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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人都能想知，这绝不是诱导一个特别敏感的盟友与自己合作的最好办法，但法金汉就是这样一个人。就连法金汉自己的亲信也时常劝告他应该对奥匈的将领们采取更具外交手腕的态度，可他只是回答道：“一个人如果想让奥地利人服从，他就必须强硬。”更糟糕的是，他那种“强硬”包括毫不掩饰自己对奥匈军队目前军事实力的观感，这种轻蔑跟“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将领对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盟军战斗力的态度如出一辙。在法金汉走马上任几个月以后，康拉德在日记里记录了法金汉说过的对奥地利军的一则巨大侮辱，基本上就等于在说“我们的军队杂乱无章……我们一事无成，我们的军队连行军都不会”，而且这次法金汉又是当着卡尔大公的面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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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法金汉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奥匈帝国在战争期间唯一一次成功大概就是消灭了小小的、原始的门第内格罗（Montenegro），这甚至难以称为一场胜仗。奥匈帝国的军队管理不善、意志不强，有40%是斯拉夫人（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另有18%是匈牙利人。这支军队在与俄国人作战时，就像被海水侵蚀的沙雕城堡一样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德国人一次又一次要在东线救奥军的命。事实上，康拉德作为将军和战略家都远比法金汉优秀得多，他本人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难以忍受。他是当时交战双方中首屈一指的杰出人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比麾下的部队更为优秀的指挥官（他在位的时间也比霞飞和法金汉都长：31个月，霞飞是28个半月，法金汉是23个半月）。最后一个因素—但绝非最不重要的因素—在于政治冲突。远在鲁登道夫不小心说出奥匈帝国应该成为“德国在这场战争胜利以后的战利品”这句话之前，康拉德就对德国老大哥的政治野心洞若观火，开战后第17个月，他就把德国人视为“我们隐秘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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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的地位虽然相对弱势，可也有自己的办法跟法金汉周旋。他们两个很少在一起开会，偶尔开几次会，面对法金汉的滔滔雄辩，康拉德从来不做任何正面冲突，而是缄默不语，让法金汉误以为自己的观点占了上风。过后法金汉才从信件或者实际行动上知道，康拉德根本没有买他的账，于是气得要死。1914年11月法金汉上任不久，德奥双方的联络军官试图安排两位总司令会晤，可法金汉的表现极度缺乏外交手腕，他坚持要康拉德来柏林见自己。作为回应,康拉德仅仅派去了副官—一名小小的中校。那年秋天，康拉德请求德军统帅部把新到达俄国前线的第9集团军划到奥军指挥之下，这一安排十分合理，仅仅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可是法金汉绝不肯降低自己对东线的控制力，于是回绝了。不久后，德奥进攻华沙的行动因缺乏协调而受挫，德国人请求奥军把它的第1集团军划归兴登堡指挥，这个请求也合情合理，但康拉德出于报复，同样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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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这一切冲突不但任性而且小题大做，简直难以置信。不过要是回想一下劳合·乔治跟黑格之间的关系，就会明白法金汉跟康拉德之间的敌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绝不是少见的例外。这两个人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他们对战争指导的大政方针自然也迥然不同。不过除了个性冲突外，两人的基本战略思想也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法金汉基本上是“西线派”，虽说他那“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作风决定了，他无论在哪个战场都不可能倾全力一击。康拉德站在奥匈帝国的角度，则是“东线派”，他还是冯·施利芬的信徒，认为同盟国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内集中全力攻击一个敌人，才有成功的希望。康拉德原则上同意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战略思想，主张对法国采取防御姿态，倾全力击败俄国，但还主张连续进行小规模的打击，先把协约国中比较弱的成员（包括塞尔维亚、门第内格罗和意大利）打出局，然后集中奥匈帝国的全部军队对付俄国。康拉德认为在东线可以获得最大的战果，这个观点被1915年5月戈尔利采攻势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该攻势是整个战争期间战果最大的一次战役：150万俘虏，缴获2600门大炮，将战线往前推了430公里（相比之下，凡尔登战役5个月的收获是6.5万名俘虏、250门大炮，战线前推了10公里）。戈尔利采攻势基本上是按照康拉德的蓝图设计的，可是仗打胜了后，法金汉却把功劳归给自己，这让康拉德非常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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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和法金汉之间最后最大的分歧发生在1915年下半年。当时，法金汉已经同意借兵给奥匈去打败塞尔维亚（有点像1941年德国帮助意大利出兵希腊），奥军里有很多克罗地亚人，根本不想跟同文同种的塞尔维亚兄弟阋墙，所以自1914年以来，战事就没有什么进展。法金汉又照常坚持要求所有部队接受德国人冯·马肯森将军的指挥。康拉德不愿意，不过保加利亚人支持法金汉，所以康拉德被迫同意了。后来，当康拉德想要对战事的进展施加某种影响时（大多数作战部队都是奥军），德国人冷冷地告诉他，马肯森只接受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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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征服塞尔维亚，康拉德按照自己总的战略设想，宣称奥军下一步将单独打败门第内格罗。他在12月中旬给法金汉写信说：“既然塞尔维亚战局已经结束，奥第3集团军也就不必再归属马肯森指挥了。”法金汉接到来信认为：“那将违反我们跟保加利亚人的协议。”可是还没等他表示反对，康拉德已经调兵向门第内格罗发动进攻了。法金汉勃然大怒，宣称“这是公然的出尔反尔”，断绝了和康拉德之间一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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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在成功击败门第内格罗之后给法金汉写了一封和解信，但没有收到回应。他差不多在此时写信建议德奥合力在1916年把意大利驱逐出战争，为此需要动用16个奥匈师、4个德国师，另外还需要4个德国师在俄国前线替换下意大利战场所需的奥军部队。康拉德收到的回复不仅冰冷，甚至近于侮辱。法金汉在回忆录里轻蔑地否定了这个作战计划，因为他认为意大利在军事上一文不值。①与此同时，法金汉正忙着为凡尔登战役制订计划。关于这场德国在1916年最主要的战争行动，法金汉从没有对他最主要的盟友透露过一个字。这种做法部分跟他对保密的执念有关，但无疑也是出于他对康拉德的个人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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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难以置信。康拉德在2月份头一次听说凡尔登攻势的时候，气得说不出话来，这倒是可以理解。如果德国人这样对待他，那好啊，他也可以自行其是。他开始着手计划单独进攻意大利，而且保密工作做得不比法金汉逊色。奥军从俄国前线抽调了最精锐的5个师前往蒂罗尔，没有派替换部队。很不幸，阿尔卑斯山的气候对康拉德不利：那年开春很久后，天还在下雪，迫使奥军将进攻推迟了将近一个月，直到5月15日才能发动，那时奥军已经丧失了出敌不意的优势。阿齐亚戈（Asiago）的意军损失很大，但在一个月之内就挡住了奥军的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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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整个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降临在奥匈帝国头上。普恩加莱总统紧急请求沙皇发动救援进攻，以缓解德国人在凡尔登对法军造成的压力，于是俄军最能干的布鲁西洛夫将军动用了40个师在6月4日发动总攻。他正好打在整个奥军战线最薄弱的西里西亚地区，康拉德就是从那里抽出了用于意大利攻势的5个精锐师。俄军的进攻突如其来，奥军防线就像杰里科（Jericho）的城墙一样纷纷崩塌。奥军炮兵骑着马落荒而逃，留下成千的步兵被冲上来的哥萨克骑兵歼灭。更多的时候，东拼西凑起来的奥匈帝国陆军中的斯拉夫人不等炮兵逃走就放下武器投降了。布鲁西洛夫攻势渐渐停顿的时候，俄军已经抓了40万俘虏。这是俄国最荣耀的时刻，也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上唯一一次以主将名字命名的成功的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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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德奥东线似乎摇摇欲坠。就在德军于凡尔登发动新攻势的6月8日，康拉德来柏林见法金汉，请求德国支援。法金汉看到康拉德的整个大战略已经破产，当然不会放过羞辱对方的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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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开战时小毛奇从西线调走两个至关重要的步兵军去东普鲁士应对俄国的威胁，从而削弱了德军向巴黎进军时的实力一样，现在法金汉也被迫从西线抽调3个师派往东线。在凡尔登战场的皇太子接到命令，让他暂停进攻，另外有显著迹象表明，敌我双方等待已久的英军在西线的攻势也即将到来，德军需要更多预备队应付这场会战。法金汉犹豫了一个多星期。在此期间，皇太子再次抓住机会试图说服法金汉完全放弃凡尔登战役，但皇太子又一次被德皇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制止了。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载：“这是整个战争中最痛苦的事……我从根本上反对继续进攻，可还是得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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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东线的危机很快得到了缓解，西线英军还没有开始炮兵试射，而法金汉还是处于克诺贝尔斯多夫的影响之下。现在德军定于6月23日恢复进攻苏维尔堡。可是法军已经挨过了最危急的时刻。感谢布鲁西洛夫，尼维尔才有时间补充自己极为不足的预备队，并修补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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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康拉德这一作战计划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跟本书无关，但至少有一位杰出的德国军事评家—冯·霍夫曼将军—认为康拉德是正确的，如果卡波雷托战役那样的大胜仗发生在1916年而不是1917年，同盟国也许能轻易地击溃意大利并让协约国颜面丧尽，还能给其他战线腾出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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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24章 危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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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说，再做最后一次努力，我们就能胜利。他们在3月份这么说，在4月份还这么说……一直重复到7月中旬，然后就突然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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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茨威格，《凡尔登之战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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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脑海中浮现出幻象，看见死去的同志们身着灰色军装，脸色惨白，浑身血污，排着长长的行军队伍。他们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饱受摧残的心灵却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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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档案》第1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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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地区的防御体系依靠横向延伸到默兹河畔的一道道山脊而建立，而苏维尔堡就控扼着最后一道主要山脊线。它背后只剩下贝尔维尔山脊，山上的两座二流堡垒预计挡不住任何大的进攻。除此之外，从苏维尔堡到凡尔登城下是一路下坡，只有2.5英里的距离。苏维尔堡是贝当最初规划的“最后防线”上的一环，这个堡垒一旦陷落，凡尔登城本身失守就是早晚的事情。从正面接近苏维尔堡的道路沿着一条连接两条主要横向山脊的山梁修筑，就像字母H中间的一横，它连接的其中一条是苏维尔山脊，另一条则是从弗鲁瓦德泰尔到杜奥蒙的山脊。这条山梁的远端被蒂欧蒙工事控制着，双方在这里反复争夺，目前在法军手里，而山梁中部有重要的弗勒里村。要想进攻苏维尔堡，就必须先占领这两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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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诺贝尔斯多夫为这次进攻集结了3万名士兵，其中包括克拉夫·冯·戴尔门辛根（Krafft von Dellmensingen）将军的山地军，这个军在德军中久负盛名，刚刚到达战场。这次行动进攻正面只有大约3英里，兵力密度却甚至超过了2月份的第一次进攻。虽然布鲁西洛夫攻势打断了德军的凡尔登战役，可是冯·克诺贝尔斯多夫跟他的集团军司令完全不同，他非常乐观，认为3天之内就能打进凡尔登城。他已经让人找来了各团的军旗和军乐队，准备用于引导胜利入城仪式，他还邀请皇帝圣驾亲临第5集团军司令部观礼德军发动的致命一击。指挥德军重炮兵的班西（Bansi）上校在进攻前一天兴高采烈地写下自己又能骑马从一个炮兵连奔向另一个炮兵连的喜悦：“在晴朗的夏日中，奔跑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它赋予人勇气和信心，让人精神焕发、面貌一新。”德国人表现出来的轻松与自信绝非自夸或者一厢情愿。冯·克诺贝尔斯多夫还准备了一手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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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尖刀部队在开赴前线的路上经过炮兵阵地时，看到大批炮弹弹壳上涂有明亮的绿色十字标记。虽说这种从未见过的标记带有一种神秘感，但很多人都感觉这就是指挥官们向他们保证这次一定会突破到凡尔登城下的信心来源，这次不会再出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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