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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诺贝尔斯多夫为这次进攻集结了3万名士兵，其中包括克拉夫·冯·戴尔门辛根（Krafft von Dellmensingen）将军的山地军，这个军在德军中久负盛名，刚刚到达战场。这次行动进攻正面只有大约3英里，兵力密度却甚至超过了2月份的第一次进攻。虽然布鲁西洛夫攻势打断了德军的凡尔登战役，可是冯·克诺贝尔斯多夫跟他的集团军司令完全不同，他非常乐观，认为3天之内就能打进凡尔登城。他已经让人找来了各团的军旗和军乐队，准备用于引导胜利入城仪式，他还邀请皇帝圣驾亲临第5集团军司令部观礼德军发动的致命一击。指挥德军重炮兵的班西（Bansi）上校在进攻前一天兴高采烈地写下自己又能骑马从一个炮兵连奔向另一个炮兵连的喜悦：“在晴朗的夏日中，奔跑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它赋予人勇气和信心，让人精神焕发、面貌一新。”德国人表现出来的轻松与自信绝非自夸或者一厢情愿。冯·克诺贝尔斯多夫还准备了一手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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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尖刀部队在开赴前线的路上经过炮兵阵地时，看到大批炮弹弹壳上涂有明亮的绿色十字标记。虽说这种从未见过的标记带有一种神秘感，但很多人都感觉这就是指挥官们向他们保证这次一定会突破到凡尔登城下的信心来源，这次不会再出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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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夜间，法军第130师参谋马塞尔·贝许（Marcel Bechu）中尉在位于苏维尔堡附近的师部里，正要坐下来跟师长共进晚餐。这是个无风的美好夏日夜晚，只有整天轰鸣的德军炮声带来一丝不和谐。突然德军的炮击停止了。几天以来，周围第一次出现了寂静，完全的沉寂，这种寂静“似乎比万炮轰鸣还要可怕”。军官们面面相觑，眼中带着怀疑的神色，正如贝许所说：“人们不怕打仗，但是害怕不可知的陷阱。”法军大炮恢复了轰鸣，但德军第一次没有回应。奇怪的寂静持续了好几分钟，给人的感觉却像几个小时。在掩蔽部里，人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其后，头顶上传来一种声响，贝许带有几分诗意地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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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无数声轻柔的尖啸，连续不断，仿佛成千上万只鸟儿扑棱着翅膀同时升上半空，逃离我们的头顶，然后被身后的霍斯匹斯溪谷（Ravine des Hospices）吞噬了一般。这种声音既新奇又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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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名中士跑进掩蔽部，既没敲门也没敬礼，他的嘴巴因激动而抽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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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阁下，有炮弹，成千发炮弹，从头顶上飞过去，可是没有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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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说：“我们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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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外，贝许能听见远处德军大炮的轰鸣，可还是没有炮弹爆炸的声音。然后，正当他们站在那里细听的时候，溪谷里面升腾起“一种恶臭的、令人作呕的化合物的腐朽气味，带点醋放久了的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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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用绷紧的声音小声说：“毒气！是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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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邻部队第129师的皮埃尔·德·马泽诺（Pierre de Mazenod）中尉也听到这种沉默的炮弹纷纷落在他的75毫米炮连周围。他想，这就像“成千的串珠飞落在一张巨大的地毯上”。法军有过一阵高兴的幻觉，他手下的士兵以为德国人打的是哑弹。然后他们就闻到了刺鼻的气体，开始有了第一阵窒息的感觉。拉车的挽马在狂乱中猛然跃起，挣脱了缰绳并在大炮中间疯跑。炮手们迅速戴上防毒面具，跑去操纵大炮。戴上防毒面具的士兵操作大炮的场景，让德·马泽诺联想起“死亡狂欢节”。当时原始的防毒面具限制佩戴者自由呼吸，结果每做一个动作都需要付出好几倍的努力，可是至少面具能让士兵避免被窒息。但现在戴上了面具的士兵还是在咳嗽、呕吐，绝望地抓着自己的喉咙想要吸进空气。毒气不知怎么地竟然能渗透进面具里面，这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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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毒气就是应该能穿透面具的。德国科学家用了几个月时间来试验一种新配方。他们终于生产出一种毒气，缴获的法军防毒面具对它只能起到部分防护作用，而今天就是德军第一次使用这种毒气。它的名字叫“光气”—德军根据毒气炮弹弹壳上的标记称它为“绿十字气”（Green Cross Gas）—它是战争中使用过的最致命的毒气之一。怪不得德国人对新攻势信心满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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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十字气”可以杀死任何生物。树叶会枯萎，甚至蜗牛都能被毒死，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成片的苍蝇也暂时消失了，这倒算是一个小小的好处。在通往苏维尔堡的各条道路上，马匹口吐白沫地倒地，剧烈地抽搐着。语言难以描述当时的混乱，被扔下不管的机动野战厨房设备跟炮车和救护车混在一起，缠夹不清。前线步兵头一天紧急召唤的弹药和饮水根本就送不过这片绿色的毒气幕墙。夜里没有风，毒气一直徘徊着无法散去。毒气一直影响到后方，甚至远达凡尔登城背后。有一名受伤的士兵回忆说医治自己的医生和他的医疗团队全都戴着防毒面具，看上去就像幽灵一般，附近有一名“没有脸的”牧师在给濒死的伤员做临终告解。时不时有救护兵按着自己的喉咙倒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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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十字气”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法军炮兵。德·马泽诺的炮兵连里，每门炮只剩下一两名炮手，很多人的脸色都“像死尸一样”。法军部署在默兹河右岸地区的炮兵连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沉寂。坏运气还给法军雪上加霜，穆兰维尔堡里面起过重要作用的155毫米大炮也被打哑了，这门大炮在整个战役期间一直轰鸣，而且根本没有受到毒气的影响，结果那天早晨一发“大伯莎”炮弹落进堡内爆炸，把它敲掉了。在这场持续4个月的巨大的炮兵对决中，终于有一方占据了绝对上风。到23日拂晓时分，法军只剩零星的炮火。然后，“绿十字”炮击突然停止了，就像它开始时那么突然，高爆炮弹的轰鸣又一次在整个战场上回响。凌晨5点，德军步兵排成前所未有的密集队形前进，二梯队在突击部队身后紧紧跟随。德·马泽诺还没来得及让自己的75毫米炮群开火，德军就已经冲了上来，他和炮兵连的幸存者们不得不拿起步枪阻止敌人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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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的主攻势正好打在了法军第129师和第130师的接合部，这两个师连日来受尽干渴的折磨，又缺乏弹药，而且因缺乏炮火支援而士气低落。法军监听站沮丧地听到德军巡逻队报告说他们已经抵达法军前哨位置，那里的守军弃阵而逃。法军防线正中央以惊人的速度被击穿出一个大洞。巴伐利亚士兵一个冲锋就拿下了蒂欧蒙工事，冲到弗鲁瓦德泰尔碉堡面前并暂时包围了那里。其他巴伐利亚部队突破以后打到了葡萄园溪谷（Ravine des vignes）的边缘，法军在那里有一个被称为“四烟囱”（Quatre Cheminées）的地下指挥中心，里面驻有4支部队的指挥部。指挥中心的参谋人员在里面龟缩了好几天，而德国人则从“四烟囱”得名的几条通风管道往里面扔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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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伐利亚部队左翼，冯·戴尔门辛根的山地军取得了当天最大的战果，这个军的先锋是巴伐利亚近卫团和普鲁士第2猎兵团。近卫团团长是里特尔·冯·埃普（Ritter von Epp）中校，后来在纳粹运动早期成为名人，而猎兵团的团部副官是陆军中尉保卢斯（Paulus），他的名字将永远和一代人以后的另一次“凡尔登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联系在一起。有一名法军空中观察员图尔泰（Tourtay）中尉坐在缴获来的德军气球里，高高地悬在战场上空，就像从大看台上看比赛一样，看着冯·埃普的手下冲进弗勒里村。当时才上午8点15分，德国人在发起进攻3个小时后就已经前进了将近1英里。几分钟后，图尔泰看见24门德军野战炮由马拉着以最快的速度赶上来支援守卫弗勒里村的德军。然后法军的防御体系总算惊醒过来了，9点刚过，图尔泰中尉惊喜地看见法军炮群重新开火，第一批弹幕开始落在德军头顶上。弗勒里村的争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但到23日傍晚，德军已牢牢地占领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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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人看来，这个阶段正如一名准将所说的，“一切都不如人意”。打进贝当在巴勒迪克的电话报告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糟糕。“违反纪律”的报告多起来了，预示着部队的体力和士气正在接近衰竭，这是贝当特别担心的。第121猎兵团将近一半士兵和18名军官在蒂欧蒙被德军俘虏，像猎兵这样的精英单位都这么容易投降，这绝对是个坏兆头。一名值班军官在午前报告说，德军离凡尔登城只有2.5英里，城里的乌鸦都被惊起来了，离最后一道山岭—贝尔维尔高地—也只有1200码远。他刚走，另一名值班军官进来报告贝当，里特尔·冯·埃普的部队架起机枪能够从斜角远远地向凡尔登的街道射击，引起了小小的恐慌。那天，贝当在下级面前没有流露出一丝惊惧，外表非常镇静，直追霞飞本人，他只是评论道：“我们今天不怎么走运，明天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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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贝当在下午3点给德·卡斯特尔诺打电话的时候非常悲观，表示担心仍然留在默兹河右岸的法军炮兵主力的安全，并第三次请求霞飞让索姆河战役提前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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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和他的支持者们用这次谈话作为证据，指责贝当还在考虑主动撤出默兹河右岸，并称是霞飞和尼维尔的坚决态度才让贝当回心转意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法军在凡尔登战场的炮兵有三分之一部署在默兹河右岸，需要至少3天时间才能把他们撤出来。贝当有理由担心，德军如果继续进攻，就会把守军赶过默兹河，法军的大炮会全部被缴获，这样大的损失对法国来说，可能仅次于凡尔登本身的陷落。其实尼维尔本人明显和贝当有同样的担忧，不过他后来很快否认，声称自己从没有动摇过。尼维尔已经下令从布拉和弗鲁瓦德泰尔之间地区撤出部分炮兵，而在凡尔登城里，卫戍司令疯狂地派人在街上挖战壕，加固房屋准备巷战，还准备死守沃邦设计建造的古老城堡，迎接围攻战。即便霞飞本人的行动，也戳破了他后来所谓“我从未担心过”的牛皮：他紧急给贝当派去了4个师的援兵，之前他紧紧攥住这些部队不放，是为了准备索姆河攻势。在巴黎，一名法国军官对克莱蒙梭说，“霞飞已经屈服了”。“老虎”回答说：“这些人将会葬送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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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尽可以在回忆录里大言炎炎地谈论：“贝当再次允许自己被敌人所左右。”贝当也许的确太容易屈服于他自己深深的悲观情绪。但6月23日绝对是惊险万分、胜负悬于一线的一天。谁能说德军那天夜里不会再来一次致命的“绿十字”毒气攻击，或者第二天再发动一场跟今天一样猛烈的进攻，从侧面席卷法军防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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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克诺贝尔斯多夫和他手下的指挥官知道答案。那天一名20岁的前慕尼黑大学学生汉斯·福斯特尔（Hans Forster，他那年后来在凡尔登阵亡）写的家信最好地描述了德军在那一天的好运。福斯特尔是巴伐利亚第24步兵团的一名士官，这个团的任务是在弗勒里和弗鲁瓦德泰尔之间向前推进。那天凌晨，他趴在弹坑里等待时，就注意到周围很少有敌人的炮弹落下，这跟前两天的状况形成了令人愉快的鲜明对比。早晨7点，各种颜色的维利式信号弹在空中飞舞，他的团发动了冲锋。几分钟之内，他们就打到了第一个进攻目标—一处名叫“A据点”的法军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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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啊！法国人像潮水一样往后退，他们被一名军官逼着停下来重新占领阵地。我们发出一片叫声“手榴弹”。前后左右的守军纷纷倒下—其他人投降了。再次奋力一击—“A据点”被我们占领了！！！我们冲过一片低洼地乘胜前进。前方有一处铁路阵地，阵地右边是铁轨的弯道。40到50名法国人高举双手。有一名下士还在向我们开枪—我制止了他。一名年纪比较大的法国人举起一只受了轻伤的手对我微笑，感谢我……越过铁道……我们连长A中尉在我左手边10码远的弹坑里大声喊道，“进攻一切顺利”，随即哈哈大笑，然后他再次变得严肃起来，因为看见有人继续往前冲，担心他们有可能被我们自己的火力打到。他站起来喊他们—然后—他的地图变成了碎片到处飞扬，他双手合拢在胸前，向前方倒了下去。有人跑到他身旁，可他几分钟以后就死了。继续前进。绝不停歇。我们冲过弗勒里的铁丝网，只花了10分钟就占领了弗勒里。我们把步枪背在背后，叼着香烟，笑着聊着，一边向前进。俘虏的法国兵成百地被押往后方……（福斯特尔随后声称，他在一条长长的峡谷—那可能是葡萄园溪谷—的出口处远远望见了凡尔登的郊区，但他一定是搞错了。）啊，凡尔登—太高兴了！我们互相握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巴伐利亚的）亨利亲王（他后来在战斗中负伤）站在弗勒里村右翼，高兴地走动着。这个时刻是如此伟大，如此激动人心。时间是上午8点20分，太阳照常升起……将近中午时分，敌人发动了一次反攻，可我们打退了他们，在弗勒里村前占领了一条1公里半长的堑壕线。炮火越来越密集。我们没法在空旷地带待下去了，连忙去找藏身之所……那天晚上，我们从洞里爬出来的时候，惊恐地发现阵地已经在7点钟撤空了，只剩下我们24连的一小撮人还有10连的几个人，守着500码宽的前线。这怎么可能呢？E中尉下令趁着黑夜掩护往回撤，我们被遗忘了。然后，早在晚上7点半，我们自己的炮兵就开始轰炸我们的阵地……我们躲在一个洞里直到凌晨3点。特别渴。天终于下雨了，我们可以舔舔钢盔边沿，还有上衣的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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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尔扶着一名腹股沟受重伤的近卫团士官往德军主防线走。天开始亮起来时，他认出受伤的人是他在慕尼黑大学的同学。他们一起回到杜奥蒙堡的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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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那一天的进攻渐渐停息主要得归咎于以下几点因素。“绿十字气”的效果有些令人失望。法国的防毒面具整体上比预期的更有效，那天实际上法军报告中了毒气的只有1600人，而且毒气会向低洼地带沉积，所以部署在高地的法军炮兵相对来说没受到什么伤害。而且德军的“绿十字”毒气弹只够覆盖法军防线中段，所以两翼法军大炮没有被摧毁。最主要的是德军指挥官们不太相信新奇的玩意儿，他们犯了一个典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军事观念上的错误：正如犹豫不决的黑格后来浪费了坦克出奇制胜的效果一样，克诺贝尔斯多夫也不想把宝全都押在光气上面。结果在步兵发起冲锋之前3到4个小时，德军炮兵就奉命停止毒气袭击，改用普通炮弹，给了法国人宝贵的恢复时间。后者这才得以把大炮重新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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