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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代历史学家需要知道，自己考察的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战争用的是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如果他真正知道和懂得这一点，他就能合乎逻辑地重构出、还原出当年战役所用的战术以及相关的种种情况，因为每一种武器、每一类装备实际上都有一个内在的战术性使用的可能性或逻辑，甚至可以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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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懂得甚至深知现代战争，这个很重要。研究古代战争、中世纪战争或近代战争的历史学家都必须深切了解现代战争方式，最好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现代战争方式的专家；这样一来，就能给他们提供进一步的工具，因为对现代战争方式的了解使他们能够知道、能够判断例如一个普通的步兵每天到底能步行走多少路，这个physical possibility（体力的可能性）是从古到今没有太大差别的，或者一匹马一般来说到底能够载多少重？一支依靠步行和骑马的大军的机动性到底可能如何？例如1万多人的兵力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运行，它的机动性到底有多高？其实这些东西现代和古代都差不多，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东西，以便帮助判断古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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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就是要充分了解和理解同你所研究的早先的战役类似的现代战役。早先的战役，无论是坎尼战役、马拉松战役或者其他战役，在现代战争史上几乎总能找到一些多少类似的“翻版”，你如果了解了现代战争史上的这些“翻版”，就大有助于考辨古代的“原型”。为什么？现代战役的史料一般相当可靠，依据它们就有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重构、还原古代的类似的战役。例如，在我们刚才讲的15世纪瑞士和勃艮第之间的战争当中，几次战役都有准确的史料留下来，而马拉松战役只有一项史料，那就是希罗多德写的那个《历史》，比修昔底德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早。他的《历史》是西方第一部史书，更早的讲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只是一部神话般的史诗。但是，希罗多德写的书里边有很多东西令你真假莫辨的，甚至他自己也搞不清的，而且里面有些是不折不扣的神话。但是，关于瑞士和勃艮第之间战争的史述可靠的，其中的战役和马拉松战役实际上是类似的，你就可以参考这个东西来辨析古代的史料，看希罗多德写的对不对。尽管这两次战争，希波战争和瑞士和勃艮第战争前后相距两千多年，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相同的：主要作战力量都是步兵，步兵主要拿金属制冷兵器而不是火器进行面对面战斗，而且在这两次战争中最后取胜的都是步兵。勃艮第主要是骑兵，波斯人也大概如此。所以，可以从15世纪的瑞士同勃艮第战争的战役当中引出一些东西来，得到一些启示，借以判断马拉松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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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四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些小的其他方面）合起来，就叫Sachkritik，也就是德尔布吕克创造的对古老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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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举此种考证方法的实例之一：论希波战争中波斯军队的规模。它也是德尔布吕克被人援引得最多的一个例子，也是他对古老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的最辉煌、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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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战争中波斯军队到底有多少？与此相关马拉松战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这个例子最有名。为什么？因为西方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希波战争，都知道马拉松战役。他等于革命性地转换了希波战争的图景，特别是马拉松战役的图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然非常有名。这是他最惊人的一项考证成果，就写在《战争艺术史》的“古典时代的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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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军队，也就是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率领的军队入侵希腊是在公元前480年。希罗多德的《历史》上说这支军队有多少人？2641610人。非常精确，精确到十位数。这个数字是fighting men，军人。还有至少同样多的随从，大多数是军人家属和仆人，还有在兵船上划浆的奴隶，不算在军人之内，加起来大概至少有500万人，其中军人就有264万。德尔布吕克认为，这不可能可靠。他说，根据现代德国的order of march，大致就是行军队形，一个军团有3万人，它行军起来要占多少地方呢？行列长度达14英里（约23千米），而且不算辎重车辆。所以按照希罗多德的史书，波斯军队行军的纵队会有2000英里长——2000英里就是约3219千米，这个是不可能的。就算这点你能够解释，或者说即使假设确实能有那么多人、能有这么庞大的、排成纵队蜿蜒3219千米的波斯远征军，当时希腊世界也没有这么大的战场，足以容纳如此庞大的军队。第二个讲的就是地形、地理状况。当时希腊那个地形、马拉松那个地形根本不可能容纳这样的一支军队：马拉松平原很小很小，如果真正按照现代作战来说，只能容得了普鲁士一个旅，只有普鲁士一个旅的作战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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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为什么这么夸大？大概因为他自己脑筋也不清楚，而古代的历史编纂往往如此，当然后来没有多少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修昔底德，那是脑筋极为清楚的。在希罗多德那里，神话（Myth）和历史（history）不分，就像古代印度很多史书。什么是神话，什么是历史，它是分不清的，因为在当时写史的那个人的头脑里就分不清。当然除此之外，希罗多德肯定有一种至少下意识的感情，驱使他夸大波斯军队的兵力，那就是他爱希腊：你看希腊人多厉害，把这么一支极为庞大的大军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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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的问题不止在这里。在马拉松进行战斗的希腊军队——主要是斯巴达军队和雅典军队——是一支公民军队（citizen army），讲穿了就是民兵。他们只受过粗浅的训练，能够用的战术形式不过是一种粗糙的“phalanx”——很有名的“希腊方阵”。公民军队当然训练不很精良，不会打很复杂的仗。他们只列粗糙的希腊方阵，不会进行那种比较高级的战术方面的运动。相反，波斯军队是职业军队，professional army；不但他们的技能远高于希腊军队，而且他们士兵的勇敢程度甚至在希腊人的记载中都是被承认的。也就是说，波斯军队骁勇善战，而希腊军队只是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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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如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这么大规模的波斯军队居然会被希腊军队打败，而且在希波战争中这样的胜利重复了几次——马拉松战役是最辉煌的，是无法解释的。所以用德尔布吕克的话来说：“我们只能二者取一。”就是两样事情中只有一样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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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样事情是指哪两样呢？其一个就是希罗多德写的波斯军队的那种规模；其二就是很多史料可以证明的波斯军队的骁勇善战。这两样事情当中只可能有一样是真的，显然波斯军队骁勇善战是真的，希罗多德写的那个兵力数字不但是假的，而且假得荒唐。德尔布吕克经过研究后的结论是，波斯军队不但远远没有希罗多德说的那样庞大，而且实际上在马拉松、在整个希波战争中处于数量劣势。波斯人少，希腊人多——正好和古代的记载完全相反，颠倒过来了。所以，他证明的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在整个希波战争当中，波斯人实际上寡不敌众，这是一个运用批判性考证方法来鉴别军事史料的最辉煌的例子：德尔布吕克同样用这样一种系统的方法，鉴别、考证和辨识了从希波战争往后许多个世纪里的许多战役。例如恺撒的高卢战役，非常有名，因为恺撒本人写过《高卢战记》。《高卢战记》里边说，高卢人的军队极为庞大，但是德尔布吕克经过考证确定那是恺撒为了自吹自己的统帅能力，大大夸大了高卢人的数目。还有一个过去流传了1000多年的传说，就是在西罗马帝国后期，蛮族当中的匈奴人——东哥特、西哥特等族入侵欧洲，横扫欧洲。传说中的阿提拉军队——很有名的袭击罗马的军队——有70万，但德尔布吕克考证说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实际上这支军队远远没有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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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的是比较专门性的古代军事史料考证，而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他的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三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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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主题是战术形式从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战争的演变。如果单就军事史和军事思想而言，德尔布吕克对整个西方战争史上战术形式（tactical bodies）的演变的发现和阐释是最重要的。最粗略地讲，这演变历程就是首先从原始的希腊方阵逐渐演变为罗马人使用的高度协调的战术阵势（tactical formation），而用德尔布吕克的话说，罗马人的这种战术阵势代表着古代军事艺术和战争艺术的“根本精髓”；此后最重要的，在于15世纪瑞士同勃艮第战争期间战术形式的复兴，并且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不断得到改善，直至到拿破仑手里臻于完善。这么一个过程可以说是西方战争艺术史的主线。在一个专史领域，极少有历史学家能够按照一个符合逻辑的、本质性的重大主题，对几千年的历史进行统一的解释，而德尔布吕克做到了。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像刚才说的那样，他认为古代战争艺术的历史转折点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峰时期里，其时形成了高度协调的战术阵势，而这转折点就是坎尼战役（the 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216年，汉尼拔统帅的迦太基军队在坎尼歼灭了罗马大军，这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最完美的一个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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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尼战役后，罗马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惨败中复兴过来，最后还是要战胜迦太基。坎尼战役的失败对于罗马军事体制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军队主力在这次战役中遭到灭顶之灾以后，没过多久罗马人竟然能够反败为胜，灭了迦太基。秘密在什么地方？德尔布吕克说，秘密就在于步兵方阵的演化。在坎尼，罗马步兵用的还是原始的希腊方阵，马拉松战役时的那种方阵，所以汉尼拔在坎尼全歼罗马军队主力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是从那以后，罗马的战术形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罗马人首先把原始的方阵分为一个个纵队，然后把这些纵队分为一批小的战术单位，能够各自作战，同时互相之间也能协调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能够各自作战的小单位互相间协调组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后来威名远扬的罗马军团（Roman Legions）。罗马军团可以说诞生于坎尼惨败。也就是说，在发愤振兴的过程中，罗马军队从一支公民军队（citizen army）变成了职业军队（professional army）。其强调的重点在于军事纪律——非常严酷的军事纪律，而这样的军事纪律就是罗马军事体制的特征。罗马人正是靠着这个变化，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用德尔布吕克的话来说，不是因为罗马军队比他们的对手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的纪律导致他们有更强的战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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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后来罗马帝国的衰落和野蛮化，战术形式逐渐蜕化。政治混乱削弱并瓦解了军队的纪律，破坏了它原本优秀的战术形式、战术阵列。越来越多的蛮族人进人了军队，他们不可能服从严明的纪律，也不可能结合为一种高度整合的战斗阵列。也就是说，随着国家的衰落，后来战术也发生退变。步兵不行了，战术阵列不行了，因为政治不行了，国家不行了。然后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是，越来越以重装骑兵来代替步兵，这慢慢就变成了中世纪的骑士。重装骑兵开始时当然不是这样，但后来慢慢全副武装起来，后来逐渐变成一个个单枪匹马、全副武装的“骑在马背上的武士”。当然这里边起决定作用的还有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化。所以在中世纪很长的历史里，军事史就被这样的人物所统治，就是一个一个的武装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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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出现了另一大转折点，就是上面讲到的15世纪里战术形式的复兴。这一复兴就是步兵的复兴，不依赖于骑兵的步兵的复兴。瑞士人的步兵阵势开始类似于罗马方阵、罗马军团的作战方式。德尔布吕克说，这样一种由步兵的复兴带来的战术形式的复兴（所谓“tactical bodies”很大程度上关系到阵列）是军事史上的一次革命，可与坎尼战役后的那个革命媲美。他说，实际上真正摧毁了封建城堡、封建制度的是步兵和战术形式的复兴。我们都知道恩格斯讲的话，就是国王和资产阶级结盟，有钱了，用火药，造大炮，轰垮了封建城堡和封建制度。德尔布吕克基于系统的研究指出，封建战争方式的失败、封建城堡的无能、封建骑士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至少是直接原因——在于步兵和战术形式的复兴，这个东西使得封建势力的军事能力急速走向衰落。当然这个东西发展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就成了一个现代的战术形式——现代步兵，现代常备军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这是战争形式从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战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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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书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为什么政治是更深层的原因？现在我们来看他所揭示下的全部历史中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全部历史中战争和政治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战争艺术史》的一个根本主题，或者说最高主题。他说，在他描述和论证的每个历史时期里，战术的演化（实际上在19世纪，“tactic”这个词还没有完全与“strategy”隔开，所以有的时候讲“tactics”还含有战略的意思，因而甚至可以说战略的演化）同政治的演变紧密相联。这是德尔布吕克强调的。罗马军队主力在坎尼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当然首先归因于它的战术弱点（weakness of tactics），但是这个战术弱点又要归因于军队是由没有受过训练，或者训练很不好的平民组成，而不是由职业的士兵组成。不仅如此，这还要归因于罗马国家体制的非集权化。我们都知道罗马行政官——“执政官”是两个人，他们互相轮换着指挥军队——这次战役你指挥，下次战役就必须我指挥。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这是体制，是制度。然后譬如我们两个当了一年两年的执政官，就一定要下台，一定要换。谁来决定？元老院来决定，当然元老院还要听公民大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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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尼战役以后，罗马几乎面临灭顶的危险，罗马人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了。根本的是要建立一个统一、高度集中和稳定的指挥体制。改革的标志就是公元前211年（坎尼战役五六年以后），罗马名将大西庇阿（P.C.Scipio）被任命为罗马非洲军队总司令，而且规定他的职位一直保持到同迦太基的战争结束，就是所谓第二次普尼克战争结束。当时元老院规定，如果不出现其他意料不到的情况，他的职位将保留到战争结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对大西庇阿的这样一个任命，完全违背了罗马的政治体制传统，甚至可以说标志着共和国体制开始衰落。这就是走向恺撒，走向圣奥古斯都的第一步。但是，这样一种变革使得罗马军团有可能建立，使得罗马能够在坎尼战役之后没几年就灭了迦太基，并且逐渐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所以在这个场合，政治同战争方式间的密切联系非常明显。用德尔布吕克的话来说，“第二次普尼克战争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就是罗马实现了内在的转变，这个转变极大地增长了它的军事潜力”（“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in world history is that Rome effected an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that increase her military potentiality enormously”），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也改变罗马国家的全部性质。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同时因为普尼克战争老幼皆知，所以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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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对战术形式的所有演变都有后面的政治和社会解释。例如对中世纪早期日耳曼人的军事体制Gevierthaufe（一个很专门的古日耳曼术语），他就分析了它后面的村社组织方式，指出它是这一组织方式的军事表现。然后他论证随着日耳曼人的文明化即罗马化，日耳曼的村社和Gevierthaufe也就逐渐瓦解了。当然还有或许更重要的例子——15世纪瑞士人的胜利。为什么会有这胜利？为什么会有战术形式和步兵在瑞士人那里的复兴？政治体制和自由民的结合。当然我们现在有了唯物主义史观以后，主要原因已变得很清楚：这里说的自由民按照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中农”，有自己小块田地的农夫，就像恩格斯讲英国17世纪革命的时候，这样的人是军队的栋梁、共和国的栋梁。但是在德尔布吕克的时候，很多情况还不清楚，因而他说瑞士人的胜利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在瑞士的各州当中，民主的成分和贵族的成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用他的话说是“城市的贵族”（其实就是早期的商业贵族，就像在后来的荷兰）和自由农民大众很好地结合。当然，在论述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战术和战略优越性的时候，他提供的解释和我们现在的解释几乎一样，就是革命引起了政治变化、社会变化和民众的激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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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理论方面，或者说在战略哲学方面，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和论证了战略的两大基本形式——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这是对克劳塞维茨一部分思想的很大的发展。因为克劳塞维茨在论及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这部分书稿还很不满意，要修改，但是他后来就逝世了，所以自己没有写多少。德尔布吕克在战略理论方面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强调所有军事战略都可以被分为两大基本形式歼灭战略（the strategy of annihilation）和消耗战略（the strategy of exha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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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布吕克那时候，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历史背景中，在老毛奇普法战争的辉煌战功和约米尼的战略理论影响之下，和他同时代的绝大部分军事思想家都认为战争的目的，甚至唯一合理的目的在于歼灭敌军。所以，组织和打赢能够歼灭敌军主力的战役，是所有战略应有的功能。只要是战略，就一定应当致力于打赢歼灭敌军主力的战役。合理的战略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但是，德尔布吕克通过战争史和军事史的研究确信，这样一种战略思维至少并不总是正确的，它往往只是战争史上某些时代的主要特征。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些时代，占优势的而且往往非常成功的战略思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且，德尔布吕克说，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断言整个历史上存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战争方式，一种是歼灭敌军，另一种就是有限战争。就像我刚才讲的，由于过早去世，克劳塞维茨对这样一个思想写得相当少，没有完成他打算完成的对战争两大基本形式的全面分析。德尔布吕克接受了被克劳塞维茨比较简略地指出的这样一种区分，对它进行基于全部西方战争史的大大深入和系统化了的说明，非常明确地提出和阐释了两大类战略：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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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战略是进行决战决胜性质的战役，消耗战略却是着重于消耗敌人的意志，作战仅仅被当作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手段有占领别国的领土，摧毁敌国的庄稼，摧毁敌国的商业，进行封锁等。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也由于军队规模太小，消耗战略是唯一可能的战略。消耗战略对于统帅智慧和能力的要求并不低于歼灭战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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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历史上有实施歼灭战略的伟大统帅，如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但是同样也有非常杰出的实施消耗战略的统帅，如雅典的伯里克利和罗马的费边，还有6世纪时拜占庭的统帅、打败东哥特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贝利萨留（Belisarius），17世纪初期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统帅、战胜新教联军和打败丹麦的著名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著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就是和华伦斯坦同时的三十年战争中的统帅，打赢了很多战役，但最终曾败给华伦斯坦。当然还有18世纪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王，可以说是拿破仑以前近代最杰出的战争家，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同时代人，共同瓜分了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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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布吕克的战略理论的深层含义在于，决非像约米尼说的那样只有一种“不变的科学的战略原则”。历史证明，并不是只有一种战略原则、战略理论，能够适用于所有时期的所有战役。就像战争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战略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政治实体或者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它的力量、构造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战略体系绝对不是独自存在的（self-sufficient）。在很多的历史分析和政治评论里面，他强调如果你要将战略体系变成一个独自存在的和自高自大的东西，如果要将战略和它的政治背景割裂开来，那么你战略家就可能变成国家的威胁。但是，像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在当时的命运一样，德尔布吕克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概念，特别是消耗战略概念，在当时根据拿破仑和老毛奇的传统训练教育出来的德国军界，是不被接受的。时髦的是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实际上，如同我们先前所说，强国间大规模战争的性质方面的重大变化，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一场空前的消耗性战争，特别是在西线。在一战期间越来越明显，他的这样一种战略思想和理论同在第二帝国占优势的战略文化和大本营的战略规划发生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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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布吕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统帅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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