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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军事评论家大多谴责法金汉未能以施利芬和鲁登道夫同样的方式，把力量集中于关键的点上，谴责他总是喜欢发动有限的“毫无风险”的攻势，谴责他默认协约国的消耗战理论（对同盟国来说，这种理论只有害处），最后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谴责他在骰子已经掷下的时候仍然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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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优势极大的敌人面前输掉了战争，因为我们从未能在关键的点上集中我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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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盖尔（Ludwig Gehre）如是说（引自《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武装力量的分布—基于克劳塞维茨观点的研究》）。赫尔曼·温特说（《凡尔登，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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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总司令的灵魂不配承担如此伟大的使命……凡尔登征服了他，成了他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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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底，在法金汉起草他那份著名的备忘录的时候，德国还有很大的机会打赢战争，或者至少在和平谈判中取得比较好的条件。这是德国最后的机会。法金汉在凡尔登浪费了这个机会。他交给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是一手烂牌。用利德尔·哈特上尉让人难忘的总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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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最有能力、最具科学家性质的将军—“小处聪明，大节糊涂”—他拒绝冒险，结果毁掉了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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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军总司令部，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他们受制于1870年惨败的记忆，不愿意为获得战术优势而放弃一寸国土。希特勒在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执念。有人提出，法国如果在1916年2月撤退止损，并且完全放弃年久失修的堡垒线，也许更加明智，可是荣誉冲昏了头脑。还有一个争论没有清楚的结论，那就是在4月份以后的分歧中，霞飞和贝当谁对：在不惜一切代价防守的方针确立之后，是凡尔登战役还是计划中的索姆河攻势应该占有优先地位？从理论上来说，霞飞作为总司令，的确不应该被德国人在凡尔登的主动攻击打乱自己的战略部署，不能允许敌人把意志强加于自己头上。如果他的战略足以带领协约国在索姆河胜利突破德军防线，那历史无疑会将霞飞列于最优秀的名将之列，可是他的战术过于简单，简单得残酷，不足以让他取得索姆河的胜利，于是霞飞也就与伟大名将的头衔无缘。法金汉的一名德国辩护者声称，凡尔登战役是成功的，因为法国没能按照1915年尚蒂伊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在索姆河贡献40个师，而是只出兵14个师。可是索姆河会战本来就从未有过突破的希望，不管有没有凡尔登战役都是如此。霞飞吝惜给贝当派出预备队的结果仅仅是，有更多的法国部队可以被用于索姆河，他们因而牺牲在索姆河而不是凡尔登，如此而已；另一方面，他却让贝当的防线在6月份危险到接近崩溃，而且过度消耗了第2集团军士兵的忍耐力，这给第二年夏天的兵变撒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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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法德双方都不可能“打赢”凡尔登战役。这是一场不具有决定性的战争当中的一场不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中的一场不必要的战役，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中的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役。巴登的马克斯亲王在回忆录里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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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的战局在各方共同的严重幻灭感中拉下了帷幕。敌我双方都血流成河，谁也没能向着胜利迈近一步。每个人现在都在谈论着“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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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6年底，德国人打了10个月，付出了30多万伤亡，所获得的地区，只是一小片比伦敦的各个皇家公园加起来大不了多少的地方。法金汉有理由声称凡尔登战役让法国那超级英勇的军队被打断了脊梁。可是德国陆军也已经不是凡尔登战役之前的那支军队了，皇太子承认道：“默兹河上的血肉磨坊把部队的身体和心灵都碾成了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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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对其领导人的信心第一次彻底动摇了，士气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厌战情绪开始出现，表现为德国在凡尔登战役结束后不久就提出了第一次和平建议。到1917年，德国人暂时已经没有实力去利用法金汉的“流血致死”战略对法国陆军造成的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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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名美国战地记者把凡尔登战役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葛底斯堡战役，把收复杜奥蒙堡比作皮克特冲锋，在写到1917年的尼维尔攻势时，他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类比就是滑铁卢战役，“这是欧洲政治上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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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以外的其他协约国国家来说，凡尔登战役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它产生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从1916年7月1日开始，西线战争的主要负担转移到了英国的肩上，而这一天是英国历史上一个令人悲伤的标志性日期。凡尔登战役也让美国离参战更近了一步，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文叙述过了，我们还可以加一条，那就是在尼维尔攻势和法军大兵变之后，没有美国部队的话，协约国已经不可能赢得战争了。凡尔登战役间接使得美国参战变得不可或缺亦不可避免，而美国参战对欧洲和全世界的未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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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悲剧中粉墨登场的各位主角有的很快就在历史的舞台上湮没无闻，另一些人则活下来参与了欧洲历史的下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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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维尔的倒台在法军总司令部引发了一场令人尴尬的闹剧，他拒绝辞职，最后是被推出自己办公室的，他一味地责怪芒让搞砸了贵妇小径进攻战。后来他被派去北非指挥一支部队，再也不被准许靠近西线战场。战争结束后，他有限度地恢复了一些荣誉，在1920年被任命为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成员，还在那年晚些时候作为法国代表去美国参加了“五月花”号登陆300周年纪念庆典。他死于1924年，才六十出头，没有留下回忆录，也从没有试图为以他名字命名的灾难性攻势辩护，这场攻势也许将会和这场战争一样被人们永久地议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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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维尔的三驾马车之中，背后决策者达朗松要对尼维尔在凡尔登战役中和以后的大多数鲁莽行为负责，他在贵妇小径惨败后差不多立即死于痨病。芒让受到军事调查庭的质询，被宣布无罪，但又一次被撤职了。他按照自己的一贯作风，请求陆军部长准许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上战场作战。请求被拒绝了，之后好几个月里，他都坐立不安，无所事事，当局还小肚鸡肠地禁止他住在巴黎30英里范围以内。克莱蒙梭和福煦上台后，命令下来了：“给芒让一个军。”在6个月的试用期后，“救赎者”芒让又被任命指挥一个集团军，刚好赶上1918年的大危机。丘吉尔对他的描写非常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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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正在接近和正在离去的机会独具慧眼，就像一只蹲在树枝上的猎豹，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猎物走近和从身下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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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攻势丧失动量后，福煦选定芒让指挥第一次胜利的反攻。机会来了，这头猎豹从他在维莱科特雷森林（Forest of Villers-Cotterets）的巢穴里一跃而起，这次没有让人失望。几个月后，芒让骄傲地骑马开进梅斯，并向他的部队散发魏尔伦的作品《悲歌》（Lamentation）。和平降临后，他奉命指挥法军莱茵兰占领军。他在这里获得了新的灵感，想要成为新时代的“日耳曼尼库斯”、德意志的重建者。他开始积极地介入莱茵兰分离运动，可是没等他的行动结出任何果实，芒让就在1925年突然死去，年仅58岁。多年后，仍有谣言说，他和日耳曼尼库斯一样都是被毒死的，也许下手的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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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在倒台后，几乎完全淡出了公众视野。政府在战争学院里给了他一间办公室，在这里陪伴他的有忠实的“圣人般的陶泽里埃”，还有一名低级助手。黑格在日记里说他在1918年10月访问过这间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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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没人听说过关于可怜的霞飞的任何消息了，他早已销声匿迹。我们在办公室看见一名副官，可是他告诉我们，元帅在午饭后不会回办公室。我真没想到这个老头拥有一间这么好的办公室，却无公事可办。桌上有干净的吸墨纸和几份地图，都没有被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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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胜利大阅兵的骑兵游行经过凯旋门下时，有些在人群里看热闹的市民不知道那个在不朽的福煦左手边、骑在一匹烦躁的栗色马上摇摇晃晃的长得像农民的胖子是谁。此后12年，霞飞待在他战争学院的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为他篇幅冗长的回忆录做准备工作，除此以外，他对任何战争纪念活动都没什么兴趣，尽管在那么多关键的岁月里，他曾经是法国最大权在握的人。他死于1931年，比福煦和大多数其他法军领导人都活得长，除了德·卡斯特尔诺，当然还有贝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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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斯特尔诺没有得到元帅权杖，总有人说这是因为克莱蒙梭顽固地反对教权主义，所以他退役进入了立法会议。他和尼维尔一样没有留下战争回忆录，②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他享寿97岁，活着看到了自己在1916年2月任命的人在最困难的时期统治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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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尔登战役次一级的人物当中，像德里昂中校和尼古拉中校、科钦上尉、朱贝尔少尉和茹贝尔少尉、梅莱拉军士长、迪布吕勒和博阿松中士，不是死在凡尔登就是死在其他的战场上。活下来的人里面，沃堡的英雄雷纳尔少校在从战俘营回来后，最终走上了政坛，并且成为和平主义者；他的狱友戴高乐上尉在战俘营里花了数年时间思考并构建了关于未来战争和法国陆军的观点；见习军官布菲，就是那位奇迹般地两次进出沃堡的英雄，现在还在佩皮尼昂（Perpignan）当学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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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方面，冯·布兰戴斯上尉又在贵妇小径迎击了尼维尔的攻势，其后逐渐成为一代德国小学生的英雄偶像，他到处巡回做报告讲述征服杜奥蒙堡的经历。率部参与了最后两次凡尔登进攻的巴伐利亚近卫团团长弗兰茨·里特尔·冯·埃普上校（后来晋升为少将），战后成为“自由军团”最早的组织者之一，还在希特勒处于慕尼黑奋斗的早期资助过他，后来被任命为纳粹党殖民政策部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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