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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的军事医疗服务一向都组织得很差，整个战争期间都供不应求，在凡尔登战场上，这套系统甚至好几次都濒临完全崩溃的边缘。外科医生永远不够，救护车也永远不够，当然，盘尼西林之类“灵丹妙药”也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法军常常连截肢手术所需的哥罗芳麻醉剂都没有。伤员即使在被送进伤员收容站后，苦难也远远没有结束。乔治·杜哈梅尔是凡尔登战场上的一名医生，后来成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在《殉道者传》（La Vie des Martyrs）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一所这样的简易收容站中的混乱场景。他在战役初期来到凡尔登，绝望地注意到“这儿的活够干一个月”。收容站中人满为患，许多重伤员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天。他们含着眼泪乞求被后送，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被贴上“无法运送”的标签。被摆放在收容站外寒夜里的不只有那些明显伤重不治的人，还有些人是因为伤势太过复杂以至于忙乱的医生无暇细查，甚至有些人仅仅是因为看起来治好了也无法再上战场。不久，德军的炮弹就在这群伤员中炸开了，不过这倒减少了医生的工作量。在收容站里面，医生竭尽所能地把巨大弹片造成的可怕伤口缝合上，周围的垃圾桶里装满了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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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名衣着整洁的将军前来视察杜哈梅尔和他的医疗队，告诉他们应该在阴沉的收容站周围摆放几盆鲜花。杜哈梅尔注意到，将军走的时候，有人在这位高级军官座车车身的灰尘上写了一个词—“笨牛”（V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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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伤员收容站，经过简单治疗却无法后送的伤员越积越多，这是因为“圣路”运输线的运力太紧张，能腾出来用作救护车的车辆太少。英国红十字会和美国志愿者先后来到前线（英国诗人劳伦斯·宾扬就在医疗服务队里）。救护人员24小时不停地运送伤员，甚至不能戴上防毒面具，因为防毒面具会起雾，影响开车，可是救护车运不走的伤员还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在过度拥挤的后方医院里，有幸能够挺到那里的伤员们仍然像苍蝇一样大批死去，他们的床位马上就被新来的伤员占满。美国拉法叶中队（Lafayette Squadron）的重伤员克莱德·巴尔斯利（Clyde Balsley）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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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尔登，我被迫截肢，医学的奇迹让我感觉在美国医院里度过的一年半比在法国凡尔登医院里的6个星期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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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医院中的伤员最怕时不时举行的授勋仪式，因为众所周知，法军有着授予重伤将死的士兵以 “作战十字勋章”的传统。那些“专门”的来访者也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少安慰，比如杜哈梅尔描述过，漂亮的“绿衣女士”爱国团体在鼓励“英雄的伤员们”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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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战斗热情！前方尽管充满了痛苦，但刺刀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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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医院的设备永远不足，而在凡尔登地区，医院的周围环境更是被上千具腐烂的尸体所污染，这种有毒的环境让医院条件更加糟糕。德国人在医学上更加先进，但即使他们也注意到，小伤经常会变得致命。气疽病的特效药在大战结束前几周才被发明出来，感染这种病而死的伤员越来越多。法军某个团4月份在默兹河右岸的战斗中有32名军官负伤，其中至少19个人后来死去，大多数都是因为气疽病。为了减少头部负伤导致的感染，霞飞下令法军禁止蓄须，大兵们对这条禁令怨声载道，可是伤员还是不停死去。战后估计，法国在2月21日到6月底之间有2.3万名在凡尔登战场负伤的伤员死在医院里。至于多少人在送到医院之前就死了，没有人确切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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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的恐怖对人身体造成的创伤大抵如此，那么其在精神方面的影响呢？有一名年轻德国学生的感触非常典型，他笃信宗教，为战争是否具有道义性而苦恼不已。他在6月1日阵亡于凡尔登，死前不久在家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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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打仗，最可怕的战役，而在这无尽的苦痛之中，我们才意识到上帝离自己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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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场战争中，那些早已忘记如何祈祷或从未祈祷过的人们都开始热切地祷告。那位耶稣会神父迪布吕勒中士对TNT炸药洞穿上帝创造的人类肉体的可怕情景最为深恶痛绝。会战初期某次可怕的炮击之后，迪布吕勒看到人的内脏挂在树枝上来回摇荡，还有“一具无头也没有四肢的躯干，被打得嵌进一棵树的树干里，拍扁了，开膛破肚”。他回忆起：“我使劲地乞求上帝结束这一切丑恶。我从没有如此尽心地祈祷过。”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类似的祈祷没有任何回应，士兵们信中流露出越来越多的幻灭。后来在索姆河战场，即便迪布吕勒也开始流露出对天主教信条的离经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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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延残喘于如此恐怖的环境之下，我们早已绝望，我们乞求上帝不要让我们被杀，而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死去，因为从被杀到死去的过程实在太痛苦。我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彻底结束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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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迪布吕勒的这条祈祷在第二年被上帝应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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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名叫马克·博阿松（Marc Boasson）的法军中士，他本是一名犹太教徒，后来改宗天主教，阵亡于1918年，他注意到“在凡尔登，残酷的环境让人的灵魂堕落、不得解脱乃至瓦解”。虽然有些人会想到上帝，但更多的人会同意博阿松的论断，前者与后者的比例至多是1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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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堕落表现为行为的残忍。21岁的德维尔（Derville）中尉（阵亡于1918年的埃纳战役）早在凡尔登战役爆发前就曾预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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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变得和第一帝国时代的战士同样野蛮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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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袍泽战友躺着那里死去而无法施以援手，这种行为的确并不高尚。某师的一名牧师阿贝·泰利耶·德·蓬什维尔（Abbé Thellier de Poncheville）回忆说，曾看到一匹马在一个巨大而泥泞的弹坑中挣扎，身上还套着挽具。“它在那儿已经两天了，越陷越深”，可是路过的部队只顾着自己的苦痛，对那头可怜的牲畜根本视而不见。事实上，每天的恐怖场景已经让他们的感官麻木了。杜哈梅尔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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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死亡还像一个残酷的陌生人，一个轻轻走上你前门台阶的访客……今天它成了家里的一条疯狗……这条疯狗会在死尸身边吃喝，在将死者身旁酣睡，在死人堆里大笑，甚至歌唱……死亡的降临有时候让生命更显珍贵，而更多的时候，在灾难中，人们反而变得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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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凡尔登战场待上一段时间并习惯了以后，就会对自己的伤痛都视而不见，那些令我们这些身处舒适环境中的人惊骇的肢体残缺，他们却能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冷漠淡然受之。德尔维尔上尉是一名相对诚恳的法国战争作家，他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开往凡尔登前线途中所受到的震动，那时他的连队遇到一个腿被炮弹炸断的人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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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去救护他。我发现人性变得如此冷酷，所有人都一心只念着不要掉队，不能在这样一个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地方逗留过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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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刻反省、内心煎熬的迪布吕勒不同，年轻的坎帕纳少尉回忆说，在即将第三次从前线下来修整之际，自己曾冷血地拍摄过一具在掩体里被炮弹炸死的手下士兵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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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具尸体从肩至胯被炮弹劈为两边，敞开在那儿，就像挂在肉铺橱窗里被掏空了内脏的一扇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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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照片发给一个朋友，证明自己能活下来有多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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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朱贝尔在从死人山高地上撤下来的时候，发自内心地问了自己3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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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绪在支撑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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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子里想的只是赶快把脚从吸住鞋子的泥泞里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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