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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在餐馆就餐时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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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韦伯餐厅（Weber’s）还是在比夫阿拉莫（Boeuf à la Mode），到处都是一派富足的景象。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而这是很可能的—巴黎所有的餐馆都能大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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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度假所到的其他地方也以惯常的挖苦语气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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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如此美好……我们能理解后方这些人对战争漠不关心的态度……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有人在前线的铁丝网前战死，那一点也不会影响后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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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维尔在结束休假回到部队后，反而感觉自在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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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巴黎的灯红酒绿，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战争给国民生活带来的腐败和扭曲的现象。前线的士兵到1916年对后方的这些腐败现象开始吐露怨言。后方有些人不知怎么就能够成功地逃避兵役，还有很多乘机倒买倒卖、囤积居奇的不法奸商大发战争财（这些人正是让高级餐厅和珠宝商生意兴隆的主要客户）。甚至兵工厂最普通的工人也能每天挣100个苏的工资，而前线大兵的津贴是每天5个苏。结果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16年初的生活费用指数达到120（1914年7月为100），当年年底继续上涨到135。黑市交易猖獗，政府有时候还要说服公民不去囤积黄金。战争爆发后不久曾有过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比如太多农民被征召入伍，农业生产出现了停顿，结果政府被迫让有些士兵复员回家种田。雷诺公司巨大的汽车制造车间被迫关门，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制作担架的作坊—当时人们认为汽车是对战争用处不大的奢侈品。（从前文对“圣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出如果雷诺还在生产汽车的话，凡尔登战场的形势会有多大的改观。）可是法国经济还是挺过去了，也许没人说得清是怎么挺过去的，当时人们发明了一个词叫作“D经济体系”（système D）来形容这种战时经济，这个D来自法文“摸着石头过河”（se débrou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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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经济体系”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时不时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另一些经济丑闻就不能用无心之过来文过饰非了，比如1916年，第27医院里有个贪腐的医生被曝光以每张几千法郎的价格替逃避兵役的人做假的医学证明。犯罪分子只被判了很轻的刑，社会上谣传说有高层替医生遮掩，这背后的黑幕牵扯到了议员甚至政府部长。那些失败主义分子的行为更过分，他们以前法国内政部长马尔维（Malvy）为首，将《小红帽》（Bonnet Rouge）这份报纸作为舆论主阵地，有些彻头彻尾的卖国贼甚至通过打击法国的民心士气从德国人那里领到了上百万法郎的资金。直到1917年，这些人才遭到镇压，马尔维被判处5年流放，博洛帕夏（Bolo Pasha）和玛塔哈莉（Mata Hari）被枪决了，阿尔梅里达（Almeyreda）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但在所有这些囤积居奇者、发国难财的人、逃避兵役者和失败主义者之外，最招前线战士痛恨的后方寄生虫还是那些政府宣传人员，这些人是政府新闻审查官员手里的工具，是宣传机器雇用的文人，作为御用作家和记者，他们躲在巴黎舒适的办公室里，用当年爱国诗人德鲁莱德那样的笔调为战争涂脂抹粉，描写勇敢的战士壮烈地为国捐躯，叙述德国人每次在凡尔登发动进攻都会丢下“尸山血海”狼狈而逃，而法国的损失则“微乎其微”，他们在刊登受伤残废军人的照片时会配上说明，“这名士兵虽然失去了双腿，却仍能靠精巧的假肢很好地行走”或者“他虽然失去了双手，但仍能像过去一样抽烟和敬礼”。①此类无稽之谈最能激起曾在凡尔登前线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老兵们的怒火，部队里的军官则努力搜集像《日内瓦日报》（Le Journal de Genève）这样中立国家的报纸，读上面对战事比较客观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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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巴黎的纸醉金迷只是表面现象，而那些效率低下和贪污腐化的丑闻，当时也还没有严重到四处蔓延、肆无忌惮的地步。法国的确有癣疥之疾，但她的血肉和内脏仍然是健康完好的，能够抵御腐化因素进一步的侵袭，也能够经受得起用针砭的手段来进行医治。凡尔登的流血牺牲使得这个民族的肌体疲惫而衰弱，那些浅表的疾病在来年会变得更加严重，②不过至少现在还没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法国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磨难，但她还是像德国一样在一致对外方面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有两股源头，其一是神圣联合，其二是法兰西的妇女。法国从来就不缺少极端分子和独立的政治势力，但神圣联合的建立让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能为了全民族的整体利益而捐弃前嫌，这不能不说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这种精神类似于“二战”期间英国被德国空袭的时候那种（暂时）打破了社会各阶级藩篱的团结精神。那位坚定的反战分子、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安纳托利·法朗士曾在德雷福斯事件后不久主动放弃了自己在保守主义盛行的法兰西学术院里的席位，现在他又回到了法兰西学术院（他已经70岁高龄，竟然还想报名参军）。还有那位著名的反宗教分子克莱蒙梭，现在有人看到他亲吻一位神父的双颊。最令人惊讶的还是这一联合经过两年的战争和挫败，竟然还能维系下去，毕竟它是如此不符合法国人自由散漫的个性。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16年4月当世界各国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瑞士集会呼吁各国立即停战时，没有任何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发声附和，唯一的例外是一名叫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的年轻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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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也给法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带来了缓慢的变革。法国妇女在国内享受到空前的平等权利。战争爆发时，妇女纷纷加入医护队伍，走进兵工厂生产武器，或者填补男人们离开之后留下的行政管理空位。战士们从前线归来，发现自己的妻子在兵工厂工作，且皮肤都被苦味酸染黄了，他们会抱怨几声，但也无可奈何。一开始，有些妇女是受到漂亮的护士制服的吸引，或者被冒险的冲动所驱使，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失去了丈夫、情人或者兄弟，这种肤浅的工作动机被更加坚定的献身精神所替代。大多数法国妇女都成为一名或者几名前线战士的教母，尽力地为战争作出女性特有的贡献，从写信去激励战士们，到邮寄装满食品的包裹，甚至向士兵奉献出女性最宝贵的东西。她们在信中激励士兵说，“我们在后方关注着你，等着你杀敌立功的好消息”，这样的鼓励能对提高士气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所有群体中，妇女对坚定军队的战斗决心起到了最为关键作用，《玛德隆之歌》（La Madelon）也几乎顺理成章地取代了《马赛曲》成为最能激发战斗激情的歌曲。1916年法国的战斗精神最好的象征也许是可敬的莎拉·伯恩哈德，她有一条腿被截了肢，但仍然用木制假腿登台演出。她就是法国本身：身体残疾但永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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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当凡尔登战役进入最骇人听闻的高潮之时，两国国内都拥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把这场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继续下去。这样举国团结的精气神，在两个国家后来的日子里都很难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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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一方面，德国人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法国作家的想象力更强，也许德国宣传的夸张程度比法国轻一些），举个德国洗脑的典型例子，战争初期，德国有报道说法国炮弹多是哑弹，而且法国子弹会在身上穿一个洞，但不会造成更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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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914年至1915年，法国国内的罢工极为罕见，1916年（大多数发生在那年最后一个季度）发生了314起，而在陆军兵变的1917年则发生了696起罢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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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17章 空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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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机飞行员的字典里，永远没有“战后”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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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尔·吕夫贝里，拉法叶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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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这场战争中的骑士，无所畏惧亦无可挑剔，他们再现了骑士精神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勇敢无畏，更因为他们的精神高尚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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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劳合·乔治，于下议院， 1917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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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炮兵在怨气冲天的步兵眼里也许是遥不可及的存在，但还有一小群人比重炮兵看起来更加遥不可及，简直像是属于另一个世界。5月，雷蒙·朱贝尔在炮火纷飞的死人山地狱里抬眼望天，稍带嫉妒地注视着纳瓦尔（Navarre）驾驶的一架猩红色飞机在法军阵地上空上下翻飞，做出各种特技动作，炫耀着自己的又一次空战胜利。他想到，这些“快乐的飞行员在空中格斗中无论胜败，都能享受到那些卑微到尘土里、默默死去的地面士兵们的欢呼喝彩。他们是这场战争中唯一一群能按照自己梦想的方式生活，甚至按照梦想的方式死去的人”。虽然飞行员的平均寿命实际上比机枪手短得多，但考虑到地面上无穷无尽的折磨以及残杀，步兵们还是更嫉妒飞行员。飞行员的死亡常常意味着被活活烧死，但起码死亡来得猝不及防、干净利落—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步兵们对飞行员的羡慕嫉妒常常伴随着自卑。在头顶盘旋的飞机，还有它们保护的系留炮兵观测气球，都让步兵们感觉自己像是地上的啮齿类动物，无遮无拦地暴露在具有朱庇特大神一般破坏力的神鹰洞察一切的目光之下。飞行员们听不到下面战斗的喧嚣，事不关己地观察着地面微小的火光—仿佛那是镜面反射的光，还有那些腾起的烟雾。这一切都是如此遥远，根本无法让他们联想起地面士兵所经受的种种苦难。这里首要的原因是凡尔登战场本身就狭小得可笑，即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原始的飞行器所能达到的高度，飞行员也能将敌我双方一览无余，可以同时看到自己的远程大炮和敌人后方的被炮击目标。夜间巡逻的飞机有时候能同时看见自己的基地和敌人的机场，它们的灯火在远处若隐若现，就好像大地撒上了磷火一样。飞行员在俯视战场的时候，常常会油然升起一种混杂着厌恶感的傲慢情绪，就像是一名个人主义者看待群氓的那种轻蔑。有一位空中观察员伯纳德·拉丰（Bernard Lafont）感叹道：“不加反抗地接受如此悲惨的生活状况，这是多么怯懦可鄙的一件事啊！这简直是怯懦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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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还有另一个理由让他们自觉高人一等，可怜的普通士兵每天津贴只有5个苏，而法国空军当中区区一个下士每天的额外飞行津贴就有2法郎，军官则有10法郎。此外，战斗机飞行员每击落一架敌机可以得到3天休假，还能在绶带上添加一枚棕榈叶装饰。法国轮胎制造公司米其林还建立了一笔基金，给予击落敌机的飞行员以大笔奖金。法国第一号空中王牌①居内梅（Guynemer）在死前积攒了差不多15,000法郎的奖金（他把这笔钱捐赠给了伤残飞行员救济组织）。最重要的是，这场枯燥战争中的无名之辈太多了，公众急需造星追星，而空中王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得到的崇拜，远多于1940年不列颠空战中那“一小群人”（The Few）所受到的追捧。审查制度对新闻界施加的限制太多，于是媒体把空战英雄几乎包装成了漫画里的超级英雄，每天喋喋不休地描述并且夸大他们最新的冒险故事，对他们漂亮的制服发表些大惊小怪的评论。著名的女演员会给素不相识的王牌飞行员写信，诚邀对方下次度假的时候来巴黎和自己共度美好时光，还有数不清的颂歌和崇拜信如雪片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德国的奥斯瓦尔德·波尔克平均每天会收到23封此类信件）。德国第一位伟大的空中王牌马克斯·殷麦曼（Max Immelmann）阵亡之后，德国皇太子偕20位将军出席了葬礼。而居内梅在身后几乎被神化了。他于某一天驾机飞进了云层，从此杳无音讯，没有人发现过他的尸体或者座机的残骸，此后整整一代法国小学生都在传说他的肉身已经进入了天堂。有些王牌飞行员觉得这种程度的神化令人厌恶，低调的波尔克在休假期间去听歌剧时就遇到过这种尴尬，剧中特意插进了一段歌颂他的咏叹调，结果波尔克在这段歌曲结束之后从歌剧院偷偷溜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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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如此追捧飞行员，无疑是因为这个职业人数稀少，他们的武器又是如此新奇。法国参谋学院院长在1910年宣称“飞行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对陆军来说百无一用”，他的评价代表了当时军界的正统观念。法国在开战时拥有的飞机不到150架，德国的飞机也只稍多一点点，但在开战第一个月，加利埃尼运用飞机侦察到克鲁克在马恩河战役中所犯下的经典错误，这次事件彻底否定了那位院长的观点。一直到战争结束时，法军都在竭尽全力扩充空中力量，但飞行员总人数仍然不足13,000。（为了对空中王牌的生还概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总数跟以下数字对比：3500人阵亡，2000人在训练事故中身亡，另有3000人在飞行事故中受伤。）法国的工业组织混乱，没能及时转入战时轨道，等到工厂终于开足马力为军队生产飞机以后，却又犯了另一项错误：生产的飞机型号过于庞杂—德国人没有犯类似的错误。第一批法国战斗机飞行员的座驾是布莱里奥式（Blériots）战机，巡航速度每小时50英里，爬升到6000英尺要花一个半小时。法军后来又列装了法曼式（Farmans）战斗机，这种战机很快得了个“鸡笼”的绰号。法军还有考尔德隆式（Caudrons）战机，当时一名法国飞行员说拿它跟德国当时的主力战斗机相比，就像拿卡车跟劳斯莱斯轿车相比。居内梅曾说如果德国人飞的是法国战斗机，他能保证每天打下来一架。直到1916年春天法军装备了时速107英里的纽波特式（Nieuport）战斗机并让其在凡尔登战场亮相以后，法国飞行员才总算拥有了能和德国人相抗衡的装备。但德国人自己也没什么可以得意的，他们在战争初期也犯了一个大错，就是集中资源生产齐柏林式飞艇，德国人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对盟军保持技术优势，几乎全赖一个25岁荷兰人的才智，他就是托尼·福克尔（Tony Fo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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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双方战机的武器和装备都同样原始，无线电通信手段还没有被发明，炮兵校射飞机跟地面联络主要依靠把情报（一般是在地图上做标记）装进盒子里用长飘带扔下。而地面部队则用在地面铺设标记，或者用6英尺长的白色帆布在地面组字母的方式来向飞行员传递消息。这种办法在凡尔登当然会招致敌军炮火的猛烈袭击，所以行不通。莱特兄弟的这项发明刚被改装用作空战的时候，飞行员要么在空中互掷飞镖，要么用佩戴的手枪向对方射击。后来飞行员用上了步枪乃至机关枪，福克尔在1915年发明了一种同步器，让机枪能在螺旋桨叶片的间隙中射击，这也许是整个空战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破。法国人在这方面也落后于德国人。法军的机枪有缺陷，关键时候总是卡壳，飞机降落时又经常不经击发自动开火，把自己的地勤人员打死，这让法国的空中王牌们大为光火。德军的航空机枪不需要重新装弹一次可以发射1000发子弹，法军机枪的弹夹只能容纳57发子弹。如果想在空中换弹夹，飞行员就要从座舱内探出身子半爬出来，同时用双膝夹住操纵杆维持飞行状态，这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技巧，同时还得留心敌人的战斗机是否就在附近盘旋伺机围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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