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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23章 隐秘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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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喀琉斯：帕特洛克罗斯，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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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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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已经历数了法金汉“流血致死”实验导致皇太子集团军在2月份功败垂成的几个内在原因，包括没能在默兹河两岸同时发动进攻、在关键时刻扣住预备队不放。其后，每当德军想要继续进攻的时候，他又总是表现出无穷无尽的动摇。法金汉性格当中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犹豫不决，他的傲慢和对保密的执念也是致命的缺陷，这些缺点组合起来，将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让德国丧失在1916年赢得西线胜利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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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初制订“杀戮场”行动计划的时候，法金汉犯了一个极为罕见的错误。他没有把自己进攻凡尔登的意图告知与他地位相当的盟友—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同盟国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可以列出很多，可是没有什么单个因素能比德奥之间那种极度缺乏协调合作的关系更具破坏力。两国之间根本没有总司令，也没有联合战争委员会，这两个伙伴之间只有最低程度的联络。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所担任的职位，所以德奥之间的关系让人难以理解。但就算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来看，德奥合作的程度也远远不如霞飞以及后来福煦（战争临近结束时担任联军最高司令）领导下的协约国，尽管后者成天吵吵闹闹。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同盟国很少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相对于协约国所占有的最重要的内线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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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缺乏协调的罪魁祸首就是法金汉跟康拉德之间糟糕的个人关系。冯·库尔将军描绘过这两人极为罕见的几次会晤中的一次—前者身材高大，腰板笔挺，浑身上下整洁得无可挑剔，完全是容克贵族的典型形象，而康拉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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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小而优雅，外形几乎像女性。他的脸看上去很聪明，留着白色的帝国式胡须，但嘴角和眼皮有些神经质的抽搐，破坏了整体相貌。他的军装仅仅是为了穿着，很少突出装饰性，外套上极少佩戴勋章，事实上他常常在仪式性的庆典场合忘记佩戴勋章。就这样，这两个人站在一起，他们的决策会决定数百万人的行动。前者更像是一名斗士，而后者更接近于一名博学的军事家。前者身上还残留着一些当年做中尉时的气质，而后者则有一些缜密思考所带来的敏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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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德意志人在个性上存在着根本上的不相容，这两个人便是各自一方的代表。康拉德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奥地利贵族。1866年萨多瓦战役发生时，他已经14岁，能够记得那场灾难性的失败。战后，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不得不屈服于普鲁士暴发户，这种屈辱的感觉不停地啮噬着他，其程度丝毫不亚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给福煦和德·卡斯特尔诺那一代人带来的痛苦。而傲慢的法金汉的整个外形和举止，处处都让人想起当年的屈辱。有一次有人在关着的会议室门外偶然听到里面法金汉拍着桌子对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卡尔（Karl）大公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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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在想什么呢？你以为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我是一名有经验的普鲁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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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人都能想知，这绝不是诱导一个特别敏感的盟友与自己合作的最好办法，但法金汉就是这样一个人。就连法金汉自己的亲信也时常劝告他应该对奥匈的将领们采取更具外交手腕的态度，可他只是回答道：“一个人如果想让奥地利人服从，他就必须强硬。”更糟糕的是，他那种“强硬”包括毫不掩饰自己对奥匈军队目前军事实力的观感，这种轻蔑跟“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将领对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盟军战斗力的态度如出一辙。在法金汉走马上任几个月以后，康拉德在日记里记录了法金汉说过的对奥地利军的一则巨大侮辱，基本上就等于在说“我们的军队杂乱无章……我们一事无成，我们的军队连行军都不会”，而且这次法金汉又是当着卡尔大公的面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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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法金汉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奥匈帝国在战争期间唯一一次成功大概就是消灭了小小的、原始的门第内格罗（Montenegro），这甚至难以称为一场胜仗。奥匈帝国的军队管理不善、意志不强，有40%是斯拉夫人（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另有18%是匈牙利人。这支军队在与俄国人作战时，就像被海水侵蚀的沙雕城堡一样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德国人一次又一次要在东线救奥军的命。事实上，康拉德作为将军和战略家都远比法金汉优秀得多，他本人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难以忍受。他是当时交战双方中首屈一指的杰出人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比麾下的部队更为优秀的指挥官（他在位的时间也比霞飞和法金汉都长：31个月，霞飞是28个半月，法金汉是23个半月）。最后一个因素—但绝非最不重要的因素—在于政治冲突。远在鲁登道夫不小心说出奥匈帝国应该成为“德国在这场战争胜利以后的战利品”这句话之前，康拉德就对德国老大哥的政治野心洞若观火，开战后第17个月，他就把德国人视为“我们隐秘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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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的地位虽然相对弱势，可也有自己的办法跟法金汉周旋。他们两个很少在一起开会，偶尔开几次会，面对法金汉的滔滔雄辩，康拉德从来不做任何正面冲突，而是缄默不语，让法金汉误以为自己的观点占了上风。过后法金汉才从信件或者实际行动上知道，康拉德根本没有买他的账，于是气得要死。1914年11月法金汉上任不久，德奥双方的联络军官试图安排两位总司令会晤，可法金汉的表现极度缺乏外交手腕，他坚持要康拉德来柏林见自己。作为回应,康拉德仅仅派去了副官—一名小小的中校。那年秋天，康拉德请求德军统帅部把新到达俄国前线的第9集团军划到奥军指挥之下，这一安排十分合理，仅仅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可是法金汉绝不肯降低自己对东线的控制力，于是回绝了。不久后，德奥进攻华沙的行动因缺乏协调而受挫，德国人请求奥军把它的第1集团军划归兴登堡指挥，这个请求也合情合理，但康拉德出于报复，同样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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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这一切冲突不但任性而且小题大做，简直难以置信。不过要是回想一下劳合·乔治跟黑格之间的关系，就会明白法金汉跟康拉德之间的敌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绝不是少见的例外。这两个人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他们对战争指导的大政方针自然也迥然不同。不过除了个性冲突外，两人的基本战略思想也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法金汉基本上是“西线派”，虽说他那“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作风决定了，他无论在哪个战场都不可能倾全力一击。康拉德站在奥匈帝国的角度，则是“东线派”，他还是冯·施利芬的信徒，认为同盟国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内集中全力攻击一个敌人，才有成功的希望。康拉德原则上同意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战略思想，主张对法国采取防御姿态，倾全力击败俄国，但还主张连续进行小规模的打击，先把协约国中比较弱的成员（包括塞尔维亚、门第内格罗和意大利）打出局，然后集中奥匈帝国的全部军队对付俄国。康拉德认为在东线可以获得最大的战果，这个观点被1915年5月戈尔利采攻势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该攻势是整个战争期间战果最大的一次战役：150万俘虏，缴获2600门大炮，将战线往前推了430公里（相比之下，凡尔登战役5个月的收获是6.5万名俘虏、250门大炮，战线前推了10公里）。戈尔利采攻势基本上是按照康拉德的蓝图设计的，可是仗打胜了后，法金汉却把功劳归给自己，这让康拉德非常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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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和法金汉之间最后最大的分歧发生在1915年下半年。当时，法金汉已经同意借兵给奥匈去打败塞尔维亚（有点像1941年德国帮助意大利出兵希腊），奥军里有很多克罗地亚人，根本不想跟同文同种的塞尔维亚兄弟阋墙，所以自1914年以来，战事就没有什么进展。法金汉又照常坚持要求所有部队接受德国人冯·马肯森将军的指挥。康拉德不愿意，不过保加利亚人支持法金汉，所以康拉德被迫同意了。后来，当康拉德想要对战事的进展施加某种影响时（大多数作战部队都是奥军），德国人冷冷地告诉他，马肯森只接受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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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征服塞尔维亚，康拉德按照自己总的战略设想，宣称奥军下一步将单独打败门第内格罗。他在12月中旬给法金汉写信说：“既然塞尔维亚战局已经结束，奥第3集团军也就不必再归属马肯森指挥了。”法金汉接到来信认为：“那将违反我们跟保加利亚人的协议。”可是还没等他表示反对，康拉德已经调兵向门第内格罗发动进攻了。法金汉勃然大怒，宣称“这是公然的出尔反尔”，断绝了和康拉德之间一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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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在成功击败门第内格罗之后给法金汉写了一封和解信，但没有收到回应。他差不多在此时写信建议德奥合力在1916年把意大利驱逐出战争，为此需要动用16个奥匈师、4个德国师，另外还需要4个德国师在俄国前线替换下意大利战场所需的奥军部队。康拉德收到的回复不仅冰冷，甚至近于侮辱。法金汉在回忆录里轻蔑地否定了这个作战计划，因为他认为意大利在军事上一文不值。①与此同时，法金汉正忙着为凡尔登战役制订计划。关于这场德国在1916年最主要的战争行动，法金汉从没有对他最主要的盟友透露过一个字。这种做法部分跟他对保密的执念有关，但无疑也是出于他对康拉德的个人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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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难以置信。康拉德在2月份头一次听说凡尔登攻势的时候，气得说不出话来，这倒是可以理解。如果德国人这样对待他，那好啊，他也可以自行其是。他开始着手计划单独进攻意大利，而且保密工作做得不比法金汉逊色。奥军从俄国前线抽调了最精锐的5个师前往蒂罗尔，没有派替换部队。很不幸，阿尔卑斯山的气候对康拉德不利：那年开春很久后，天还在下雪，迫使奥军将进攻推迟了将近一个月，直到5月15日才能发动，那时奥军已经丧失了出敌不意的优势。阿齐亚戈（Asiago）的意军损失很大，但在一个月之内就挡住了奥军的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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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整个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降临在奥匈帝国头上。普恩加莱总统紧急请求沙皇发动救援进攻，以缓解德国人在凡尔登对法军造成的压力，于是俄军最能干的布鲁西洛夫将军动用了40个师在6月4日发动总攻。他正好打在整个奥军战线最薄弱的西里西亚地区，康拉德就是从那里抽出了用于意大利攻势的5个精锐师。俄军的进攻突如其来，奥军防线就像杰里科（Jericho）的城墙一样纷纷崩塌。奥军炮兵骑着马落荒而逃，留下成千的步兵被冲上来的哥萨克骑兵歼灭。更多的时候，东拼西凑起来的奥匈帝国陆军中的斯拉夫人不等炮兵逃走就放下武器投降了。布鲁西洛夫攻势渐渐停顿的时候，俄军已经抓了40万俘虏。这是俄国最荣耀的时刻，也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上唯一一次以主将名字命名的成功的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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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德奥东线似乎摇摇欲坠。就在德军于凡尔登发动新攻势的6月8日，康拉德来柏林见法金汉，请求德国支援。法金汉看到康拉德的整个大战略已经破产，当然不会放过羞辱对方的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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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开战时小毛奇从西线调走两个至关重要的步兵军去东普鲁士应对俄国的威胁，从而削弱了德军向巴黎进军时的实力一样，现在法金汉也被迫从西线抽调3个师派往东线。在凡尔登战场的皇太子接到命令，让他暂停进攻，另外有显著迹象表明，敌我双方等待已久的英军在西线的攻势也即将到来，德军需要更多预备队应付这场会战。法金汉犹豫了一个多星期。在此期间，皇太子再次抓住机会试图说服法金汉完全放弃凡尔登战役，但皇太子又一次被德皇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制止了。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载：“这是整个战争中最痛苦的事……我从根本上反对继续进攻，可还是得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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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东线的危机很快得到了缓解，西线英军还没有开始炮兵试射，而法金汉还是处于克诺贝尔斯多夫的影响之下。现在德军定于6月23日恢复进攻苏维尔堡。可是法军已经挨过了最危急的时刻。感谢布鲁西洛夫，尼维尔才有时间补充自己极为不足的预备队，并修补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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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康拉德这一作战计划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跟本书无关，但至少有一位杰出的德国军事评家—冯·霍夫曼将军—认为康拉德是正确的，如果卡波雷托战役那样的大胜仗发生在1916年而不是1917年，同盟国也许能轻易地击溃意大利并让协约国颜面丧尽，还能给其他战线腾出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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