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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时，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几名智术师开始讲授战争艺术。但是，要说系统分析战争行为的本质，并将自己的发现呈现出来，色诺芬当属第一人。他已经认识到并反复强调，战争不是技艺，它要求发挥整个人的全部能力。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说道：“战术只是战争艺术中很小的一部分。”[《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3.1]。战地指挥官还必须了解装备的方方面面，为士兵提供生活所需。“他必须精明、活跃、认真、耐心、专注，既严格军纪，又爱兵如子，既直来直去，又巧计百出，既警觉，又善诈，既愿意孤注一掷，又渴望只赢不输，既慷慨，又贪婪，既用人不疑，又藏着心眼。”他必须融合先天品格与后天培育为一体。另一个段落（3.4.3）写道，渴求荣耀对指挥官是有益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是一部历史小说体例的兵法和政道教科书。尽管它是重要的文学著作，许多实战军人也读过它，但我们的目的是研究战争艺术的历史，就此而言，该书教益不大。心理和士气因素是战争永恒的主题，虽然色诺芬给出了卓越的论述，但是对于易变的、历史的作战样式，色诺芬的文字相当简略，乃至荒诞不经。因此，一定要小心，不要把小说当成现实。色诺芬时代的战争样式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好说的。色诺芬也并非那种穷究现实、阐发并解决新问题的开创性人物。每欲开创，他总会失败。他是一名实战军人，提出的理论却极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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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名希腊将领总要思考一个问题：方阵纵深和宽度的关系。比如，1万名重装步兵是排成1000排，每排10人好，还是500排，每排20人好？一个适合包抄，一个冲击力强。1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古代文献中完全找不到针对这个问题的现实观察。实际上，连方阵的常规样式都没有确切记载。8列纵深频繁出现，我们之前都将其视为常规样式，可能实情也是如此。但是，放到个例就是五花八门，不仅是因为特殊需要，还有任意性的因素。修昔底德写道，曼提尼亚（Mantinea）会战[44]期间，分队长官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排出各异的纵深，殊为费解。在第力安会战中，底比斯人的方阵纵深为25人；其他部队纵深各异，不过纵深都要小得多。色诺芬利用一场居鲁士和克劳苏斯（Croesus）之间的虚构战斗，讨论了这个问题。居鲁士得报，埃及军队的纵深达100人，而他的部队纵深只有12人。一名下属担心，对方的方阵纵深这么大，己方能不能顶住压力。居鲁士答道：“如果方阵的深度超过了武器的攻击范围，武器就不会造成更多伤害。”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句反驳都不能令人满意。哪怕纵深只有8人或12人，半数以上的武器也不能直接击中敌人。大纵深的优势在于冲击力，色诺芬这样的人绝不会不知道。而且，他还要亲身体验这种优势，别人也会请他回忆往事，验证方阵的威力，叙述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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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希腊军人肯定会考虑的问题是，重装步兵与远程武器如何协调。实际上，到此时为止，不同兵种还是各自为战，没有相互配合的战术。投射武器有效支援友军以对抗重装步兵的战例极少。色诺芬要居鲁士把投矛手置于重装步兵后方，弓箭手在投矛手后，两者分别越过前排士兵的头顶射击（4.2）。他告诉我们，远程兵种在近战中是撑不住的，但有了重装步兵的掩护，他们就可以越过重装步兵投矛和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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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种配置有现实可行性的话，自然会威力极大，也会有真实运用的战例。但是，这纯属纸上谈兵。越过重装步兵，呈抛物线轨迹投射出的矛箭最多是用处不大；2在重装步兵方阵高速冲锋的时候，更是完全用不上矛箭。若要投射武器在短兵相接之前切实杀伤、削弱敌军方阵，距离就一定不能太远，或者重装步兵方阵自带远程火力。色诺芬是一位实事求是、头脑清晰的作者，怎么会有“射手要置于方阵之后”这样的天方夜谭呢？理论很容易脱离实际，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若非如此，色诺芬的行为还真是不好理解呢。伟大的战争实践者拿破仑一世在《七年战争论》（Seven Years’ War，评论2—11，第12章）中写道：第三排步兵的软木鞋跟高达3英寸到5英寸（合7.62厘米到12.7厘米），这样就能越过前排士兵的脑袋开枪。试问：他们是开火前才把鞋穿上，还是说，他们要穿着这样的鞋行军？简直跟色诺芬如出一辙。不仅我们的老朋友荷马会打瞌睡，最伟大的将军有时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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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规定似乎要更现实：宪兵应该安排在最后，确保无人畏葸不前，在极端情况下击杀逃兵。但是，细审之下，这同样是空谈，现实中也没有指挥官会采纳这个规定，因为宪兵的勇气由谁来确保呢？若真是值得完全依赖的勇士，放到前排无疑要比后排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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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触及的第三个问题是预备队。希腊重装步兵进攻时，会结成一个紧密的方阵。在后方留下部分士兵可备不时之需，但初次攻击的力道也会随之削弱。前面讲过，凭借对现实需要的天才辨别力，色诺芬对战法那培萨斯时留出了一支规模不大的预备队，目的是反击波斯骑兵可能发起的侧翼攻势。预备队理念的影响无远弗届，但《居鲁士的教育》中却没有提及，书中最接近这一思想的段落是以一场虚构大战为背景讨论骑兵布置（7.1）。居鲁士起初命令骑兵按兵不动，等敌方骑兵包抄我方侧翼时才投入战场，进行反包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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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色诺芬对镰刀战车的评价倒是详细得多。他还建议（6.1.30），方阵后面安置高大木塔，每塔20人，由八轭十六牛拖入战场。他还讲到自己做过实验，证明木塔运输方便。他解释道，一辆辎重车的牛队可以拉动25塔伦特（talent）[45]（约650千克）的货物，一座木塔只有15塔伦特（约390千克）重，更是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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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了一个小故事（2.3.17），本意是表明近战武器远远优于投射武器。单凭这个故事，便足以补偿上面那些不妨视为虚构的细枝末节。一名连长（taxiarch）将手下分为两队，一队持棍棒，一队持泥丸，令其交战；次日交换武器，再战。居鲁士请连队士兵吃饭，问他们身上的包是怎么来的，战况如何。他们一致同意，投丸手用泥丸确实把他们身上打出了淤青，但后来他们也用棍棒痛打投丸手，开心极了。根据色诺芬的说法，居鲁士因此决定采用近战武器，直接攻击敌军士兵（2.1.7—2.1.9；2.1.21；2.3.17）。但是，在作品的末尾，波斯人的习惯据说又变了。有报告称，他们再次成了投射武器战士，而且虽然装备弯刀，却仍然避免与敌人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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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当时的希腊军队正处于轻装兵种——尤其是轻盾兵——发展和完善并多次击败重装步兵的阶段，色诺芬依然确定无疑地强调短兵相接的近战兵种要更强，他的话便更显分量。我们不妨设想，善于反思和分析的希腊人或许也会经常论证说，重装步兵方阵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被彻底击败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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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传统令希腊人不能忘记一点：在希波战争中，长矛兵打败了弓箭手。希腊人在实践中没有偏离方向，色诺芬也没有。方阵一直是希腊陆军的主力，而其他兵种无论取得了怎样的进步，从来都是辅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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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居鲁士的教育》，色诺芬的军事专著中也包含许多有意思的细节，包括关于拉西第梦城邦的著作，还有两篇与骑兵相关的论文，主题分别是骑术和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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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直接面向实践、不包含任何文学色彩的综合性军事理论著作来自斯廷法利斯湖的埃涅阿斯（Stymphalian Aeneas）。他是阿卡迪亚人，该著作创作于公元前357年前后，其中将色诺芬的著作作为引用来源。该书原有多部，仅存一卷，主题是守城，内容不是很丰富。全书的主要内容应该是防叛、计谋、密文、通信、总述等。不过，现存部分基本只讲了攻城器械和守军反制手段；而且，即使这点内容可能也是伪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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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伊巴密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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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自希波战争以来，希腊战争艺术的一切拓展与完善都不构成原则上的变化或偏离。但是，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却做出了一项根本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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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创新与传统方阵战术的一个纯属偶然的外部现象相关，即方阵会往右偏。此事本无重大影响，不过是因为左手持盾。但是，由此衍生出的一个结果是，两军方阵的右翼通常都会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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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伊巴密浓达强化了左翼，加大纵深——留克特拉会战[46]中是50人——而命令通常跑在前头的右翼向后退。因此，通常会取胜的右翼碰上了得到巧妙加强的敌方左翼；而左翼同样没有战果，因为左翼接近敌人时，习惯性地犹豫不决，再加上敌方右翼退后，这一侧不会爆发激战，或者进入后程才发挥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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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加大，正面宽度必然会变小。于是，在双方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敌方右翼就可以包抄底比斯的左翼，造成正面和侧面同时遭到攻击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加大纵深是否更优便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敌军正面顶住冲击，交叠部分又完成侧翼包抄，大纵深的纵队便会受到两面夹击，很难守得住。因此，大纵深阵形一定要有骑兵配合，以掩护缩短的侧翼。但是，伊巴密浓达将步兵和骑兵进行了有机而有效的结合。现在，左翼虽然缩短，却无被包抄之虞，因此能够全力抵挡敌方右翼，甚至可以反守为攻。评论曼提尼亚会战时，色诺芬说道：底比斯的大纵深纵队冲破了斯巴达方阵，就像撞击敌舰的三层桨战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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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巴密浓达的阵形叫作“斜形方阵”。前面讲过，方阵对冲时原本就会斜行。但是，斜形方阵成为一种战术理念要归功于伊巴密浓达，他巧妙地命令通常会往前压的右翼后退，同时加强和前置左翼。之前，两军方阵的右翼都会往前压，方式是一样的，因此尽管队列倾斜，双方接战时仍然是平行的。然而，按照伊巴密浓达的布置，双方接战时不是平行的，而是呈一个锐角。于是，过去的平行交战变成了侧翼交战。只有一翼承受对方冲击，另一翼甩在后侧，尽可能拖延参战时间，凭借其存在和威势牵制一部分敌军，使其不敢盲动。此目标所需人数较少，省下来的士兵可以加强实施攻势的一翼，以形成兵力优势，从而击溃敌军右翼。而敌军左翼本来就自以为实力较弱，再看到溃退的右翼，自然便会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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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力安会战中，上述战术的特点显示得淋漓尽致，即大纵深和骑兵保护底比斯方阵两侧。伊巴密浓达阵形包含的新观念可以从两翼中看出来。如果这位底比斯将军缩短、加深右翼，不会有任何结果。两军右翼原本就是通常取胜的一翼，不需要专门排布。斜形方阵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能确保己方左翼战胜敌方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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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观念通常会迅速传开，不拘一格。留克特拉会战中，维奥蒂亚军很可能精心选择了左翼有自然掩护的位置，令敌方难以包抄。曼提尼亚会战中，掩护骑兵则得到了专门训练的轻步兵（hamippen）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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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现色诺芬的军事洞察力，我们还应该提到一点：他认为，伊巴密浓达的意义绝不限于发现了新的战术，而且特别赞美了伊巴密浓达：“让手下将士惯于不避艰险、不舍昼夜，哪怕给养微薄，军纪丝毫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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