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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法军兵变的细节仍然被一层异常神秘的面纱笼罩着，最不为人知的就是法国人到底用了什么惩罚措施来平息这场兵变。黑格在1917年11月的日记中记载说，他当时被告知“要处理3万名叛乱者”。官方报道中只记录了有几十名领头闹事者被审判枪决，但还有多少人未经审批就被处决，这个只能猜测。时不时地会有一些非官方的记述泄露出来，传说有一整支部队在开进平静的战线后，被自己的炮兵有意地全部处决掉。我们只知道确实有一支可怜的在法国作战的俄国师，因祖国革命的消息以及尼维尔指挥下惨重的伤亡，而彻底地反叛了。他们随后被忠诚的法国军队包围，为近距离炮火所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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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国政客们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只能求助于唯一一个有能力恢复军队秩序的人。法兰西第二次，但绝非最后一次召唤贝当。新任总司令驳回了各军军长采取严厉惩戒措施的请求，只批准了最低限度的一些死刑判决，把“治愈”的努力集中于从小处着手，改善一些法军急需改善的生活条件。休假终于组织得像个样子了，法军还修建了士兵休假中心提供食宿（相当于英国的基督教青年会），给部队建造了适当的厕所、淋浴和宿舍，把炊事兵送去学习怎么做饭，配发的红酒质量和数量都有所改善。最主要的是，贝当亲自视察了一百多个师，安抚士兵们说再也不会有尼维尔攻势了。他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等待美国人和坦克。”这些治愈措施虽然简单，但非常有效，不过也只有贝当能做到这些。他的出现让部队像凡尔登战役中的第2集团军一样感到安心：这是一个不会白白挥霍他们生命的领导人。很多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在贝当漫长的—后来变得悲惨的—军事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对法国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就算他在1916年2月给予凡尔登的拯救也不能与这次相比，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兵变中所承担的使命是一生中最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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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贝当作为“陆军的大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法国陆军已不复往日了，再也不可能重现凡尔登战场上曾经表现出来的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博阿松中士说（他离开凡尔登后参加了尼维尔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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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净化了不健康的气氛。但他不可能完全抹去根植于士兵们心中对领袖们的反抗情绪，而士兵本应视领袖为带头人、向导、保护人、和父辈一样的朋友……他们毁掉了法兰西战士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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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撑过了1917年剩下的时间，只打过几场有限的、代价不高但非常成功的小仗（包括一场局部进攻，法军最终把德国人从死人山赶了出去，贝当下令进行这次行动，以彻底恢复士气）。但是在1918年最后结束战争的进攻行动即将到来的时候，贝当作为防御战大师，明显不再适合进攻的角色。他两次拯救了法兰西，却并不是新角色的合适人选。大兵变之后，当年在凡尔登战场上感染的致命的悲观主义情绪在贝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1918年3月德国最后一次豪赌般的鲁登道夫攻势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危在旦夕，黑格在自己的日记里直白地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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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看起来很糟糕。作为一名指挥官，他看上去十分恐惧、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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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最后关头，协约国找到了完成任务的最佳组合：贝当仍旧担任法军总司令，而福煦将出任首次设立的法国战场所有协约国军的最高司令官。福煦虽然仍旧是进攻学派的忠实信徒，但他从战争中比任何其他协约国领导人学到的东西都要多。在福煦指挥下，协约国军在1918年夏天沿全线展开猛攻，最后甚至连鲁登道夫都意识到战争已经失败。11月8日，美国第26步兵师的部队收复了考雷森林，那是德里昂和手下的猎兵们在1916年2月曾经英勇战斗和牺牲的地方。3天后，法国、美国和德国军队一起围在当卢“高炮台”上点起的巨大篝火旁庆祝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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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末林在1916年是霞飞的作战处处长，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在1940年的灾难中，甘末林和霞飞一样被从法军总司令的职务上撤换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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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某一所拥有3500张病床的野战医院据说只有4支体温计，这是法军医务后勤乱象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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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当时的士气是如此低落，法军总部驻第2集团军的联络官都上报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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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第一支威胁要向巴黎进军的部队属于第3军，就是尼维尔在1916年4月刚到凡尔登战场时指挥的老部队，芒让的老部队第3军第5师出现过最恶劣的抗命现象，而且异乎寻常的一点是，其他大多数卷入兵变的队伍都已经在前线战斗了好几个星期，第3军第5师的兵变部队当时根本不在前线，而是正处于休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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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28章 战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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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我们看来，我们和少数在一起的敌人之间有着一条非常特殊的纽带。不是那种把共度患难的人们连接起来的通常的归属感……它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凡尔登战役改变了亲历者的灵魂。不管是谁在这片遍布尖叫的伤员和死者的荒原上踟蹰而行过，不管是谁在这样的夜里颤抖过，或是跨过了生死的最后分界，他都会从此在心灵当中铭刻下这个处于生死之间甚至可能超越生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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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档案》第一卷，（维尔纳·布伊梅尔伯格，《杜奥蒙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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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休想让我们在将来重来一次，重受二遍苦对不起我们今天付出的代价。他们只能指望那些没有经历过今日岁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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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朱贝尔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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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203团的罗贝尔·佩罗（Robert Perreau）下士来说，战后的死人山高地顶峰比1916—1917年那个寒冷冬季里的矮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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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像是大垃圾堆，有成堆的破军装碎片、打烂的武器、破碎的钢盔、腐烂的干粮、发白的尸骨和发臭的人肉，全都混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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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前巴黎美术学院督学路易·乌尔蒂克中尉旧地重游，满目只见熏黑的树木残枝，他把杜奥蒙堡周围的乡野比喻成“扭曲的尸体”。可是大自然治愈的力量至少在表面上是巨大的。很快就连被炸断的树都发出了新芽。炮兵中士丰萨格里夫在1917年夏天回到这片战场的时候，注意到战场上开满了成片摇曳生姿的罂粟花，不过还是到处弥漫着尸体的臭气。凡尔登城本身大概有一半的房子被毁或者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这里也慢慢地恢复了生机。凡尔登人返回家园，整理城市，恢复秩序，重新建设被毁坏的区域。凡尔登周围有9个村庄的居民再也没有回来，包括弗勒里、杜奥蒙、屈米耶尔。这些村庄真正地消失了。大自然身上比较深的伤疤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香槟、阿图瓦、皮卡第、弗兰德斯，甚至索姆最后都又适于耕种了，很难再找到打仗的恐怖痕迹，当然付出的代价是仍有农民在犁地时会因引爆了未爆炸的炮弹而死。可是凡尔登比以上这些地方都更长时间地拒绝人类和平赎罪的意愿。在某些地方，表层土壤被无休无止的炮轰炸开烧焦了，完全流失掉了。那里再也长不出庄稼。似乎全能的上帝宁愿把凡尔登在战后保留下来，作为人类对同类所做出的非人道行为的最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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