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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命令,演出期间,艺术家禁止在此接待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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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艺术家们早就逃之夭夭了,钢琴被砸坏以后,破损的零件在废弃的音乐厅里散落得到处都是。凡尔登在3月初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老百姓全都撤离,有些依附军营讨生活的老百姓够勇敢,也够机智,能躲过宪警的搜寻留在周围,可最后这些人也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只剩下3个上年纪的本地人获准经营一家面向军队的餐厅。德军380毫米远程大炮摧毁了市中心的大片地区。每条街上都有门窗紧闭的屋子被炮弹炸开,内部陈设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有座被炮弹击中的房子里唯一剩下的物件是一座拿破仑半身像,他双臂交叉面向北方,锋利的目光似乎是在向远方的德国人挑战。在旁观者看来,这座城市也许是破碎、忧伤和被遗弃的地方,但在刚从前线下来的部队看来,这里竟显得那么生机勃勃。在沃邦修建的堡垒的地下工事里,有安全的避难所,有热饭,有睡觉的床铺,甚至还能洗澡,最重要的是,能暂时避开德国人的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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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法国后方的生活状况,大致介于英德之间。英国还没有进行像法国那样程度的战争动员,即便是生活优裕的雷平顿在1917年也不无惊讶地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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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唯一可见的战争迹象,就是男人们在夜间常常会穿着短外套,系着黑色领带,晚餐时间变短了,侍者人数减少,也没有以前那么专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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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参加的某次晚宴上,女主人还是能使用“20名漂亮的女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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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老百姓没有像德国人那样遭受严重的物资短缺。(当然德国占领下的法国东北地区是例外,但即便占领区的生活也比后来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生活水平要好很多。)最为短缺的物资是煤炭,因为德国入侵里尔地区,法国丧失了大约40%的煤炭产量,法国人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就感到忧心忡忡。虽然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但法国的食品供给从来没有特别紧张过:政府在1914年曾禁止烘焙羊角面包,不过仅仅过了5个月又取消了禁令。1915年秋天,政府下令以固定价格征购谷物;1916年,政府统购统销的权力扩展到糖、牛奶和鸡蛋,但实际上法国政府不太常用这种手段。法国和珍珠港事件以后参战的美国一样,提倡人民每周过一天不吃肉的日子,可是并不想花功夫让人们遵守这个规定。法国直到1917年德国无限制潜艇战打到最高潮的时候才组建了粮食部,粮食部随即下令全国的肉店每周关门两天,禁止糕饼店制作出售高级蛋糕,最后还迫不得已开始实施粮食配给制度。与此同时,法国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在黑市的调剂下,日子仍旧过得去,所以说在1916年,法国还很难觉察到食品短缺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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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凡尔登的士兵有幸享受几天有限的假期时,他们会很自然地被吸引到巴黎。尽管离凡尔登只有150英里之远,巴黎却像是另一个国家的城市。他们有时候甚至怀疑首都究竟知不知道法国正在打仗。天性热情活泼的巴黎绝不会长时间地陷入沉闷,即便战争初期抑制住了灯红酒绿的冲动,可这种自律绝不会长久,她的活力和风骚会从每个举手投足间不自禁地迸发出来,到1916年中,巴黎向这个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重新展现了璀璨绚烂的一面。对从凡尔登回来的士兵来说,这里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巴格达。当时的巴黎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一样,聚集了忠于协约国的一切民族和军队的代表,摩洛哥人、塞内加尔人、安南人和马达加斯加人的鲜艳民族服装点缀着巴黎的大街小巷,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和其他各色人等混迹在一起,其中有衣着潇洒的骑兵军官、外籍军团的官兵、身着方格呢裙的苏格兰高地士兵、漂亮的修女志愿医护队员,甚至还有几个来自美国拉法叶中队的飞行员!巴黎的歌剧院和戏院曾在开战的狂热之中关门,但在德军发动凡尔登战役之前不久又全都恢复了营业。密斯丹格苔(Mistinguett)在女神游乐厅吸引了大批观众;伟大的演员伯恩哈德虽已年老多病,却还是一贯地让人着迷,她分身于戏剧演出和在奥德昂剧院为伤病员筹办的康复医院两摊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巴黎喜歌剧院(Opéra Comique)里歌剧《玛侬》(Manon)正当红,5月德军向304高地步步紧逼的时候,新电影《莎伦波》(Salammbô)闪亮登场,在巴黎举行了首映式;5月春季花卉大展也恢复举办,和战前的各次花展一样光彩夺目。大多数新上演的剧目差不多都以各种手法交织进了爱国主题:某次纪念莫里哀诞辰的演出结尾,玛莎·舍纳尔(Marthe Chenal)批着三色旗充满激情地演唱了《马赛曲》,每天晚上各处音乐会的压轴曲目经常都有新近流行的英国歌曲《蒂伯雷里》(Tipperary)或者《皮卡第的玫瑰》(Rose of Picardy)。1914年大战爆发的时候,巴黎各家美术学校全都萎缩了,模特们去弹药工厂做工,学生们上了前线,只有一些退休的商人为了打发日子才坐进这里的课堂。还在创作的艺术家越来越少:布拉克(Braque)受了重伤,莱热(Léger)被毒气熏倒了,德朗(Derain)倒是没受伤,但现在创作只限于用炮弹壳做些装饰摆件,贝矶和阿兰-富尼耶(Alain-Fournier)都在前线阵亡了,阿波利奈尔头部受了伤。可是巴黎的画廊不知怎么回事又能开门了,而且生意兴隆,出版商在这个时期卖出的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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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凡尔登回来的战士们以复杂的心情看待巴黎的歌舞升平。德尔维尔上尉在1916年4月看到大群衣着亮丽的女士们挽着男伴的胳膊漫步于布洛涅森林的时候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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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情形让人想起国定假日,或者在隆尚跑马场看比赛的日子……(他讽刺地说)虽然全国都在共度时艰,为取得最后的胜利贡献力量,可是来郊游漫步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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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在餐馆就餐时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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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韦伯餐厅(Weber’s)还是在比夫阿拉莫(Boeuf à la Mode),到处都是一派富足的景象。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而这是很可能的—巴黎所有的餐馆都能大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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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度假所到的其他地方也以惯常的挖苦语气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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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如此美好……我们能理解后方这些人对战争漠不关心的态度……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有人在前线的铁丝网前战死,那一点也不会影响后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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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维尔在结束休假回到部队后,反而感觉自在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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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巴黎的灯红酒绿,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战争给国民生活带来的腐败和扭曲的现象。前线的士兵到1916年对后方的这些腐败现象开始吐露怨言。后方有些人不知怎么就能够成功地逃避兵役,还有很多乘机倒买倒卖、囤积居奇的不法奸商大发战争财(这些人正是让高级餐厅和珠宝商生意兴隆的主要客户)。甚至兵工厂最普通的工人也能每天挣100个苏的工资,而前线大兵的津贴是每天5个苏。结果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16年初的生活费用指数达到120(1914年7月为100),当年年底继续上涨到135。黑市交易猖獗,政府有时候还要说服公民不去囤积黄金。战争爆发后不久曾有过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比如太多农民被征召入伍,农业生产出现了停顿,结果政府被迫让有些士兵复员回家种田。雷诺公司巨大的汽车制造车间被迫关门,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制作担架的作坊—当时人们认为汽车是对战争用处不大的奢侈品。(从前文对“圣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出如果雷诺还在生产汽车的话,凡尔登战场的形势会有多大的改观。)可是法国经济还是挺过去了,也许没人说得清是怎么挺过去的,当时人们发明了一个词叫作“D经济体系”(système D)来形容这种战时经济,这个D来自法文“摸着石头过河”(se débrou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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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经济体系”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时不时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另一些经济丑闻就不能用无心之过来文过饰非了,比如1916年,第27医院里有个贪腐的医生被曝光以每张几千法郎的价格替逃避兵役的人做假的医学证明。犯罪分子只被判了很轻的刑,社会上谣传说有高层替医生遮掩,这背后的黑幕牵扯到了议员甚至政府部长。那些失败主义分子的行为更过分,他们以前法国内政部长马尔维(Malvy)为首,将《小红帽》(Bonnet Rouge)这份报纸作为舆论主阵地,有些彻头彻尾的卖国贼甚至通过打击法国的民心士气从德国人那里领到了上百万法郎的资金。直到1917年,这些人才遭到镇压,马尔维被判处5年流放,博洛帕夏(Bolo Pasha)和玛塔哈莉(Mata Hari)被枪决了,阿尔梅里达(Almeyreda)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但在所有这些囤积居奇者、发国难财的人、逃避兵役者和失败主义者之外,最招前线战士痛恨的后方寄生虫还是那些政府宣传人员,这些人是政府新闻审查官员手里的工具,是宣传机器雇用的文人,作为御用作家和记者,他们躲在巴黎舒适的办公室里,用当年爱国诗人德鲁莱德那样的笔调为战争涂脂抹粉,描写勇敢的战士壮烈地为国捐躯,叙述德国人每次在凡尔登发动进攻都会丢下“尸山血海”狼狈而逃,而法国的损失则“微乎其微”,他们在刊登受伤残废军人的照片时会配上说明,“这名士兵虽然失去了双腿,却仍能靠精巧的假肢很好地行走”或者“他虽然失去了双手,但仍能像过去一样抽烟和敬礼”。①此类无稽之谈最能激起曾在凡尔登前线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老兵们的怒火,部队里的军官则努力搜集像《日内瓦日报》(Le Journal de Genève)这样中立国家的报纸,读上面对战事比较客观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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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巴黎的纸醉金迷只是表面现象,而那些效率低下和贪污腐化的丑闻,当时也还没有严重到四处蔓延、肆无忌惮的地步。法国的确有癣疥之疾,但她的血肉和内脏仍然是健康完好的,能够抵御腐化因素进一步的侵袭,也能够经受得起用针砭的手段来进行医治。凡尔登的流血牺牲使得这个民族的肌体疲惫而衰弱,那些浅表的疾病在来年会变得更加严重,②不过至少现在还没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法国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磨难,但她还是像德国一样在一致对外方面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有两股源头,其一是神圣联合,其二是法兰西的妇女。法国从来就不缺少极端分子和独立的政治势力,但神圣联合的建立让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能为了全民族的整体利益而捐弃前嫌,这不能不说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这种精神类似于“二战”期间英国被德国空袭的时候那种(暂时)打破了社会各阶级藩篱的团结精神。那位坚定的反战分子、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安纳托利·法朗士曾在德雷福斯事件后不久主动放弃了自己在保守主义盛行的法兰西学术院里的席位,现在他又回到了法兰西学术院(他已经70岁高龄,竟然还想报名参军)。还有那位著名的反宗教分子克莱蒙梭,现在有人看到他亲吻一位神父的双颊。最令人惊讶的还是这一联合经过两年的战争和挫败,竟然还能维系下去,毕竟它是如此不符合法国人自由散漫的个性。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16年4月当世界各国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瑞士集会呼吁各国立即停战时,没有任何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发声附和,唯一的例外是一名叫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的年轻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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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也给法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带来了缓慢的变革。法国妇女在国内享受到空前的平等权利。战争爆发时,妇女纷纷加入医护队伍,走进兵工厂生产武器,或者填补男人们离开之后留下的行政管理空位。战士们从前线归来,发现自己的妻子在兵工厂工作,且皮肤都被苦味酸染黄了,他们会抱怨几声,但也无可奈何。一开始,有些妇女是受到漂亮的护士制服的吸引,或者被冒险的冲动所驱使,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失去了丈夫、情人或者兄弟,这种肤浅的工作动机被更加坚定的献身精神所替代。大多数法国妇女都成为一名或者几名前线战士的教母,尽力地为战争作出女性特有的贡献,从写信去激励战士们,到邮寄装满食品的包裹,甚至向士兵奉献出女性最宝贵的东西。她们在信中激励士兵说,“我们在后方关注着你,等着你杀敌立功的好消息”,这样的鼓励能对提高士气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所有群体中,妇女对坚定军队的战斗决心起到了最为关键作用,《玛德隆之歌》(La Madelon)也几乎顺理成章地取代了《马赛曲》成为最能激发战斗激情的歌曲。1916年法国的战斗精神最好的象征也许是可敬的莎拉·伯恩哈德,她有一条腿被截了肢,但仍然用木制假腿登台演出。她就是法国本身:身体残疾但永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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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当凡尔登战役进入最骇人听闻的高潮之时,两国国内都拥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把这场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继续下去。这样举国团结的精气神,在两个国家后来的日子里都很难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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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一方面,德国人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法国作家的想象力更强,也许德国宣传的夸张程度比法国轻一些),举个德国洗脑的典型例子,战争初期,德国有报道说法国炮弹多是哑弹,而且法国子弹会在身上穿一个洞,但不会造成更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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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914年至1915年,法国国内的罢工极为罕见,1916年(大多数发生在那年最后一个季度)发生了314起,而在陆军兵变的1917年则发生了696起罢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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