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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收藏的全都是拿破仑的遗物和纪念品，一味梦想着领导一场胜利的征服战争……他说希望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发生战争，如果不行的话，那么他一继位就要亲手发动一场战争。可是我并不同意坊间对皇太子的一般看法。我觉得他是个讨喜的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很高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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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敏锐而正确地把皇太子那些战争叫嚣归咎于“他所接受的一贯的军事教育，他从小就浸淫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之下”，如果我们回想起欧洲战前时代所充斥的各种言论和政治姿态的话，那么很明显，皇太子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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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注意且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一旦战争这场悲剧真正上演，皇太子比德国任何人都能更快地意识到战争将把人类带向何方。他表面上是个冲动又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可实际上具有超乎常人的敏锐洞察力，而且有一种他父亲身上所缺乏的基本的理性常识。（如果皇太子能得到允许使用这个天赋的话，谁又知道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很久以后，皇太子在1947年出席纽伦堡法庭作证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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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曾说皇太子对政治事务有种女性般的直觉。如果过去父亲能多听我的意见就好了。有什么不幸的事件将要发生之前，我总是有种冰冷的感觉—完全是身体上的。我在世界大战期间就有这种感觉。每当我出现这种冰冷的感觉时，作战行动多半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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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河战役期间，皇太子对德皇提出自己对冯·克鲁克右翼遇到的困境的担忧。皇帝却以高人一等的态度驳回：“我亲爱的孩子！你的担心根本没有根据。”马恩河战役后，皇太子在斯特奈公开说“我们已经输掉了战争。它还会持续很久，可是已经输掉了”，这让听到这段话的美国记者震惊不已。在1915年12月法金汉呈递备忘录的同时，皇太子给父亲写信提到“如果我们不想让祖国继续奋战直到耗尽资源的话”，是否有可能和英国或者俄国单独媾和。据说他在1916年4月底曾告诉加尔维茨将军自己准备好了和法国停战，甚至交还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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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期的那些军事家当然不会相信，一名王子变成的业余军人能比职业军人们更早地预见战争的结果。而皇太子正是一名业余军人。他7岁就当了下士，23岁当上尉，25岁当少校，晋升太过迅速对他本人有害。1911年，皇太子才29岁就被派去但泽指挥一个骠骑兵团（这次调动明显是一次放逐，让他远离柏林的那些政治和桃色事件的诱惑），可是他在逃避团里那些令人厌倦的琐屑军务方面展现了很高的天分。漫画周刊《没头脑》（Simplizissimus）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他穿着网球服说道：“但泽，但泽！我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所以他在战争爆发时以32岁的年纪被提升为将军，一定是德军中最没有经验的指挥官了。这就是他在面对克诺贝尔斯多夫时没有底气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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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总动员的时候，符腾堡公爵和巴伐利亚王太子各自指挥一个集团军。因此从王朝的威望出发，普鲁士的王位继承人也必须指挥一个集团军。可是那两位和他不一样，本身就是正儿八经的职业军人，指挥位置是凭自己的能力获得的。德皇对皇太子把这一点讲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他同时任命皇太子的前老师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出任参谋长，再三叮嘱：“不管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你都必须照做。”德皇不遗余力地确保他的儿子在自己指挥的集团军中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在战争爆发之前几年，皇太子还是一名接近30岁的少校时，皇帝在某次阅兵式众目睽睽之下让皇太子下不来台，皇帝大声召唤皇太子所在旅的旅长说：“你来教教这个孩子怎么骑马！”直到凡尔登战役时，他们的父子关系还是和以往一样糟糕和疏远。虽然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来说，战争“会对以前漫不经心的头脑起到清醒和聚焦的作用”，但皇太子的意见仍然无法直接上达天听。他曾对鲁登道夫抱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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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和父亲私下里说些什么，而且获准觐见的话，他会滔滔不绝地就某些其他事情独白一个小时，然后接见时间到，我还没来得及说我想说的事情。如果我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上呈，父亲就会把奏折批转给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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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冯·蒂尔皮茨海军元帅在日记里写道：“皇帝根本不给太子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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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在凡尔登战役即将进入最残酷阶段的节骨眼上，德国方面唯一可能结束这场屠杀的人却没有能力这样做。类似的情况在战线的另一边也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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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金汉也和法国人一样盲目乐观，这表现在他相信法军到4月初已经伤亡20万之众，即便到1919年他的回忆录出版的时候，法金汉仍然以为“3月份的战斗中，每2名德军伤亡，法军就要付出5名的代价”，本书前文引述的双方伤亡比例证明他的数字完全出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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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德国的高级军政领导层中，贝特曼·霍尔维格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法金汉的核心人物，正是他在1915年迫使法金汉交出了兼任的陆军部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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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19章 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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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掌握了胜利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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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尼维尔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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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奥蒙！杜奥蒙！这是一个村庄的名字，这是巨大的痛苦在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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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拉基耶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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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普恩加莱总统在霞飞和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亲王陪同下，开始了战役打响之后对凡尔登的第一次视察。总统穿着自己设计的军便服，这身衣服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名上了年纪的司机。他爬上一座炮台，注意到发福了很多的霞飞正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贝当则与霞飞形成鲜明对比，“他眼皮因紧张而不住地跳，显露出疲劳的迹象”。其实，贝当的眼皮跳显露出的还不止这些。凡尔登战役早已对他的精神产生了巨大压力。他站在设在苏伊村公所的司令部的台阶上，看着眼前“圣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可以想象出参战士兵眼中凡尔登城下战斗的恐怖场景。他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流露感情的话，在其他法国名将的笔下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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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见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赴凡尔登这座熔炉的时候，我的心沉了下去。我想到，正处在无忧无虑年纪的他们很快就会丧失初次作战的热情，在苦难的摧残下，变得麻木而疲惫……他们在卡车里颠来倒去，或者被战斗装备压弯了腰，他们互相鼓励着，唱着歌或者互相调侃，装作无所谓……可是回来时的他们是多么消沉啊，有的形单影只，因伤病或脚痛而掉队，有的还跟着他们那遭受重创的连队。他们的表情难以描述，仿佛被所见证的恐怖凝固住了一般；他们的步态和身姿显露出至深至重的悲伤，他们在最可怕的记忆的重压下弯腰，当我与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几乎回答不出什么来，就算是一名老兵的幽默话语也不能在他们饱受折磨的心灵里唤起任何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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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困难的局面。从战术上来说，如果贝当可以自主决定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按照自己使用火力进行防御、减少损失的一贯主张，早就将部队撤离默兹河右岸血流成河的突出地带，放弃凡尔登城，这样就可以步步为营，在皇太子集团军冲击法军后方一道道精心准备好的防线时，让对方“把鲜血流尽”。他接管指挥权以后曾秘密制订过这样的撤退计划，并将其妥善地存放了起来。战后霞飞声称自己至少曾两次出面制止贝当从右岸撤离，这个说法也许值得怀疑，可它至少间接证明了贝当脑子里从未完全放弃过这个主张。但就算他想做的事情在战术上再明智，他也很清楚只要自己稍微有所动作，就一定会马上被霞飞和卡斯特尔诺撤职，换上一名进攻学派的将军，而新任指挥官不可能和自己一样爱惜人命。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贝当没有行动的自由。他虽然不得不打一场自己不情愿打的仗，但至少还能够严格限制法军在凡尔登的反攻行动，并让霞飞批准采取轮换作战（Noria）的快速替换机制，以此尽力减轻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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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每天在苏伊的村公所里也能亲眼看到部队的状况，他很快就意识到部队在凡尔登前线待得时间太长就会迅速丧失战斗力。在轮换作战机制下，各师只用在前线作战几天，就可以撤下，从而避免了因减员太多影响到士气。撤下的师将远离前线，在后方安静地段恢复实力，整训补充兵力。德国人的做法与此相反（他们可能寄希望于本民族比法国人更能忍受困苦和恐怖），他们让部队在前线上待的时间太长了，并不断把刚刚从新兵营出来的补充兵大量填进老部队，最后部队完全被高强度的消耗战碾成了齑粉。我们在前文分析过这么做的弊端。到5月1日为止，法军有40个师上过凡尔登前线，德军只有26个师。这个差距对德国人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前线的士兵士气低落，他们会自问“法国人哪儿来的这么多生力军”；第二，德军情报机构也会误认为法军的损失远比实际情况更加严重，这又进一步促使克诺贝尔斯多夫继续进攻。对法国人来说，这也意味着那一代人中有更多的人把凡尔登战役（而非其他战役）的恐怖深深地印入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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