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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翁瑙伊·拉斯洛，翁瑙伊营的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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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瑙伊是箭十字党政变后最早投向萨拉希的人之一。1944年12月，他得到科沃尔奇·埃米尔的批准建立一个独立突击营，成员是公共事业单位的箭十字党党员、东线老兵协会成员、年轻的准军事组织成员、军事院校的学员以及十五到十八岁的男孩。在城市战，尤其是在隧道涵洞内的战斗中，本地邮局、消防队、水利工人及其他事业单位的志愿者非常有用。翁瑙伊创立了“叔叔制度”，让三十五到四十五岁的成年人训练十八岁以下的男孩。两对“叔叔和孩子”构成最小的战术单位，三对是一个班，九对是一个排。12月1日，训练在乌伊拉克砖厂开始。翁瑙伊从党卫军第22骑兵师搞来了教官和武器。训练非常艰苦，好几个学员受了伤：有人在爬过带刺铁丝网障碍物时臀部中弹，有人在倾盆大雨中攀爬房屋时摔了下来。[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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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瑙伊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食物补给的问题。首先，他抢走了森特基拉利街商店储存的从犹太人那里没收的烈酒、鹅肝和其他补给品，这当即招致了当地箭十字党机关的抗议。这些补给还不够，于是他对蒂马尔街面包房的工作人员实施了“保护性监禁”，强迫他们不分昼夜地为他的营工作。同样的命运降临到维也纳路糕饼店和匈军第23补给站，为此他和城防司令奇普凯什上校发生了激烈争吵。他还“保护性监管”了猎人街的卡尼茨印刷厂，强迫该厂为他们印制突击营的身份证明和伪造文件。他是个反犹狂，但仍然让一位“罗特大叔”及其妻子为文件准备印花，并管理厨房；作为回报，这对犹太夫妇得到了和其他人一样的食物配额，而且从来没有人伤害他们。但有确凿证据表明，翁瑙伊的部下在玛格丽特大道抓了46名犹太人，并在托尔迪高中的地下室和多瑙河堤坝上将他们处死。[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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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得到了犹太人的食物，该营享有待遇比正规军还好的声誉。12月22日，该营被正式命名为匈牙利王家翁瑙伊快速机动营，此时拥兵638人。很长时间以来，翁瑙伊一直学希特勒和萨拉希的样子，穿着一件没有任何军衔徽章的上衣。有人对此提出了抱怨，但翁瑙伊为了抗议他于1932年被判处的刑罚，表示除非军方恢复他的军职，他绝不穿军服。圣诞节后，萨拉希正式提升他为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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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瑙伊营是唯一拥有自己的安全部门的民兵组织，有10个人专门负责处决被抓住的逃兵和穿平民服装的红军士兵。该部门的长官久洛伊-莫尔纳·费伦茨上尉负责监听红军无线电，塞凯赖什上尉在两名鲁塞尼亚士兵帮助下使用扩音器搞宣传，科瓦奇·安德烈中尉负责招募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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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该营主力被部署在亚诺什医院附近，负责封锁从许沃什沃尔吉山谷到布达的道路。但到12月25日，布达前线的稳定显得至关重要时，该营四个连中的三个却得到命令，参加匈军第10步兵师在佩斯以东切莫尔附近的反击。[136]12月26日，反击成功，匈军夺回了之前的阵地，但随后红军坦克突破了匈军第12后备师的防线，新夺回的阵地不得不被放弃。翁瑙伊营损失很大，没有通知任何人就撤回了布达。对于随后发生的情况，各种资料之间有很多矛盾。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匈军军官指责翁瑙伊（此时他受了轻伤）临阵脱逃，而翁瑙伊则责怪他们反击失败，还损失了他的一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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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翁瑙伊营被部署在布达防御圈也许是最危险的地段，在激烈战斗中损失惨重。为了补充兵力，翁瑙伊在地下室（很多平民躲藏在那里）大肆搜罗可以作战的人员，找到什么人就塞给其一支步枪，不管此人会不会开枪就将其推上前线。为了防止有人当逃兵，他用无线电向红军宣布，翁瑙伊营不接受任何俘虏，[137]于是红军对翁瑙伊营的被俘人员也毫不手软，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被强迫作战的。12月底，天主教慈幼会寄宿学校的学生也被征入了该营。这些学生从未经过任何训练，还穿着平民服装，大多数人几天内就丢了性命，尤其是在1945年1月底的塞尔·卡尔曼[138]广场的战斗中死了很多人。突围时翁瑙伊营只剩100到120人，其中很多人受了伤。翁瑙伊本人在库特维尔日山谷被杀。[139]翁瑙伊营的很多幸存者因为参与暴行，后来受到了人民法庭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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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多伊奇·捷尔吉是个特例。他战后在纽约开了有名的四季餐厅。他从强制劳动队逃出后加入了箭十字党民兵，后来加入翁瑙伊营。佩斯陷落前不久他试图逃跑，被抓住，在“体检”中被发现是犹太人。他声称自己是特兰西瓦尼亚安息派教徒（虽然也行割礼，但一般不被认为是犹太人），却还是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带往多瑙河处决，然而他幸运地再一次逃脱。[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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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高兰陶伊·埃尔温，翁瑙伊营的传令兵，1943年7月，当时是克塞格军校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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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十字党民兵战斗群的人员很混杂。他们包括好几个快速机动分队，有些人装备了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有点像巴祖卡火箭筒），但这些人只在主防线后方担任安全巡逻工作。大多数党员更喜欢对手无寸铁的人施暴。6个战斗群的2500人中只有不到700人接触过红军，而且还是在被红军攻击时。但也有少数人不仅接受箭十字党的意识形态，还甘愿为它卖命。克劳利茨·贝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副官绍洛伊·伊什特万少尉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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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利茨是位于切佩尔的德国飞机制造厂的法律顾问。他在军事方面是个无名小卒，从未在匈牙利军队服役过。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在一个德国的快速机动分队服役。萨拉希上台后，克劳利茨报名参军，立刻被升为中尉。他负责宣传工作，乘汽车巡视战场，用扩音器向士兵讲话。有一次，他从前线回来时注意到苏联人已经接近了拉伊曼约什铁路路基。他决心保卫自己的房子，于是来到卢多维卡军事学院，选了25个在那里闲晃的士兵，加入了路基保卫战。[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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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突击营是在极为不同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根据1944年10月15日颁布的法令，所有男性都有义务报名参加武装国民卫队。有些单位，包括KISKA，就是按照这条法令建立起来的。但也有些单位是为了规避它才建立的。大学突击营就是如此。10月5日，曾在布达佩斯科技大学就读的预备役中尉埃利舍·久洛从国防部获得批准，组建一个营。到10月底，这支队伍已经有500人，被授予“匈牙利王家陆军第1大学突击营”的番号，于是成了正规军的一部分，而不是某个派系的武装。[142]很多加入该营的大学生来自“列文特”青年准军事组织或者国民卫队。该营有12个人拥有列兵以上军衔，有2名预备役中尉和2名预备役少尉。政府曾许诺把大学生撤往德国，但诺言一直没有兑现，于是很多大学生主动加入进来，很快开始组建第2大学突击营。[143]埃利舍记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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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其他一些人很愿意相信英美军队会奇迹般地赶来。直面现实太可怕了。……我不喜欢箭十字党，但更不能接受祖国被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占领。……1941年，我是第一批攻入苏联境内的士兵之一。作为侦察军官，我目睹了撤退的红军留下的场景。我看到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一切都让我充满了恐惧。欧尔绍什·费伦茨教授是卡廷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我父亲的同事，我最初是从他那里得知波兰军官团的遭遇的。……我希望能把我们的单位维系起来，直到战争结束。如果我们能去德国受训，那么我想一个高效的单位一定能一路打到英美战线。[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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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营的大多数组织者是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他们不是右翼极端分子。例如埃利舍便在1942年一次德国之行中目睹了犹太人的遭遇，对德国人的暴行十分厌恶。该营保护了一些犹太人和一名被盖世太保通缉的社会民主党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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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机械工程系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工兵上尉的鲍拉什·拉约什·希派基接管了第1大学突击营的指挥，而奇基·拉约什少校担任第2大学突击营的营长。第一批200名新兵五天之内就装备完毕。每人领到一件羊皮夹克、一双工兵靴和一件带工兵徽章的大衣。尽管武器不足，大学生找到了其他办法来获取相当不错的装备。他们甚至从布达射击场搞来了带瞄准镜的步枪。他们很熟悉科学技术，在这种步枪的使用上不需要很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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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派基有前线作战的经验，坚持认为他的单位完成训练之前不可以上前线。这让他和科瓦奇及其他箭十字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争吵，因为他们要求立即把大学生部署到前线。希派基抵制他们的要求，同时还禁止学生单独行动，因为他明白，这只会带来毫无意义的屠杀。[145]和他不同的是，大多数学生对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毫无概念。大多数人以前没当过兵，对战争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期待着他们的第一次战火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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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科瓦奇和箭十字党青年领袖饶科·伊什特万向大学生营通知了红军突破的情况，邀请学生和箭十字党的青年组织一起撤离首都。学生营的指挥官面临艰难的选择。根据计划，该营应当在圣诞节后到艾尔谢库伊瓦尔[146]的训练营接受训练，但很多人主张留在首都。埃利舍作了定夺，决定留下，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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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箭十字党青年组织、党组织，也许还有盖世太保之流一起离开布达佩斯，会永久性玷污本营的每一位成员。我绝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想第1营应当尽可能久地不参战，且距离战场越远越好。也许我们还有机会逃出包围圈，完成我们最初的计划。如果避免不了的话，战斗到死也比被俘或者可耻地被屠杀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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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们多坚持一天，匈牙利和欧洲的事业就多一分希望。[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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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舍和他的同伴一定明白，他们多抵抗一天，布达佩斯的市民（尤其是犹太人）的苦难就多一天，城市遭受的破坏也会更严重。无论是从人性还是道德方面考虑，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因而也下定决心要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害怕共产主义，所以才做了这个选择。后世也许会觉得，他们的决定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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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城内的特别单位还包括莫林战斗群，以莫林·伊姆雷命名，此人是炮兵上尉，后来成了神父。该集群包括大约120名军校学员以及一些与自己单位失联的士兵。该集群装备了一些铁拳、两门75mm反坦克炮，以及相当多的轻武器。莫林战斗群附属于第10步兵师，任务是摧毁任何渗入市区的红军坦克。该集群很少有逃兵：就连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少年也战斗到了最后一发子弹，很多人阵亡。但1月15日莫林被俘后，这支部队就解体了。有些人加入了布达佩斯保安营，好几个人在拉伊曼约什铁路路基上的战斗中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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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辨戈（pengö）是1927年至1946年匈牙利的货币，1辨戈等于100菲勒（fillér）。“辨戈”这个词原意为银币碰撞的清脆声音。辨戈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后被新货币“福林”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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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échy，Blanka. Este a Dunánál [Evening on the Danube]. Budapest，1977.，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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