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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步兵对自己炮兵的憎恨，也许从以下法国的统计数据中能窥见一些端倪：据法军估计，每10枚打到凡尔登战场堑壕的炮弹里，就有2枚是打到友军头上的。埃利·塔迪韦尔（Elie Tardivel）中士就记载了6月份一发法军155毫米炮弹如何炸死了友邻部队一个排的7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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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连长，告诉他我从后方搬来了一批手榴弹和带刺铁丝网，请示放在哪里。他回答说，“随便哪里吧。我军炮兵轰炸了我们两个小时，再这样下去，我就带着这个连用这些手榴弹去炸了炮兵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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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对炮兵的憎恨情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步兵对重型轰炸机机组的情感是类似的。③在步兵的眼中，空军安全地驻扎在远离敌人的地方，在短促的出击中，还把炸弹不加区别地扔在双方部队的头顶上。法军一名连长夏尔·德尔维尔（Charles Delvert）这样描述他遇到的两个向凡尔登开进的海军炮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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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步行，全都坐车。军官们还有舒适的私人小车……我看看自己可怜的部队。他们在路边蹒跚而行，被身上的行囊压弯了腰，浑身湿透，最后都要一股脑地挤进前线泥泞的战壕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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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步兵生气的是重炮兵漫不经心地从他们舒适的掩体里面随意地向自己看不见的目标盲目射击，“还不如对刚刚端上来的汤或者一壶酒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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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印象。中士丰萨格里夫（Fonsagrive）在一个105毫米炮兵连服役。3月份右岸战斗高潮期间，他在日记里写道：“依旧是好天气，白天越来越长，早晨起床真高兴……”他们可以旁观头顶上双方战斗机的缠斗，有足够的时间想家，想念妻子。后来丰萨格里夫有点情绪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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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我正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安静地写信，一发130毫米炮弹落在我身后40米的地方，吓了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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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舍（Henches）少校也是炮兵（那年秋天阵亡于索姆河），5月，他在凡尔登的战斗间隙有时间给妻子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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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孩子们，我们这儿来了一只避难的可怜流浪狗，它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很不喜欢，因为它很脏，夜里还打呼噜。两只燕子在我们附近做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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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所有法军炮兵都像丰萨格里夫中士那么幸运。当德军反炮兵的远程炮火打过来的时候，死亡会突然降临。一名炮兵骑在炮身上喝汤，一群士官坐在一起打牌，都会被一排突如其来的炮弹炸飞。野战炮兵在战斗中的掩护比步兵的还少。在法军当中，炮兵被称为“战争女王”，那些老派的炮兵军官（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认为，在敌人火力之下寻找藏身之所就相当于畏惧，这也增加了炮兵不必要的伤亡。这些野战炮兵连的伤亡往往不比步兵低。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的安贝尔（Humbert）上尉隶属第97步兵团，他曾提及德军炮兵对法军后方地区发动的系统性的清洗，并说法军野战炮兵一定全都部署在那些被清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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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够生还，如果有大炮今天幸存了，明天也会被打掉……这里的整个炮兵连都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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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东·帕斯特（Gaston Pastre）中尉也是重炮兵，他描绘了一幅与丰萨格里夫所述迥然不同的场景。他在5月到达凡尔登战区，他们所接替的炮兵部队损失了40%的兵力，这些炮兵警告说：“如果你也照例在这儿待上一个月的时间，你们也会损失一半兵力的。”他们的阵地设在通往右岸圣米歇尔堡山坡的反斜面上，这里挤满了各种口径的大炮，根本就是一座巨大的炮台，至少有500门大炮。这给德军饱和炮轰提供了极好的目标，“任何一颗掉在圣米歇尔堡跟大路之间的炮弹都不会落空”。一天之内只有两段平静的时间，即凌晨4—6点和傍晚4—7点之间，法军炮兵就在这两段时间里像穴居人一样从地下冒出来维修火炮和阵地。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里，想从一个掩蔽部跑到20码外的另一个掩蔽部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夜间德军不停地炮击从凡尔登过来的唯一一条公路，料到这个时间段这条路上肯定会挤满首尾相连的运送弹药的车子。这里呈现出“地狱般的景象”，那些没被炮弹当场炸死的士兵，常常会被冲击波从炮车上掀翻下地，结果被自己的车辆在黑暗中碾轧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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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停的炮击、刺鼻的尸臭以及战场的荒芜以外，凡尔登战役的亲历者反复诉说的一个主题是孤立，其程度之深是其他战线的士兵很少会经历的。凡尔登战役是“士兵的战役”，每当进攻或反攻开始不到一个小时，各级指挥系统就会失灵，即便最下层的也概莫能外。连长跟下属各排之间只能保持着时断时续的微弱联系，而且每次失联往往长达数天。经常会出现一个法军机枪班用两挺机枪在一个弹坑里坚守200码宽的战线、好几天都和友军完全隔绝的情况。除了这种令人胆寒的孤立以外，炮击产生的硝烟久久不散，以至于前线的守军看不见身后的援兵，更糟糕的是自己后方的炮兵根本看不见步兵呼唤炮火支援或者叫停炮火的信号弹。凡尔登战役中有无数的无名英雄，他们像温泉关战役的勇士一样在某一处炮弹坑里死守不退直至牺牲，可是既不为人知也未能受到表彰，因为没有人见证他们的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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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个月的战斗，超过20次险死还生，（雷蒙·朱贝尔承认说）我从没见过想象中的战争场景。不，这里没有宏伟的悲剧战场画面，没有横扫一切的笔触和鲜明的色彩。这里，死亡不只是一笔一画，实际上发生的只有那些令人痛苦的小场景，在无人知道的角落，你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血肉，什么是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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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尔登战场上，有三类人最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传令兵、运送食品的军工还有担架手。有一名驻苏维尔堡的主管全师传令兵的正规军中尉曾说：“那些在危险环伺之下形单影只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勇气。”电话线往往一铺设起来就会被炮火打断，所以传令兵成了凡尔登战场上唯一的通信手段，各级指挥部里最常听到的命令就是“派两名传令兵过来”。步兵们躲在相对安全的掩蔽部里，沉默而敬佩地看着传令兵戴着蓝色军帽跳出战壕，穿行于到处爆炸的炮弹之中。这个工作简直就是自杀，传令兵们的尸体排满了前线的各条小道，在死人山上，有一个团在3个小时之内就损失了21名传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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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线运送食品的军工可能比传令兵更需要勇气，法国军中把那些军工叫作“厨师”（cuistot）、“给养兵”（ravitailleur）或者“送汤的”（homme-soupe），他们只能在夜间单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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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在危险里，一个人会因为孤独而感到特别恐惧。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更容易激发出勇气（朱贝尔注意到）。而一人独处，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什么可想的……无可选择，只能在没有众人称许的情况下孤独地死去！灵魂很快不再能控制自己，而肉体也会禁不住地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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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德军的炮击，运输车到了“圣路”尽头绰号“止血带”（Le Tourniquet）的一条交叉路后就过不去了。马匹不能像人一样在听到空中炮弹飞来的声音后紧急躲避，因此损失高得吓人。在这种情况下，前线所有的食品供应都要靠人工背上去。每个连有3到4名这样的“厨师”，一般都从上了年纪、枪打得不好、平日表现不好的士兵里挑选。大战期间，《法国画报》（L’Illustration）发表过一幅最震动人心的照片，描绘的就是一名愁苦的军工趴在凡尔登前线的地上，腰带上系着好多装着红酒的水壶，正在匍匐前进。他们每个人都要背12只很重的水壶，还把面包用线绳串在一起，然后像子弹带一样挂20条在身上。他们每天夜里常常要往返12英里，背着这么沉重的东西，他们有时候连爬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在泥泞中走路了。他们总算到了目的地，疲劳得瘫倒在地，却遭到又饿又渴的战友的责骂，因为装有宝贵红酒的水壶被弹片打漏了，面包也沾满了灰尘泥土。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德军有固定的值班火炮每隔两三分钟就向几条众所周知的运输小道打几炮，长期炮击固定目标的练习使这些冷炮打得异常精准。穿越炮火封锁区就像在玩“谁是最后一个”的游戏：他们告诉你，自从上个军工在这里穿越封锁区时被打死，已经有40名军工安全过去了，那你就在那里等着敌军的炮弹爆炸，然后再狂乱地蹒跚跑过开阔地，因为你心里知道如果自己成了第41名出发的军工，杀死你的那颗炮弹可能已经在半空中呼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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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军工有着无畏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凡尔登战场的日常还是不乏饥渴，这让战争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我们在死人山阵地上见过的坎帕纳少尉回忆起3月的一天夜里，他从前沿派回去8个运送粮食的军工，第二天早晨，5个人回来了，没有带回一点粮食。第二天夜里，他又派出8个军工，没有一个人回来。第三天夜里，他从各连派出了快100人运粮，却被猛烈的炮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三天没有吃的，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在阵地附近的尸体上翻东西吃，很多尸体已经腐烂好几个星期了。这种情况绝非罕见，尤其当冬天的严寒让位于夏季的酷暑后，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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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有个人正在一个漂浮着绿色脏东西的泥潭边贪婪地喝水。就在水坑里，有一个死人趴着，早已肿胀不堪，他黝黑的面庞朝下，好像肚子里灌了好几天的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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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手的工作比前两个工种都更艰难。法军担架手通常都从团里的军乐队乐手当中招募，直到军乐队死完为止。法军在其他战线一般都用两轮手推车作为运送伤员的主要工具，它在凡尔登坑坑洼洼的战场地形上却完全不适用。平常用来靠嗅觉找到伤员的军犬在不断的炮轰之下会疯掉。在后送伤员的时候，这些担架兵/军乐手跟传令兵或者军工不同，他们不能一听到炮弹的呼啸声就卧倒。这样的要求根本就超出了人类天性和肉体能够忍受的极限。没有多少士兵响应军方招募担架手的呼吁，凡尔登前线的部队意识到，他们如果在战场上受伤，那么被后送或者得到治疗的机会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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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部队意识到受伤之后5个小时以内都得不到治疗的话，他们就会士气低落，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英国近卫军也不例外。在多数“二战”西线战场上，士兵们在受伤后1到2小时之内就能得到治疗。外科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小分队部署在非常靠近前线的地方，携带大量血浆、镇痛药和消炎药，保证重伤员不需要经过颠簸的道路后送，就能就地得到紧急处理。真正严重的伤员还可以直接被空运到后方几百英里外的基地医院。而在凡尔登战场上，一名伤员就算被担架兵后送了，也极少能在24小时之内得到治疗。在7月的激战当中，伤员们滞留在肮脏、阴暗、到处是粪便的苏维尔堡地下室里，要等6天以上的时间才能被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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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的军事医疗服务一向都组织得很差，整个战争期间都供不应求，在凡尔登战场上，这套系统甚至好几次都濒临完全崩溃的边缘。外科医生永远不够，救护车也永远不够，当然，盘尼西林之类“灵丹妙药”也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法军常常连截肢手术所需的哥罗芳麻醉剂都没有。伤员即使在被送进伤员收容站后，苦难也远远没有结束。乔治·杜哈梅尔是凡尔登战场上的一名医生，后来成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在《殉道者传》（La Vie des Martyrs）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一所这样的简易收容站中的混乱场景。他在战役初期来到凡尔登，绝望地注意到“这儿的活够干一个月”。收容站中人满为患，许多重伤员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天。他们含着眼泪乞求被后送，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被贴上“无法运送”的标签。被摆放在收容站外寒夜里的不只有那些明显伤重不治的人，还有些人是因为伤势太过复杂以至于忙乱的医生无暇细查，甚至有些人仅仅是因为看起来治好了也无法再上战场。不久，德军的炮弹就在这群伤员中炸开了，不过这倒减少了医生的工作量。在收容站里面，医生竭尽所能地把巨大弹片造成的可怕伤口缝合上，周围的垃圾桶里装满了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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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名衣着整洁的将军前来视察杜哈梅尔和他的医疗队，告诉他们应该在阴沉的收容站周围摆放几盆鲜花。杜哈梅尔注意到，将军走的时候，有人在这位高级军官座车车身的灰尘上写了一个词—“笨牛”（V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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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伤员收容站，经过简单治疗却无法后送的伤员越积越多，这是因为“圣路”运输线的运力太紧张，能腾出来用作救护车的车辆太少。英国红十字会和美国志愿者先后来到前线（英国诗人劳伦斯·宾扬就在医疗服务队里）。救护人员24小时不停地运送伤员，甚至不能戴上防毒面具，因为防毒面具会起雾，影响开车，可是救护车运不走的伤员还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在过度拥挤的后方医院里，有幸能够挺到那里的伤员们仍然像苍蝇一样大批死去，他们的床位马上就被新来的伤员占满。美国拉法叶中队（Lafayette Squadron）的重伤员克莱德·巴尔斯利（Clyde Balsley）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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