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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及其同僚的文章自1941年7月起就在前线的报纸上刊登，是红军的必读读物。他们制造的复仇狂热导致很多德军战俘死亡。但很多红军士兵目睹过德国人对犹太人或其他苏联平民的暴行，这也是红军报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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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层可能知道己方士兵的行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政治部在报告中强调，德国士兵宁愿死也不愿被俘。[185]有很多红军军官曾在政治警察（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或者OSNAS破坏单位服役。[186]G.S.切博塔廖夫中校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指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分支与高加索的部落作战。[187]其他很多人从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188]、镇压富农或者卡廷事件这样的行动中获取了经验。红军每个集团军都配属了这样的团、营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单位。[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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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苏联人也会比较友善。一名红军士兵向沃尔夫冈·拜茨勒中尉祝贺他获颁勋章。中尉的帽子丢失了，另一个红军给了他一顶。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尉）库尔特·波图加尔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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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军衔和单位，然后给了我一块面包和一些伏特加，说我可能几天都没吃喝，一定饿了。……屋里很热，我大汗淋漓。苏联红军少校要我解开迷彩服。他饶有兴趣地查看了我军服上的军阶标识、党卫军符号和勋章。然后他说：“我对武装党卫军的士兵非常尊敬。你会被送到我们的后方。我们的后方和你们的后方一样，都有很多狗杂种。我建议你摘掉党卫军标志和勋章，这对你的健康有好处。我不会拿你的勋章，这里的人都不会要你的东西，因为我们是近卫军，也就是俄罗斯的武装党卫军。”[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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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图加尔接着回忆道，在这几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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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战俘被发现是讲俄语的，遭到了痛打。苏联人让他们跪下对着圣母发誓，再也不会拿起武器反对祖国。这两个战友其实是伏尔加的德裔，在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协议之后移民到了德国。苏联护士医治了他们，然后他们被放回我们当中，每个人胳膊下都夹着面包。[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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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山上有些德军和匈军被俘，随后发生的事体现了苏联人行事的不可捉摸。战俘被排成一列，一个接着一个被报复心切的苏联人枪毙。轮到参谋上尉鲍劳巴什·贝拉时，一名红军军官从附近的别墅冲出来，大吼着让士兵停下。另有一次，沃尔夫·卡罗伊街上有些邮递员和电车乘务员差点被红军枪毙，这时有个会说俄语的匈军军官向苏联人解释，他们穿的并不是箭十字党民兵制服，他们这才得救。[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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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好心的红军士兵会故意让匈军战俘逃走。考萨什·伊什特万中尉向看守要水喝，对方却告诉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过他喝了几口水之后还是决定返回战俘群中，因为担心被丢在后面会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而遭殃。[193]另有一次，在行军结束时，红军警卫命令战俘中的军官出列。他们并没有遭遇不测，而是被带到农舍睡觉（警卫也睡在农舍），其他衔级较低的战俘则睡在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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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被捕完全是出于意外。有个红军士兵问负伤的骠骑兵中尉陶博迪·伊什特万会不会说德语，后者刚答了一个“ja”（德文：是的），就被猛地一脚踢倒，推到德军战俘中。他根本没有机会解释，自己其实是匈牙利人。[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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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狂热的宣传，红军士兵中间开始出现一些失控现象。[195]因此，从1945年起，几乎所有单位都接到严厉命令，禁止虐待战俘和平民。[196]当年早些时候，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签署的这样一道命令的副件落入了德军和匈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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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的暴行远不止苏联红军在布达佩斯犯下的那些，它们在规模和残忍程度上也不能与德国特别行动队在苏联犯下的罪行相提并论。红军的暴行并不意味着德国纳粹体制的罪恶可以得到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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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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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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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支参战的军队都会或多或少地侵犯人权，苏联红军也不例外。但苏德双方的战争暴行在方式和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在围城之前，匈牙利理论上是德国的独立盟国，因此德军在那里犯下的暴行比在苏联犯下的要少得多。尽管德国人也参加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但他们在匈牙利主要进行的是“文书工作”，直接犯罪的是箭十字党政府及其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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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布达佩斯的战争罪行主要发生在围城的最后阶段，形式主要是抢劫和破坏财产，例如在佩斯圣洛伦茨，德军为了给炮兵提供射击阵地，炸毁了一些工人的住房。针对平民的最严重的一起暴力事件发生在多瑙豪劳斯蒂，一群德国兵枪杀了抗议征用牛群的村民。[197]在鹰山，另一群德军将一户居民逐出他们的房屋，打死了他们的小女儿。[198]但已知的这种事件只有十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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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是在极为不同的情况下抵达喀尔巴阡盆地的。红军把匈牙利视为敌国，而且很少有匈牙利人会说俄语，红军和平民的交流很困难。部队允许他们往家里寄10公斤以下的包裹，这也是隐晦地鼓励士兵抢劫，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好寄？大多数人，包括高级军官，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德军和匈军在苏联的暴行，所以一心想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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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做法有的是个人行为，但也有一些是遵照上级的命令。在布达佩斯，和在其他大城市一样，红军的特别单位立即着手为苏联搜集财物。根据瑞士大使馆的资料，围城结束后不久，一小群特别一丝不苟的苏联军官“洗劫了每家银行的保险箱，尤其是属于英美人的保险箱，抢走了所有现金”。[199]犹太人为他们的“解放”付出了沉重代价：被抢走的艺术品据估计有95%属于著名的犹太收藏家，如考恩菲尔德·莫里茨、德梅尼·拜尔陶隆和豪尔沙尼·山多尔。[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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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国家收藏品遭到了受过艺术史培训的苏联军官系统性的劫掠，豪特沃尼·费伦茨[201]的藏品就是这样从商业银行的保险柜里消失的。附近唯一可以使用的水井在银行的地下室，来打水的人们可以看到红军士兵搬运财物搬了好几天。[202]住在隔壁的艺术品商人波尔考伊·马顿恰恰在此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这或许不是巧合。匈牙利总信贷银行的经理报告了银行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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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0日，一群苏联军官来到银行。他们打开了所有保险箱，有些是强行打开的。他们抢走了1.13亿辨戈现金，以及客户储存的800个手提箱和其他容器，抢走了1400个保险箱里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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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估计被抢走的财物究竟价值几何，但肯定是极大的数目。他们还抢走了价值几个亿辨戈的债券，部分属于客户，部分是银行的。[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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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佩尔的魏斯·曼弗雷德工厂被苏联人拆除，设备被运走，理由是该工厂是德国财产（魏斯家族是犹太人，他们把工厂股份转让给党卫军，以获准逃往瑞士）。国家银行地下金库里的犹太人财产也落入苏联人手中，他们用卡车装运这些财物运了好几天。[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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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匈牙利警察（非战斗人员）前往红军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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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占领城市，苏联人还开始“清洗”匈牙利共产党队伍。抵抗战士德梅尼·帕尔的追随者构成了布达佩斯共产党的主要部分。1945年2月13日，他被红军逮捕，罪名是他的派系违抗了莫斯科的路线。2月16日，也就是被箭十字党释放不久之后，他写信给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205]，请求澄清自己的地位，但没有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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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晦暗不明的一个案例来自拉乌尔·瓦伦贝格，他也许是苏联反间谍部门的牺牲品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一般认为，他的悲惨命运是由于他看过关于卡廷事件的文件。[206]1943年，匈牙利法医学家欧尔绍什·费伦茨对卡廷事件现场做过调查，并做了报告，波兰抵抗组织也向匈牙利方面提供了一些细节。这些文件被储存在匈牙利总信贷银行。和瓦伦贝格一样，1945年的匈牙利国民议会主席沃尔高·贝拉和著名抵抗战士米科·佐尔坦也熟悉卡廷调查的结果。因此，这三人都被红军反间谍部门逮捕就不是巧合了。两个匈牙利人最初被判死刑。沃尔高·贝拉被他的翻译，一位匈牙利裔的红军上校救了下来，这位上校教他如何回答：“最重要的是，如果问到卡廷，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207]米科于1945年8月15日被处决。米科的助手邦多尔·维尔莫什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苏联人在审讯中不断问他对瓦伦贝格和“文件”知道什么。瓦伦贝格本人于1945年1月19日在拉科什圣米哈伊被红军逮捕，后来死在苏联，死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