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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时，双方都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一方有陆上优势，一方有海上优势，而且双方的差距那么大，较弱的一方就绝不会冒险发动像萨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会战那样大规模的战术决战。于是，他们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不同寻常的战略态势：久拖不决的消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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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遇到了世界史中最复杂却也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正常情况下，“战争”这一概念要求一方主动抓住并打败另一方，以使其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要集中全部力量，毕其功于一役；或者继续猛击，直到决出胜负。战略的任务就是为决战做好准备，尽可能争取最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场战争，各种原因导致其不能发生这样的决战。之后还会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一方还是找到了屈服敌方意志、达成战争政治目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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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会战一样，希腊又出了一位人物，他把握住了新使命最深刻的内涵，并凭借第一流的笃定精神完成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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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克里是一名雅典人。他明白，母邦的陆上力量比不上伯罗奔尼撒-维奥蒂亚联盟。他从这一事实得出了必然的逻辑结论：要彻底疏散阿提卡乡村地区的人口，交给敌军处置。“如果我认为能够说服你们的话，我就会要求你们亲手毁掉自己的田地。”他对雅典人说道。农村居民必须搬到城内以及连接城区和两座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法勒隆（Phalerum）]的长壁之间。敌军固然蹂躏阿提卡乡间，但雅典海军也还以颜色，封锁敌方港口，切断敌方城市之间的一切贸易，而且四处登陆，发起突然袭击，破坏敌方的乡间，不逊乃至胜于敌军对本国的摧残。这种战争行为——几乎可称之为“无为战”——能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压倒性的决战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取决于哪一方首先忍受不了痛楚，哪一方首先精疲力竭。我们可以设想出完全不流血的战争方式；但是，对某处强力一击并非不值得考虑，这有利于软化敌方意志。向雅典公民解释自己的方案时，伯利克里提出了上述方针。但是，他还补充了一个事实：必须抓住“不待之机”，这可谓先见之明，庙算详备。究其本质，消耗战放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性；将帅过分谨慎的危险随之而来。凡是战争，总有紧要关头，唯有勇者方可把握。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敌方兵力到底有多少，又有哪些不可预料的相关因素，都是指挥官不可能确切知道的。就在犹豫、估计、研判形势的当口，时机便再次溜走。如果他总是抱着战争结果不在于冒险决断，而在于逐步消耗的念头，那么决定是否行动就要加倍困难，乃至10倍困难。在消耗战的大原则以外，伯利克里还提出必须利用“不待之机”。要想透彻理解这句话，我们必须将理论继续运用于后世的战争（我们会反复看到，指挥官常会耽于消耗战略，避免做出有风险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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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断定，伯利克里指挥过9场胜利的战斗。我们对这些胜利所知甚少，无法据其判断伯利克里的战略才能。但是，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整体进程和无数次捷报，我们必须认为他不只是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世界史上的伟大军事家。为他赢得殊荣的并非作战计划（名将不在论兵，而在战功），而是随之而来的巨大决断力和个人权威。他从不半途而废，而是全神贯注，不吝惜任何必要的牺牲，哪怕是整个阿提卡乡间。面对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会，他能够让群众听懂他的决策，并获得他们的认可。这一决策的执行是不逊色于任何胜利的战略行为。公元前480、前479年，随着波斯人的逼近，雅典人不仅让出了阿提卡乡间，连城市也一并放弃。这一决定本身或许更甚于伯利克里的决策，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前者是绝望的行为，如果不想被征服，雅典人就别无选择。收复故土的战斗没过多久便打响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疏散同样无可避免，其必然性却并非一目了然。恰恰相反，唯有通过反思性的战略判断方可澄清；而且，该战略并非暂避一时，而是经年累月的长期战略。即便在今天，偶尔还有学究否认疏散的必要性，从而更加证明了伯利克里心智之强大：这项战略如此难以把握，他却说服了掌握主权的雅典公民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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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长期践行了伯利克里的作战计划。最初的一年半里——或者伯利克里担任城邦领袖期间——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明智而积极的贯彻，各项措施配合无间。哪怕伯利克里下台，去世后，雅典人动力依然不减，但其行动却不再协调和规律，而是随着偶然的时事压力和演说家们的想法而摇摆。尽管如此，雅典仍然明显保持着优势，就连夺去了全城四分之一公民生命的多次可怕的瘟疫，也没有将它摧折。最终，持续的游击战甚至带来了大胜的契机。420名拉西第梦人（Lacedaemonians）被困在斯法克特利亚岛（Sphacteria Island）[33]上，部分阵亡，其余292人被俘，被俘者中包括120名斯巴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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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这次胜利，伯利克里的作战计划终于在本人去世5年后达成。当然，我们不应该假定雅典人的目标是征服全希腊，就像罗马人征服全意大利那样。伯利克里和任何雅典政治家都没有这般念头，雅典还是太弱小了。要想征服全希腊，不仅要多次取得陆战大胜，而且最重要的是围攻并夺取底比斯、迈加拉、科林斯等敌方城邦。与现代欧洲战争一样，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目标以彰显自身地位、维持力量均势、扩张势力范围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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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克里死后，雅典再没有出现有能力、有影响的政治家，因此错失了以有利条件议和的机会。但是，哪怕安菲波利（Amphi-polis）[34]负于天才的斯巴达指挥官伯拉希达（Brasidas），雅典仍然能够缔结和约。雅典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认可，而雅典本就没有其他必须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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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之后，战端再起。这一次，雅典人战败了，因为他们把伯利克里的一条重要建议抛诸脑后。他曾警告雅典人，“交战期间，不要试图征服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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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424年，雅典人便被斯法克特利亚岛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计划发起大规模的陆上行动，结果却在第力安（Delium）[35]遭遇惨败，至少损失了1000名重装步兵。但是，雅典人在缔结了实为停战的和约之后，又出兵攻打西西里，损失了约6000名公民，1还赔上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及其装备。转折由此开启。爱奥尼亚人敢于脱离雅典，伯罗奔尼撒人渡海而来，更与波斯国王结盟。雅典人不是联军的对手，最终海战落败，只得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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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雇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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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战争期间，希腊军队由征召的公民组成；而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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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全民皆兵”*，征召全体公民上战场的情况极少发生。正常情况下，城邦会派出指定兵力的陆军或舰队，以雅典为例，征兵过程大体如下。公民分成10个部落（tribe）；每个部落又分成三个三分部（trittyes），分别在城市、沿海、内陆；每个三分部又有若干区（demes）。征兵总数摊派到各个单位，根据规则，男性轮流上阵。不过，这样的常规轮流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不平等。每次出征的时间长度和困难程度差别很大。重装步兵由有产阶级充任，出征的频率比舰队水手低得多。早期战役时间不长，给养由公民自备，参与作战还不会完全打乱本职工作和商业贸易。往往发生于海外的长期战争就截然不同了。为了让长期战役成为可能，城邦开始给士兵支付薪水。实际上，薪水还是很高的。1这笔钱来自雅典的盟国。因此，盟国免服兵役，至少负担要轻得多。2雅典公民代替他们出战，在此过程中培养了极高的军事素养。尽管他们仍然是公民，但已经具备了职业军人的某些特征，他们也完全明白这一点。第一次叙拉古（Syracuse）[36]之战前夕，雅典指挥官尼西亚斯（Nicias）提醒手下将士：他们与对方的公民兵是大不相同的。3因此，我们不妨设想，每当雅典要为一场战役征兵时，总不会缺少雅典人或外邦人主动报名，或者奴隶会被迫上舰服役。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水手服役名单。紧急情况下，全部无职人员都要应征入伍。4重装步兵服役就不同了。当然，服役不仅是履行个人义务，也是征税的一种形式，因为重装步兵的昂贵装备要个人负担。因此，重装步兵有一套专门的征召流程。而且，在全体公民名单以外，还有一张符合重装步兵资格的公民名单，叫作“兵册”（Catalog）。尽管如此，我们不妨设想，即便有人不愿意上战场，找人替补也并非难事，5而城邦也不会拒绝合适的替补。从这个角度看，城邦公民可以各行本业，而替补兵员并不一定会损害作战效能，甚至会改善作战效能。当然，重装步兵服役本身并不是严格的个人义务，而是每户出一丁加一名随从。因此，由父亲还是儿子，哥哥还是弟弟，乃至远亲还是邻居筹办重装步兵的装备，为全家服兵役，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家族内部事务。而且，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为了加强征召重装步兵的实力，城邦用公有装备武装了一批日佣级公民。6如果西西里远征登陆的重装步兵里有1500人名列“兵册”，另有700名日佣级公民，那么这意味着，要么只有1500名上层等级的公民报到参战；要么雅典认为不应该派遣太多有产公民去海外，于是每个部落只征150人，另募700名日佣级公民，由城邦提供装备。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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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早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除普遍征兵的情况，雅典的海军水手就完全由雇佣兵担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重装步兵也逐渐雇佣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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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几年，反雅典联军的大部分城邦只派出三分之二的公民重装步兵入侵阿提卡，他们在抄掠乡间几周之后便回国了。反雅典联军很快就发现，这种办法是不能让雅典屈服的。最后，斯巴达将军伯拉希达率部北上色雷斯，通过雅典的殖民地和结盟城邦来打击它。这支部队不能由暂时放下本业，自备给养出征的公民兵组成。斯巴达人向来自诩为纯粹的军人，无民务缠身。但是，这支部队也并非由他们组成。这样一场长途跋涉的战役若要带走一半，哪怕只带走四分之一符合兵役资格的斯巴达人（不过五六百人而已），都是完全背离斯巴达城邦的组织架构和斯巴达人的观点和主张的。斯巴达人的做法是：召集身材结实的农奴黑劳士，将他们训练为重装步兵。为了确保其忠诚，斯巴达人自然要为他们提供给养，还有一定的报酬。于是，由于发动战争的内在必然性，斯巴达走上了与雅典相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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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公元前4世纪对原有战术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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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纵然旷日持久、过程曲折，却依然没有催生新的战争艺术形式。它确实为希腊带来了职业军制。希腊人对专业雇佣兵早有认识。僭主手下有卫队，而卫队正是其威权所系，如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Polycrats of Samos）和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isistratus of Athens）。1据说，波利克拉底甚至有一支1000人的弓箭手部队。2埃及法老和吕底亚（Lydia）国王都有希腊雇佣兵。但是，这些部队毕竟达不到决定性的规模。雇佣兵制真正成为希腊民族、希腊历史的重要因素，基本上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产物。但是，值得考虑的不只是数量庞大的私兵，更重要的是雇佣兵首领取得了全新地位，职业军官由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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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折是由雅典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37]、拉马库斯（Lamachus）和斯巴达的伯拉希达、吉利普斯（Gylippus）以及莱山德（Lysander）带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结束，时任小亚细亚总督的波斯王子居鲁士就起兵反叛兄长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居鲁士雇佣了至少1.3万名希腊士兵，他们只受经验丰富的各级军官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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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公民兵逐渐转向雇佣兵的一个结果是完善和强化了训练。换言之，斯巴达人的训练纪律同样适用于其他希腊城邦的军队。修昔底德写道（6.66），斯巴达的军队里几乎全都是指挥官（“统治者的统治者”*）。《拉西第梦政制》（State of the Lacedaemonians）的作者写道，斯巴达以人人跟随排长（enomotarch）为训练原则，因此很容易就能摆出最复杂的阵形。训练方法的具体发展过程已不可考，但这种发展是符合事物本性的，而万人远征军回国途中的若干迹象也表明确有进步。某些情况下，军队的下级行政单位能够作为小的独立战术单元行动，而且凝聚力很强，以至于在一次与法那培萨斯（Pharnabazus）的战斗中，仅有少数骑兵掩护侧翼的重装步兵竟敢进击波斯骑兵[《长征记》（Anabasis）6.3.30]；唯有训练才能达到这样的凝聚力。为了代替骑兵，方阵后30米处布置了几支规模为200人的重装步兵分队（6.3.9）。因此，为了配合之前讲到的增加的骑兵数量，步兵的军事素养也有所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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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能发现另一种崭新的作战阵形。科尔基斯（Co-lchian）[38]人据守于万人远征军面前的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常规的紧密方阵不会奏效，因为崎岖地形必然会导致方阵在前进过程中瓦解。于是，根据色诺芬的建议，部队被分成80支规模较小的纵队，每队约100人。纵队狭长，大约是五乘二十人，两队之间留有一定空隙。这样一来，各纵队可以自行探索道路，外侧的纵队更可以包抄敌人。轻盾兵分成左、中、右3队，中队伴随重装步兵前进。如果对面是希腊方阵，他们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前进方式。除了中部是轻盾兵、重装步兵混编，各自独立的重装步兵纵队不可能挡住紧密重装步兵方阵的冲击：两军接触时，每个纵队前部的左右两边会同时被打垮，还没等我方对敌方两翼的包抄发挥任何作用，我方中央各纵队早就尽数落败。沉重、紧密的正面自然要强于稀疏的正面。但是，针对依赖山势掩护甚于武器自卫、统率力不足以选择恰当时机发起协同攻势的蛮族，在这样的地形，面对这样的敌人，小规模、大纵深、稀疏排布的纵队就是最适合的战术阵形。科尔基亚人不敢插入空隙，因为他们害怕邻近纵队攻击后方，切断自己的退路。这是灵机一动的临场发挥，虽然达成了目标，但不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从理念上推动希腊战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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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兵建制对轻盾兵特别有益。优秀的轻盾兵比重装步兵要求更高。方阵战法死板，中等训练和中等勇气的人都可以加入，方阵会把他们整合起来，提升他们的价值。但是，一名并非优秀战士的轻盾兵基本没有价值。每当装备更好的重装步兵迫使他后退时，轻盾兵都必须瞅准时机，再次出击。一切都取决于此。为了做到这一点，每名士兵都必须有着强大的内在动力，而长官也必须对手下完全信任，把他们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有此能力的指挥官能凭借它做成很多事，而通过实战经验和长期训练部属，这样的领导者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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