势，就为了拿下这块荒芜的小山丘。此后两个月里，在这片狭小的战场上无休无止地重复上演着同样单调且致命的拉锯战。德军先花数小时实施饱和炮击，然后派突击部队对法军防线发动冲击。这里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堑壕了。冲上来的德军占领的所谓工事，大部分只是连片的弹坑而已，孤立的一群群士兵们就在这里休息，也在这里阵亡，用手榴弹和尖镐保卫所谓的“阵地”。德国人在这里的处境并不比法国人好到哪里去，就算法军的炮火会暂时停歇，他们也没有材料来挖掘惯用的地下突击壕。德军进攻的势头一旦耗尽，法军总会在24小时之内发动反击，在布鲁森林的法军炮群支援下，把残余的德军再次赶出阵地。这样的往复运动就像涨潮，浪奔浪回，德军的汪洋大海总能比上一次前进得多那么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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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这么一点点的进展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双方的伤亡直线上升。当时伦敦的《陆地与海洋》杂志（Land and Water）刊登了一幅题为《凡尔登，进攻死人山》的漫画，上面德皇和皇太子挥舞皮鞭把德军士兵往死神的血盆大口里驱赶。到3月底，德军伤亡81,607人，法军伤亡89,000人。虽然战场幅员狭小，可是中高级军官的伤亡率不亚于士兵。在3月中旬的战斗中，有一个法国师里的4名上校阵亡了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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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默兹河左岸的战术形势越来越不利。这里没有便于施展渗透战术的森林和破碎地形。曾令法军闻风丧胆的火焰喷射器现在成了德军的自杀武器，在开阔地上一出现就会成为法军的狙击目标。法军怀着惊惧的心情眼看着德军喷火兵背上的燃料瓶被一颗手榴弹或者炮弹弹片打破，然后把喷火兵自己点燃成一团满地打滚的火炬，有时候喷火兵受了伤，还会掉转喷管对准自己的战友喷射地狱之火。而德军战术上最不利的一点，就是每次突击部队跃出战壕冲进开阔地发动正面冲锋时，都会遭到法军侧翼火力的严重杀伤。第5集团军起初是为了消灭右翼法军炮火而在默兹河两岸同时进攻的。可是为此发动的侧翼进攻又被更靠右翼的法军炮火打散，这个炮兵群部署在和死人山地形相似的西侧山脊304高地上。跟协约国以往历次失败的进攻战役一样，无论德军的进攻正面拉得有多宽，在突击部队侧翼总有那么一两挺可恶的法军机枪牢牢地钉死一个整师的进攻。你拓宽进攻正面敲掉那挺机枪呢，新的正面又会有新的侧翼敌人火力点冒出来。这就像医生想要切除已经扩散的肿瘤一样，需要手术刀切除的部位相较最早的癌症原发地扩展得越来越远。因此德军在数次强攻死人山失败之后，下决心要先拔掉304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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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德军进攻初期，法军惊慌失措。德军第一次进攻死人山的时候试图从东北方向迂回，几乎就成功了，这次进攻304高地也一样，德军试图从西面迂回。德军选定的突破口在凡尔登突出部最西边马朗库尔和阿沃库尔（Avocourt）两个村庄之间的地段，双方战线在这里经过埃斯森林（Forest of Hesse）的顶端向南弯折。在阿沃库尔森林的这段法军防线有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但法军自己对此有所防范，着力加强了此处的防御体系，布置了三道铁丝网，纵深50码，掩护着隐蔽得很好的碉堡工事。这里是默兹河左岸最强固的法军阵地，但对德国人来说，这里是攻占304高地的关键，而304高地又是攻占死人山的关键，死人山呢，又是攻占默兹河右岸的关键，等等，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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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占这里的任务被交给了第11巴伐利亚师，这个师刚刚在冯·马肯森（von Mackensen）指挥下在塞尔维亚和加利西亚战役中大显身手。师长冯·克诺伊索（von Kneussl）将军在攻占俄国要塞普热梅西尔（Przemysl）之后获得了功勋勋章。勤奋的巴伐利亚人为这次进攻进行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照例挖掘了很深的突击堑壕，工兵还在法军防线地下挖了好几条埋雷的地道。法军对德国人的准备工作心知肚明，调来法国能找到的最大口径的迫击炮进行轰击，结果炸塌了好几条突击坑道，活埋了很多巴伐利亚士兵。此外，在进攻发起的关键时刻，至少一处德军埋设的地雷没能炸响。但以上这一切准备工作都不重要，德军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初战告捷。防守阿沃库尔森林的法军第29师在堑壕里待得太久了，很多士兵又来自法国温暖而懒散的南部地区，士气不高，很多人开小差。冯·克诺伊索手下的情报军官早就从开小差的法军士兵那里把穿越守军铁丝网的通道位置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法国人自己也认为有“可疑分子”通敌，出卖了前沿的情报，甚至有带路者。德军首战告捷的真正原因一直不是很清楚，德国的官方历史仍然把成功归因于巴伐利亚部队勇猛的进攻。无论原因是什么，反正3月20日上午，德军在发起进攻之后4个小时以内就占领了法军阵地，自己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法军一整个旅在被包围后投降，德军俘虏了2825人并缴获25挺机枪和12门大炮，还有一盒崭新的作战十字勋章（Croix-de-Guerres）—德国战地记者们对此很感兴趣。包括旅长和2名团长在内共有58名法军军官被俘，旅长还没听见打仗的枪响就钻进掩蔽部躲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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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军政高层在听说阿沃库尔惨败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普恩加莱总统在日记里沮丧地写道，“又一次失败”，显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听到凡尔登前线士气崩溃的消息了。在帕拉将军眼里，这次失败是“大战爆发以来我方最可耻的事件之一”。投降的耻辱还有德军成功给整条前线带来的威胁，都促使默兹河左岸的守军疯狂地进行反击，法军155毫米炮群全力轰击阿沃库尔森林的巴伐利亚军，让他们在那里无法立足。22日德军发动进攻，试图扩大战果，却被精心布置的法军机枪阵地从三面扫射。天降大雨把战场变成一片泥潭，德军没法把重型迫击炮拉上来打掉法军机枪阵地，结果德军一个整营在法军机枪的扫射下几乎全军覆没。《帝国档案》形容这是“整个会战中最英勇的一场战斗”，每当伤亡特别惨重的时候，德国官方就会使用这种词汇。的确，区区几个营的德军在这一小片战场上所遭受的损失就超过了2400人，几乎相当于1944年诺曼底战役D日英军所受损失的总和，而德军在付出这些代价后获得的进展却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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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法军力图堵上防线在阿沃库尔森林处的危险缺口。法国杰出的军事作家德·马勒雷（de Malleray）中校指挥了这次反攻。他夺回了部分森林阵地，可是不久就受了致命重伤，双腿齐断。据说他的儿子小马勒雷是同团的一名少尉，起初只听说了反击成功的消息却不知道自己父亲受重伤。那天晚上，小马勒雷在开赴前线的路上遇到了团长，问团长说：“您对我父亲指挥的反攻感到满意吗？”团长只能回答道：“啊，可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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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进攻部队开始显现出越来越确凿无疑的疲惫迹象。一名正当壮年的中校死于心脏病突发，德国军医越来越担心前线部队的身体状况。德军报告第一次提到有部队拒绝跃出阵地发动冲锋，还有些报告则指责某些部队太容易投降。家信当中这样的话语越来越多：“我们班原本有19名战友，现在只剩下3人……有些士兵受了非致命但需要回国治疗的伤（Heimatschuss），自称像中了头彩。”士气之所以低落，部分原因在于德军指挥部补充部队的冷血方式，他们总是把各师放在第一线太久，不断地用新兵给这些师补充实力，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兵越来越少，刚从国内阅兵场上调过来的18岁新兵蛋子越来越顶不住凡尔登地区残酷战斗的巨大压力。新兵的胆怯影响了整个团的战斗力。法金汉以其一贯的冷淡语气总结了3月的战果：“由于情况特殊，我军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并把炮兵调到足够靠近前线的阵地，因此这里的准备工作不得不继续进行下去。”德军尽管出现了疲惫的迹象，战果也令人失望，但仍在继续“准备工作”，顽固地在左岸不惜代价地向前拱。德军的灰色大潮稳步地缓慢推进，3月31日，马朗库尔陷落；4月5日，欧库尔（Haucourt）；4月8日轮到贝坦库尔。德军各级指挥官认为，法国人处境肯定更困难，伤亡也高得多，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德皇在4月1日宣称：“1870年战争决定于巴黎的得失，这次战争则决定于凡尔登的得失。”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公开他们的真正作战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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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再次改变战术，决定4月9日在默兹河两岸沿整条凡尔登前线发动总攻，做他们在2月21日本该去做的事情。德军将同时进攻死人山和304高地。第5集团军司令部改进了指挥结构，任命冯·穆德拉（von Mudra）将军统一指挥右岸部队，从巴尔干战场调来的冯·加尔维茨（von Gallwitz）将军统一指挥左岸部队。冯·加尔维茨是一名天才的炮兵专家，战前曾任野战炮兵总监，最近又在塞尔维亚战场上指挥第11集团军大获全胜。他带来的随从中有一名年轻的参谋军官，未来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最优秀的统帅，名叫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可冯·加尔维茨将军刚刚到任就被法军炮兵来了一个下马威：法军大炮把他手下的一名师长连人带车炸了个粉碎。他在日记里阴郁地写道：“任务太重，后备力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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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攻占死人山高地这一艰巨任务的，正是德军总参谋长的亲哥哥—第22后备军军长、骑兵将军欧根·冯·法金汉（Eugene von Falkenhayn），他还是皇太子儿童时期的教师。此人完整地继承了家族遗传的谨慎传统，冯·加尔维茨语带讥讽地评论他慢条斯理的作风：“我们最早可以在1920年打进凡尔登。”法军全线的各级指挥官都受到德军强大的压力，向上级请求增援却常常得不到。老法金汉却能从自己两侧的友邻部队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兵，可他取得的进展只是把战线沿着死人山的北坡向上推到了山顶。德军内部曾短暂地兴高采烈了一番，因为他们的地图错把北坡的坡顶标成了死人山主阵地本身。刚刚打到坡顶的疲惫的德军步兵可没时间兴高采烈，他们面前几百码远处还有另一道高地，比这里还高100英尺，那才是真正的死人山主阵地，还被法军牢牢控制着。这是德军山地部队经历的最令人心酸的失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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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这次2月21日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线进攻当中，消耗了17列火车的炮弹，伤亡了好几千人，老法金汉手下有一个师在死人山浸透鲜血的北坡上损兵2200人。可是法军整条战线虽然在这里或那里凹进去一块，但总体上全都守住了。法军部署在304高地背后的炮群再次给德军造成了最大程度的杀伤。贝当在当日命令中罕见地流露出一丝乐观情绪，命令开头是这么写的：“对我军来说，4月9日是充满荣光的一天。”命令结尾则引述了圣女贞德的名言：“我们满怀勇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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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之后，死人山在双方大炮的集中轰击之下像火山口一样冒着浓烟烈火，很难分清楚哪一方实际占领了它，双方在死人山两座顶峰265高地和295高地之间来回拉锯，厮杀得难解难分。这样无休止的死战将在左岸持续数月之久。22岁的法军少尉罗杰·坎帕纳（Roger Campana）已经在凡尔登战场打过一轮仗，这次他仍在前线，他的日记让我们通过当事人的眼睛看到了这场野蛮而无序的混战的真实场景。4月6日，坎帕纳所在的部队还据守在死人山的北坡和顶上的265高地，起初他对山头阵地的相对平静感到意外的惊喜。前锋连的一名中尉在战前是数学家，来要一根蜡烛好在自己的掩体里继续研究数学问题。这种平静持续了两天，4月8日，“数学家中尉”在巡逻时抓住了两名德国逃兵，这才了解到德军的进攻迫在眉睫。第二天是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时分，居然有云雀在死人山上鸣唱。那天怎么看都不像大战来临的一天。突然之间，一枚炮弹落地，飓风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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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午11点，德军炮击密集异常，坎帕纳能数出每分钟有5发炮弹落到并肩防守的法军两个连的头上。而在身后，几乎有8枚炮弹同时落在了他昨天晚上刚下令搬出去的那条战壕里。中午时分，德军尖刀部队挥舞刺刀冲出掩体。“他们冲了几米，然后被我军机枪扫倒……没有一名德军士兵能活着逃回战壕。”当然有些人明显是在装死，“就像兔子一样”，但这些人早晚会受不了，跳起来往回跑向自己的战壕，然后被坎帕纳的士兵一个个撂倒，这种情形虽然惊心动魄，对法国士兵来说却很好玩。德军重新开始炮击，一枚重炮炮弹终于打掉了法军的机枪。坎帕纳再次看到德军突击队列队：“几分钟之内，265高地山坡上就挤满了冲向我们的敌人，这次我们只能用步枪迎击，而那远远不够。”在下方数学家的战壕里，双方已经开始肉搏。坎帕纳打出一发红色信号弹，这次法军的75毫米野战炮终于有所回应，直接打到冲上来的德军队形当中。德国人继续冲锋。坎帕纳在德军冲到30码距离时命令部下上刺刀，就在此刻，德军因遭到正面法军步枪火力和近距离支援的75毫米野战炮炮火的夹击，就像老鼠在烧着的谷仓里一样，“疯狂地向左右两翼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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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帕纳通过望远镜看到法军开始反攻，想要收复被占领的堑壕。指挥官是他在圣西尔军校的同班同学，一名带着白手套的年轻中尉。几分钟后，坎帕纳就看到这位同学倒在地上，戴着手套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就像蓝色大衣上的两片白斑”。夜幕降临，战斗告一段落。在一轮巨大红月的映照下，坎帕纳数出他所在排阵地前有180具德军尸体。此后一周里，他的排一直坚守在死人山的阵地上。等到撤下来修整时，他所在的第151团举行了授勋检阅仪式，一名将军骑马引领着军容整齐的参谋人员，小跑着穿过衣衫褴褛、到处缺额的士兵队列，年轻的坎帕纳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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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团的另一名少尉—26岁的雷蒙·朱贝尔（Raymond Jubert，他后来在凡尔登阵亡）—对那一天死人山的战斗，更多感受到的是混乱。朱贝尔他们连是预备队，当时几名军官正在打牌，命令就传来了，说前沿阵地失守，必须马上夺回来。在死人山顶，炮火掀起的黑烟久久不散，到处充斥着无尽的混乱，士兵们根本无法分清哪个弹坑里是友军，哪个是敌军。朱贝尔的连还没到达前沿阵地就被密集的炮火消灭了。他可能是连队里唯一幸存的军官，在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后，给营长报信：“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可是这儿的阵地很重要，我只有10个人守住阵地。”他紧急要求增援2个连。营部传回的答复是这种危急时候常见的“没有增援”。朱贝尔在敌方不停的炮击之下居然在这块阵地上坚守了36个小时。撤下来的时候，他被炮弹震得晕头转向，深感人力在物力的地狱中是多么无力，谦卑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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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中，一个人只是海里的一朵浪花……油画上不起眼的一笔涂抹……在我们这个时代，勇敢虽然不会贬值，可过度使用却会越来越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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