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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25 围城的结束并没有给布达佩斯带来任何宽慰。人们把另一座城市当成了“流奶与蜜之地”:“塞格德现在秩序井然。没有抢劫,大街上有路灯,有电车,剧院里有戏看,电影院里放着美国和英国电影。市场上什么都有。”[227]布达佩斯的情况恰恰相反。城市里除了正规军的士兵外,还有成千上万的苏联逃兵,他们主要靠劫掠为生,并且经常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以及警察发生激战。直到1946年2月,一天之内仍发生了八起抢劫杀人的恶性事件。虽然也有很多匈牙利罪犯利用了战败后的权力真空,但大多数犯罪分子是苏联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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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27 一群苏联士兵强征了一辆公共汽车,用枪强迫司机带他们兜风。而有些占领军试图常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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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29 如果一个苏联人想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或者爱上了一个匈牙利女人,他就会决定留下来。他换上平民服装,也没人管。在我们的街区,有个从前是鞋匠的苏联人,受到不错的收入和自由的吸引,当了一个鞋匠的学徒。……一个苏联女兵出现在我们门房的门前,请求在这个街区给她提供住处,因为她想脱离军队。她已经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并许诺当个好房客,不会骚扰别人。[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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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31 匈牙利人很快开始自卫。最初的迹象是很多人开始在胳膊上戴英国、美国、法国、南斯拉夫、瑞典、罗马尼亚、葡萄牙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国旗色彩的臂章,也有人戴上红十字会或者公共事业单位的徽章,如布达佩斯交通公司、匈牙利国家铁路或者警察。因为苏联人通常会尊重后两个单位,所以戴这两种徽章的人特别多。很多公寓街区有平民警卫。过去在空袭时,每幢大楼前都固定了若干金属物品,人们敲击它们以警示轰炸机的出现。现在它们被用来警示抢劫者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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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36 47.男性战俘当中的匈牙利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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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38 在围城结束后的权力真空期,大楼管理员几乎成了绝对统治者。他们同苏联人谈判,交易在各自的街区发现的财物,并给房客立下规矩。作为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残余,匈牙利的很多人有斯拉夫血统,讲的是斯拉夫语言,也同情其他斯拉夫人。有一位K.B.夫人反抗试图在地下室里强奸她的俄国军官,大楼管理员漫不经心地说:“你这么大惊小怪干什么?你都是大人了。”[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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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40 很多关于士兵暴行的申诉被呈交给红军当局,当局往往非常严厉,把犯罪者就地处决。据说马利诺夫斯基曾亲自枪毙一个强奸民女的红军少校。当然,相反的事情也会发生。切佩尔的指挥官声称“本指挥部希望能够把时间花得更有意义”,请求允许处置在他辖区内任何胆敢诽谤红军的人。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立刻就没有人提出申诉了。[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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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42 生活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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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44 一个女人……在毁坏的商店窗户下卖油炸土豆,10辨戈一个。油炸土豆已经冷了,不好吃,而且卫生状况也颇为可疑。……但饥饿的人们早就管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都停下来买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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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46 国家剧院附近,一个小伙子在兜售他的货物:“苏联红星!……仅售2辨戈一个!……快来买苏联红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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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48 还是炸土豆更好卖。[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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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50 ——托奈利·山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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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52 战斗渐渐平息之后,平民开始从地下室,从战线后方和隔离区返回家中。他们走进家里时,尤其是在鹰山、盖勒特山和玫瑰山上的别墅,看见地上有很多德国、俄国和匈牙利士兵的尸体。在泥灰当中、倒塌的墙壁之间,塌陷的天花板下方和破碎的玻璃上,尸体冻得僵硬,姿态怪异,武器弹药和其他东西撒了一地。他们的靴子一般已经被偷走,衣服撕烂,血迹发黑,证件被翻检死人口袋的俄国兵撕得粉碎,扔得到处都是。家具或窗框上浸透的血迹和脑浆往往需要用砂纸磨除,死过人的沙发和扶手椅也需要处理掉。第一个任务是埋葬腐烂的尸体。到处都是人和动物的尸体。红军把所有平民,包括年仅十二岁的孩子,从家里赶出来,命令他们埋葬尸体。[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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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57 48.玛格丽特大道,围城结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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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59 1944年圣诞节前和1945年1月,国家公务员得到预支三个月的工资,因为军事形势已经恶化,将来不可能继续开工资了。普通公务员大概能拿到1200到2000辨戈。战斗结束之后,所有人都想买些东西,因为很久没能购物了。2月,1公斤面粉卖100辨戈,1公斤糖400辨戈,一件西服6000到7000辨戈,一双鞋3000辨戈。但这和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还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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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61 红军高级指挥部也开始为形势担忧。第一任城防司令切尔内绍夫少将一心只考虑自身利益,遭到撤职。第二任城防司令伊万·特伦特维奇·扎莫采夫于1945年2月底上任,一直干到1948年。加尔·卡尔曼上校自1944年10月17日以来担任布达佩斯保安营营长,他于1945年4月13日成为第一位匈牙利籍的城市管理官员,但重要的决定还是全部由扎莫采夫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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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63 四位抵抗战士,奥代斯卡尔基·帕尔侯爵、地主比德曼·伊姆雷、格尔盖伊·吉多中尉和陶希·耶诺计划在佩斯陷落后的第二天在国家博物馆会见他们的同志绍约姆·拉斯洛,此人在战斗期间为他们提供过炸药。陶希对1月19日他们见面的情形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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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65 阳光灿烂。破碎的人行道上尽是雪、血和烂泥。这地方挤满了苏联兵,都在争吵。仅有的平民就是被苏联兵押着的人。国家博物馆多处受损,但还没倒塌。我们看到入口的铁栏杆那里站着绍约姆·拉斯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某个地方,苏联巡逻队拦住了我们,绍约姆递给他们一张带有橡皮图章的纸,对方似乎满意,就放行了。我们继续……走到市剧院对面的一座好几层的黄色大楼。这座楼的正立面仍然带有德语的“民族联盟[233]”字样,但上面挂着新的木牌子,上面写着“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中央办公室”……旁边是带有锤子镰刀标志的红旗。……绍约姆带我们走到走廊尽头,让我们等着。他走进一个办公室,很快带出一个瘦高男人,后者站在我们面前,说道:“我叫卡达尔·亚诺什。我是共产党布达佩斯支部的书记。绍约姆同志告诉我,你们参加了解放的武装斗争。为了表彰你们的功勋,我们给你们机会加入我党。这是特殊的荣誉。……我希望你们现在就答复,你们必须现在就下决心。”[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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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67 这四个人拒绝了,并离开了大楼。在下一个街角,其中三人(与比德曼分开后)被红军士兵逮捕。陶希回忆说:“我们自信满怀地抗议,把刚刚在党的办公室领到的双语[匈牙利语和俄语]文件给他们看。苏联红军士官吐了一口痰,撕碎了三份文件,把我们推到俘虏群中。”[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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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69 卡达尔和布达佩斯共产党领导人是于1945年1月13日在采石场区见到第一批红军士兵的。他们都不会说俄语,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解释清楚自己的身份。十天后,卡达尔被任命为布达佩斯副警察专员。他很清楚红军的越轨行为,并就此于2月9日呈交了一份机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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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71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在红军到达后立即开始组织国民卫队。……组织工作极为困难,因为红军当局在警察局和兵营逮捕了很多警察。每天巡逻的警察只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逮捕规模过大,以至于格德勒战俘营里现在有2000到3000名警察。红军指挥部使得我们的工作特别困难,尤其是在工作的起步阶段。新建立的警察局和指挥部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单位的袭击,他们不断前来,提出无理要求,浪费了我们大量时间,使得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有些地方同时组建了多支警察队伍,这使得情况更加混乱。在有些地方,某些政党和消息不灵通的红军指挥部不考虑后果就都任命了警察负责人,导致同一个警察局有两个局长。……另一个典型现象是犹太人的渗透。……我还必须提及非法警察队伍的活动,如“匈牙利格别乌”、“米克洛什卫队”,以及“社会民主党内部安全组织”。我们正在清除这些组织。[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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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65473 考虑到形势的严峻性,红军从德布勒森和其他城镇抽调了安全部队来布达佩斯维持秩序,他们的武装是苏联人提供的(巡逻的警察刚开始只有警棍)。正如卡达尔所说,平民起初对这些部队持欢迎态度,但很快就对他们的滥用职权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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