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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圣诞节前和1945年1月，国家公务员得到预支三个月的工资，因为军事形势已经恶化，将来不可能继续开工资了。普通公务员大概能拿到1200到2000辨戈。战斗结束之后，所有人都想买些东西，因为很久没能购物了。2月，1公斤面粉卖100辨戈，1公斤糖400辨戈，一件西服6000到7000辨戈，一双鞋3000辨戈。但这和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还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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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高级指挥部也开始为形势担忧。第一任城防司令切尔内绍夫少将一心只考虑自身利益，遭到撤职。第二任城防司令伊万·特伦特维奇·扎莫采夫于1945年2月底上任，一直干到1948年。加尔·卡尔曼上校自1944年10月17日以来担任布达佩斯保安营营长，他于1945年4月13日成为第一位匈牙利籍的城市管理官员，但重要的决定还是全部由扎莫采夫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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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抵抗战士，奥代斯卡尔基·帕尔侯爵、地主比德曼·伊姆雷、格尔盖伊·吉多中尉和陶希·耶诺计划在佩斯陷落后的第二天在国家博物馆会见他们的同志绍约姆·拉斯洛，此人在战斗期间为他们提供过炸药。陶希对1月19日他们见面的情形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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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破碎的人行道上尽是雪、血和烂泥。这地方挤满了苏联兵，都在争吵。仅有的平民就是被苏联兵押着的人。国家博物馆多处受损，但还没倒塌。我们看到入口的铁栏杆那里站着绍约姆·拉斯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某个地方，苏联巡逻队拦住了我们，绍约姆递给他们一张带有橡皮图章的纸，对方似乎满意，就放行了。我们继续……走到市剧院对面的一座好几层的黄色大楼。这座楼的正立面仍然带有德语的“民族联盟[233]”字样，但上面挂着新的木牌子，上面写着“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中央办公室”……旁边是带有锤子镰刀标志的红旗。……绍约姆带我们走到走廊尽头，让我们等着。他走进一个办公室，很快带出一个瘦高男人，后者站在我们面前，说道：“我叫卡达尔·亚诺什。我是共产党布达佩斯支部的书记。绍约姆同志告诉我，你们参加了解放的武装斗争。为了表彰你们的功勋，我们给你们机会加入我党。这是特殊的荣誉。……我希望你们现在就答复，你们必须现在就下决心。”[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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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人拒绝了，并离开了大楼。在下一个街角，其中三人（与比德曼分开后）被红军士兵逮捕。陶希回忆说：“我们自信满怀地抗议，把刚刚在党的办公室领到的双语［匈牙利语和俄语］文件给他们看。苏联红军士官吐了一口痰，撕碎了三份文件，把我们推到俘虏群中。”[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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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达尔和布达佩斯共产党领导人是于1945年1月13日在采石场区见到第一批红军士兵的。他们都不会说俄语，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解释清楚自己的身份。十天后，卡达尔被任命为布达佩斯副警察专员。他很清楚红军的越轨行为，并就此于2月9日呈交了一份机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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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在红军到达后立即开始组织国民卫队。……组织工作极为困难，因为红军当局在警察局和兵营逮捕了很多警察。每天巡逻的警察只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逮捕规模过大，以至于格德勒战俘营里现在有2000到3000名警察。红军指挥部使得我们的工作特别困难，尤其是在工作的起步阶段。新建立的警察局和指挥部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单位的袭击，他们不断前来，提出无理要求，浪费了我们大量时间，使得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有些地方同时组建了多支警察队伍，这使得情况更加混乱。在有些地方，某些政党和消息不灵通的红军指挥部不考虑后果就都任命了警察负责人，导致同一个警察局有两个局长。……另一个典型现象是犹太人的渗透。……我还必须提及非法警察队伍的活动，如“匈牙利格别乌”、“米克洛什卫队”，以及“社会民主党内部安全组织”。我们正在清除这些组织。[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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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形势的严峻性，红军从德布勒森和其他城镇抽调了安全部队来布达佩斯维持秩序，他们的武装是苏联人提供的（巡逻的警察刚开始只有警棍）。正如卡达尔所说，平民起初对这些部队持欢迎态度，但很快就对他们的滥用职权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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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玫瑰山上一座别墅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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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围城结束之前，匈共和它初生的警察队伍就开始专断地抓人和开展所谓的“人民审判”。劳工组织领导人罗吉什·约瑟夫和西沃什·山多尔被控犯有124项法西斯谋杀罪行，于1945年2月4日被公开绞死。[237]公开处决一连好几年都有举行，有时出于政治原因简直变成了公共节日。一位目击者回忆道：“围观的党员不断向刽子手齐声呼喊‘慢点儿，博加尔。慢点儿，博加尔’。我们很多人请求司法部结束这种野蛮行径。……我去见了司法部部长里斯·伊什特万，他拒绝了我的请求。他说，‘犹太人受了这么多罪，现在应该得到满足’。”[238]到1945年4月12日，布达佩斯已有8260名“法西斯和其他反动分子”被捕，其中只有1608人最终得到释放。[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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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同意与苏联停火。条件之一是，匈牙利政府必须为在匈牙利境内的全部红军提供给养。反正红军已经征收了所有的库存粮食，政府付的都是毫无价值的军用货币。这种滥发纸币的不负责任行为是后来匈牙利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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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不断提出请求，马利诺夫斯基还是拒绝向匈牙利当局提供粮食。考虑到首都粮食补给的极端重要性，多党联合政府授予沃什·佐尔坦极大的权力，于1945年2月13日任命他为公共供应政府专员。沃什没收了所有还没有被苏联人征用的粮食，下令逮捕任何妨碍他工作的人。他只做过一次让步：著名的贡德尔餐厅的老板贡德尔·亚诺什因为涉嫌要价过高而被捕，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为他奔走呼吁，政府只得将他释放。沃什的第一批命令包括疏散布达佩斯的儿童，并在城内设立紧急厨房。第一批粮食是于2月17日送达的。首都的最低需求是每天十车皮粮食，但开始时这根本办不到。在过渡时期，很多工厂自行为职工解决粮食问题，把产品拿到匈牙利各省份换取粮食。到1945年春季，有5万人靠公共厨房维持生活。300名被选定的艺术家和学者得到了特别供应，这被戏称为“沃什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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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废墟中分发食物是个重大任务：最初所有的粮食都是用蒸汽机车在临时修复的电车轨道上拖运的。2月25日，沃什下令在市中心发放粮票，但粮票系统直到6月1日才在所有郊区运行起来。3月底之前的定额是每人每天500卡路里，3月底之后是每人每天1000卡路里，而人维持生存的最低需求是每天2000卡路里。后来红军指挥部同意把部分已经没收的补给借给匈牙利政府，并返还一些没收的工厂，于是情况迅速好转。最先恢复生产的是吉泽拉磨坊（3月27日），但生产能力最强的“集体面包厂”直到6月底才重新转入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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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主要集中在证券交易所大楼和它前方的广场，以及泰莱基广场。除了现金和有价证券之外，人们还买卖油脂、李子果酱、硫酸铜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几乎应有尽有。大多数商人不储存货物，但知道哪里可以买到需要的东西。背包是当时最流行的东西之一，到乡下做生意的人都背着它，那些希望能够找到什么东西的人也背着。用德军降落伞的红丝绸做的衬衫很受欢迎。平民把降落伞藏起来，有的是为了将来派上用场，有的是因为红军看到空投下来的弹药箱之后就会猛烈炮击整个居民区，平民不得不把落下的降落伞藏好，免得遭到炮击。[240]在乡下，这样一件衬衫甚至可以换到一只鹅。马毯被改成秋冬外衣，帐篷的帆布被改成夹克。懂机械的人在收集汽车和摩托车残骸，或者把它们的引擎改装成链锯、谷物磨粉机和磨面机的马达。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一直保存到今天：笔者本人就亲眼看到坦克座椅被当作脚凳，降落伞投下的补给箱被用作搬运东西的板条箱，德国坦克的引擎润滑油被用在园艺工具上，带有德文“帝国海军”字样的桶被用来收集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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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手表之外，苏联人还特别喜欢打火机和钢笔，后两样东西几乎可以当成现金使用。带有“红宝石”的手表特别受欢迎，有些聪明人在手表内部的机械装置上点上一些红色珐琅颜料，冒充宝石。当时有些商人在商店橱窗上用俄语写了招贴，收购金银、皮革和纺织品。沃什市长在报纸上下令禁止这种做法，因为“这种招贴会给人造成错误印象，似乎英雄的解放者红军战士在销售以非法途径获得的物品。这会损害伟大红军的形象”。[241]市中心一家商店的店主在窗户上用匈牙利语和俄语写道：“我不在店里储存货物。请不要闯进来。”[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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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汽车在围城期间毁掉了，剩余的车辆也被苏联人没收了。第一条电车线路于1945年2月8日开始运营。[243]其他路线直到4月和5月才恢复运营，到11月绝大多数路线恢复了。红军指挥部命令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在三天内制造出一辆公共汽车，随后公共汽车系统就凭借这辆车在2月20日重新开始了运营。[244]3月19日出现了第一辆马拉的出租车。5月1日，电话、电台和邮政恢复正常。布达弗克的火柴厂是工业生产恢复的标志。苏联人派兵保护工厂免遭苏联士兵抢劫，工人最初领到的工资是火柴。[245]2月7日，煤气厂开始营业，但因为管道受损，直到11月，通有煤气管道的家庭只有一半得到了煤气供应。最后恢复工作的是下水道系统，到11月还没有恢复战前水平的2%。4月，人们开始清扫公共场所的45000立方米的垃圾，花了好几个月才完成。[246]苏联人只要求立即清除死尸，这是为了防止瘟疫暴发。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当地居民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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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社会民主党第12区选举的游行队伍。上方，一架坠毁的德军滑翔机，它的飞行员被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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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供应还不稳定，人们经常在公共喷泉和泉水里洗衣服。城市公园的温泉特别受人欢迎，附近英雄广场的铜像被当作晾衣架。很多人开始在花园里种蔬菜，以解决部分食品供应。1945年夏天，仅在第14区就有约35000人自己种蔬菜。[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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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6日，佩斯的一家电影院首先开门营业，放映的是苏联电影《奥廖尔战役》。乌克兰第2方面军战争委员会还命令竖立雕像来颂扬苏联的英雄，雕像位置在布达的盖勒特旅馆对面，以及佩斯的多瑙河步行街上。红军已经强迫居住在附近的平民清理了这些地点。佩斯的卡巴莱表演也很快恢复了生机。喜剧演员洛陶巴尔·卡尔曼出现在舞台上，卷起袖子和裤管，露出大约30块手表，赢得观众的热烈喝彩。他对抢劫的苏联人的嘲讽和笑话引得人们哄堂大笑。[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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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附近的村庄在围城期间损失很大。很多村庄多次易手，例如皮利什毛罗特村附近的战斗持续了三个月。当地居民有10%到20%遭到绑架，所有人都遭到胜利者的劫掠。村民的穷困到了极为可怕的地步，以至于到3月初，他们从地下掘出死尸，以便用死人的衣服与外多瑙地区受战争破坏较少的村庄交换谷物种子。在乔尔诺克，村民掘出了一个红军士兵的尸体（他们之前奉命埋葬了他），发现他身上穿着五条裤子，都是从当地一个施瓦本农民那里抢来的，其中两条还可以穿。村民还用这种方法得到了死人的靴子，用来交换物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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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4月，布达佩斯的人口已经从120万下降到83万，幸存者中女性比男性多16.6万人。大约3.8万匈牙利平民（包括犹太人）在围城中丧生，另有3.8万人在劳动营或战俘营死亡。匈军士兵死亡28500人。死亡总数约104500人。死者中有44%在布达第1区丧生，33%死在第2区。围城之前的英美空袭摧毁了将近40%的建筑物，受损最严重的是佩斯第9区与布达第12区（见表15和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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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之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百天 [1]Magyarság（journal），9 November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