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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到波斯骑兵众多的左翼来看，不仅马其顿骑兵的进攻被击退了——如果还算得上进攻的话——而且波斯人紧接着发起攻击，渡河来到皮纳鲁斯河左岸，令色萨利军身处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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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的决定性转折点是：马其顿右翼包抄了敌军战线，赶来支援陷入苦战的中军。亚历山大率领骑兵强渡皮纳鲁斯河，命令方阵的两个连队（taxis）跟在后面来到对岸。在王伴骑兵和持盾护卫追击波斯渡口守军以及身后同样开始逃窜的卡达克部队的同时，这两个连队转向希腊雇佣兵方阵的左翼。波斯王大流士本人及其幕僚很可能躲在希腊雇佣兵后方，或者希腊雇佣兵和卡达克部队相接的地方。大流士发现己方左翼被击败，便觉得大势已去，准备弃阵逃跑。国王都要跑了，侧翼又受到马其顿方阵士兵攻击，于是希腊雇佣兵放弃河岸阵地，开始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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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时为止，战况实际上是平分秋色，右翼波斯骑兵取得的优势不亚于马其顿右翼对波斯左翼的优势，该优势甚至可能要更大。我们不妨想象，得胜的波斯骑兵可以从河岸一侧轻易攻击马其顿方阵的侧翼，便如马其顿军从山脉一侧攻击希腊雇佣兵的侧翼一样。但是，这并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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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不是马其顿军队的个人能力或战术水平更高，或者军人国王亚历山大的战斗精神，而在于双方的战斗理念。马其顿取攻势，而波斯取守势。在前面讲过的马拉松会战中，由于种种特殊情势，米提亚德统领的希腊人被迫展开防御，却在适当的时机转守为攻，奠定胜局。按照波斯人的有意谋划，伊苏斯会战是纯粹的守战。他们列阵于天险之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发起进攻。右翼波斯骑兵据说作战英勇，无疑还占有人数优势，他们甚至渡过了皮纳鲁斯河，却依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原因何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从整体态势来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推断：之所以没有打赢，是因为统帅从未想过出击战胜敌人。首先，史料表明，这一侧战斗的打响时间要比另一侧晚得多。亚历山大明智地命令右翼前出，只要他渡河成功，便必然取得优势；同时命令左翼按兵不动。此外，我们现在知道，由于河床多石且崎岖，骑兵往来极为不便。等到这一侧的战斗开始，另一侧很可能已经分出了胜负。就像亚历山大的左翼一样，如果波斯人拿出马其顿人的劲头发起进攻，那么占人数优势的波斯右翼就不难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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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份文献（库尔提乌斯[56]，Curtius）谈到色萨利骑兵诈败，以拖延敌军。这是色萨利骑兵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在胜利中也有一份功劳。但是，如果敌军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无情地继续追击，“诈败”很快就会成为溃败。然而，波斯军队列阵于皮纳鲁斯河及其岩壁之后，甚至在河岸高处修筑了防御工事，原本准备以逸待劳。难怪波斯骑兵虽然作战顺利，却并没有脱离战线太远。渡河之后，他们自然也指望不上其他单位的协助。一击得手，他们便心满意足，退回了己方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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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样的原因，侧翼山地的波斯分队也没有发挥作用。面对马其顿军的攻击，他们只能迅速退回高处，别无选择。他们处于孤立位置，如果在波斯主力固守阵地、一动不动的时候接战，肯定会被打败。等到马其顿军与波斯主力交战，侧翼的波斯分队还是不能从后方攻击马其顿军，因为亚历山大在侧翼留下了一支护卫。于是，该波斯分队很可能在等待时机，马其顿军一旦受挫并被追击，波斯分队就会再次出动，挡住敌军退路；或者，波斯分队至少在等待主战场形势有利再出动，而由于波斯军主战场失利，波斯分队只好无所作为。整场行动变成了毫无用处的示威，因为亚历山大根本没有被吓到。孤军参战历来鲜有成功，我们不应苛责其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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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希腊雇佣兵方阵开始后撤，右翼波斯骑兵也认识到仗已经打输了，于是逃离战场。现在，希腊雇佣兵的境地可谓危如累卵。波斯骑兵抛弃了他们，他们又遭到步兵和骑兵的联合攻击，至少后退了7英里（约11千米），穿越了一片不仅不利于撤退而且还有几条深深的河床挡路的平原。如果马其顿骑兵将其遏制，马其顿步兵方阵再发起进攻，希腊雇佣兵必将全军覆没。实际上，希腊雇佣兵确实蒙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但是，不少人还是抵达了一处关隘，逃之夭夭。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他们没有化整为零，而是维持着紧密阵形，仍然能够抵挡进攻。8马其顿方阵主力大概花了很长时间才越过皮纳鲁斯河崎岖高耸的石壁，令希腊雇佣兵先跑出了一段距离。至于亚历山大，他看到胜负已分，便准备亲自追击波斯王。原本列阵于希腊雇佣兵前方、负责守卫河岸的波斯射手大概也随着希腊雇佣兵撤退了，途中还用标枪和弓箭击退了色萨利骑兵和其他骑兵单位。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波斯王一方仍然有希腊雇佣兵；不过，其中大部分（库尔提乌斯认为有8000人，阿里安则认为只有4000人）没有参战，而是向腓尼基前进，在的黎波里（Tripoli）上船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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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希腊人的记载，马其顿军在这场战斗中的阵亡者为150名骑兵和300名步兵。此数未必绝对准确，但与战场形势和战斗经过也无矛盾。此外，骑兵的损失相对步兵较严重也是典型的状况。450人阵亡的话，负伤者估计在2000人到4000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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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军伤亡不多，这又让我回到了那个重要的问题：波斯军的兵力。我们已经看到，从文献来看，战场必定就是皮纳鲁斯河；而只有马其顿步兵数量占优的情况下，这才是合理的。有一条证据链可以表明，波斯军之奋勇是连对手都不否认的，但其参战兵力并不占优势；证据链的最后一环正是胜利者的阵亡人数，它表明这场大战赢得并不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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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对战场地形的认识不如现在准确，于是认为——不仅是可以认为，而且是不得不认为——伊苏斯会战与马其顿军的其他战役一样，采用右翼在前的斜形阵。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右翼要进行长距离运动，马其顿军的阵形做了重大调整。文献中没有具体记述这次行动，也没有说明右翼从中部脱离的情况。不过，这一点很容易解释。我们只有二手文献，文献作者——尤其是阿里安——并没有亲临战场，勘察地形。原始资料对亚历山大顶着箭雨、一马当先、率领骑兵击破敌军左翼、迫使其后退的描述又极为夸大，模糊了整体战况。由于这种状况，现代学者明白了地形不利于行动后，便宣称战斗绝不可能发生于皮纳鲁斯河，得出战场必定位于德里-柴河的结论。但是，这样一来就有多个不可回避的矛盾，迪特贝尔纳（Dittberner）已经给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德里-柴河说与文献对地形的描述矛盾，与文献对双方行军路线的极其准确的叙述矛盾，而且与战略态势矛盾。皮纳鲁斯河就是今天的帕亚斯河，这是事实。就算我们不能采信亚历山大亲自率领骑兵冲锋的记载，指挥得当的功劳仍然属于他。当认识到眼前地形无法通过时，他便灵活权变，命令右翼离开战场中部，以迂回的方式达到他的目标。正如他之前派遣部分骑兵加强更需要骑兵的左翼一样，他现在又命令部分重装骑兵加入负责包抄的一翼，以便通过侧面攻击将希腊雇佣兵方阵驱离从正面无法突破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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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说，亚历山大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侧翼进攻的手法，同时又没有违背其宗旨。他之所以能取胜，其高效组织的贡献毫不亚于士兵的勇猛与人数优势，这令他牢牢掌控着将士，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远见指挥他们，调遣自如。亚历山大的将道与上述因素同样重要。他是敏锐的，将通路握在手中；他是自信的，不惧己方侧翼的波斯军，也不怕看似难于登天的困难地形；他是聪慧的，不拘泥于常规，加强了通常要后撤的一翼；他还是勇猛的，为全军注入了勇往直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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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高加米拉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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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苏斯取胜后，亚历山大首先征服了腓尼基和叙利亚，接着在提尔和加沙打了两场激烈的攻城战。然后，他继续进军，准备拿下埃及。埃及战役经常受到批评，以至于要想解释它，只能推说古人并不清楚各地的相对位置，因此亚历山大没有意识到进军埃及会暴露他与巴比伦方向的交通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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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认为亚历山大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妨假定，伊苏斯会战的后一年（公元前332年）里，叙利亚再也没有出现大队波斯人马；即便出现了，肯定也被亚历山大消灭了。为了给接下来深入波斯腹地的战役打下稳固基础，亚历山大不仅需要掌握叙利亚，同样需要掌握埃及。当然，一名将军率领少量部队即可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说，亚历山大因为征服埃及而迁延时日，留给了对手重整旗鼓的时间。诚然，马其顿军越快进入波斯本土，大流士组建新军的时间就越少。但是，亚历山大的兵力同时也在加强。在伊苏斯会战中，他身边的兵力大概只有3万出头，还有扣除战斗伤亡，以及围城战、驻守叙利亚的部队人数。那么，如果另遣一军攻打埃及，渡过底格里斯河的兵力就恐怕连两万都达不到——假如有援军的话，那也不过2.5万到3万人。但是，他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投入了4.7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好像并非过分庞大。因此，我们必须再次称赞亚历山大的智勇双全。年轻的马其顿国王击败对手后没有盲目突进，而是首先集结深入广袤敌境所需的兵力，利用这段间歇期建立了马其顿在埃及的统治地位，与埃及诸神携手，获益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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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没有趁可怕的敌军渡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中途发起进攻，而是静候于两河以外的广阔平原，该地距离尼尼微城（Nineveh）的废墟不远。据说，希腊雇佣兵到此时依然追随大流士，但战斗途中，只有极少数人发挥了进一步的作用。根据记载（狄奥多罗斯，17.55），波斯王给士兵们配备了更长的矛和刀剑，因为马其顿人就装备这样的武器。由于波斯人之前的主战武器是弓箭和标枪（希罗多德也提到希腊人的矛更长），这一改变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在希腊追随者的帮助下，他希望组建一支由亚洲人组成的重装步兵方阵，因为长矛不能用于投掷而只可近战，波斯人也不是瞎子，他们明白紧密方阵是运用长矛的最有效方式。但是，不论此说真假，重装步兵方阵这样的战术实体是不可能临阵组建，而是需要操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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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想起了卢塞恩市（Luzern）驻法国（当时的国王是路易十一）大使迈尔基尔·鲁斯（Melchoir Russ）于1480年送回国内的一份报告：“国王陛下正在重整陆军，仿照德国样式制造了大批长矛和长戟（halberd）。如果他也能‘制造’出使用这些武器的人，那就无需外人相助了。”2战争的艺术需要武器，但本质上并非由武器构成。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我们完全不知道波斯人的方阵有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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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苏斯一战证明，天险挡不住重装步兵方阵的冲击。大流士真正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是镰刀战车和少量战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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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伊苏斯会战一样，波斯军队的真正强项在于骑兵，此固为常理。出于这一原因，大流士放任亚历山大渡河，以便在自己选定的战场上等待敌军。这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亚历山大可以不受阻碍地部署波斯骑兵，并且充分利用自身的骑兵优势。按照阿里安的记载，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会战有7000名骑兵，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大流士可能集结了1.2万名骑兵，但不可能更多，因为1.2万名骑兵聚集于一处已经庞大到无法管控，哪怕组织、补给、领导的水平都非常高。3大流士的步兵状况难以揣度。波斯人的传统兵种弓兵的阵形纵深只能有区区几列，如此方可奏效。在重装步兵方阵面前，排成松散队形的不习兵事之人毫无用处。波斯人熟知兵道，自然明白这一点。他们宁愿让这些人纯粹为骑兵提供支援，也不会顶着补给困难，征召大批无用的士兵。如果波斯人果真尝试过组建重装步兵方阵，那么，从战斗经过来看，他们在这一方面并未取得任何成绩。因此，除了骑兵、战象和镰刀战车，波斯步兵的数量大概相对处于弱势——肯定不会超过马其顿军——而且很可能要少于对方。不过，波斯本族骑兵得到了斯基泰人（Scythian）[57]可能还有印度雇佣兵的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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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掌握的文献既有精准确凿的报告，尤其是关于阵形，也有士兵们围着营火讲的传说故事。连最主要的文献，即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也不例外。不过，通过辨析史料，我们可以有相当把握地剔除传说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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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离谱的一个传说是：与伊苏斯会战和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一样，波斯军队在高加米拉同样试图列阵于天险之后，某些地段还设置了陷阱和铁蒺藜。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阿里安本人的驳斥，他认为这只是马其顿士兵自己的疑虑罢了。实际上，他声称情况恰恰相反，波斯一方平整了战场，清除了阵前的障碍物，为镰刀战车创造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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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记载中没有讲到马其顿士兵在战斗过程中掉入陷阱，或者踩到铁蒺藜，我们可以将这些歪曲信息从信史中排除。但是，我们也可以排除平整战场以方便镰刀战车发挥的说法，因为波斯人毕竟不可能预知马其顿军将从何处进攻，而且平整工作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波斯人找到了一片相对开阔、少有起伏的平原，以便骑兵和镰刀战车兵两大主力兵种机动无阻。如果镰刀战车兵成功扰乱了马其顿方阵，阻止其前进，而占据优势的波斯骑兵包抄马其顿骑兵并将其击退，那么胜利便会垂青于波斯一方。根据记载（色诺芬，《希腊史》4.1.19），法那培萨斯总督曾用两辆镰刀战车击破了一支700人的希腊方阵，随后投入骑兵，将其消灭。4失去骑兵的步兵方阵无法抵挡波斯骑兵和射手的联合攻势，其会被逐渐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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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希腊人的记述，他们在战利品中发现了波斯的布阵图，布阵图内容详细地流传了下来，但并没有提供任何重要信息。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从种种表现来看，波斯不仅侧翼是骑兵，连中军也是步兵和骑兵混编。这是波斯步兵数量并不多的又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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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再次表现出了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手握大量步兵，却没有拉长战线，那样会极大地阻碍行军秩序；而是加大纵深，并命令后军若从后方遭到攻击，便转向迎敌。但是，在开阔平原上，亚历山大主要是利用呈斜角布置于两翼的骑兵和轻装步兵单位来抵挡敌方优势骑兵的包抄行动。于是，这些骑兵和轻装步兵单位排成大纵深队形跟随战线推进。本来是大纵深的纵队，既可以展开部署，延长战线（因此，右翼后方的骑兵纵队脱离左翼前出）；也可以迅速插到方阵侧面，排成弧形迎击来袭敌军；最后，一旦方阵前进过程中出现缺口，他们可以从后面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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