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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3章的传主是福基翁（Ph-ocion）[69]，里面写到有人问福基翁，雅典人何时应该对马其顿开战。他答道：“当我看到年轻人愿意从军、富人愿意纳税、演说家不再贪污公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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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以服从权威闻名。凭借高度的凝聚力，这个战士共同体统治着数量众多的臣民。但是，只要认真考察就会发现，斯巴达人的纪律主要是教学纪律，而非真正的军纪。军纪始自统帅权威，这本为题中之意。但是，在斯巴达，统帅权威是非常有限的。斯巴达有一套复杂的政治制度，由世袭国王担任军队统帅。但是，国王并无实权，而是相当于贵族阶级内部的首席。而且，为了防止国王以统帅身份扩张权力，统帅权威受到了极大限制。斯巴达实行双王制。起初，两名国王在战场上共同掌握最高指挥权；公元前510年前后，这种做法由于弊端太大而被取消，转而用其他手段来确保国王权威不会太高，哪怕是在战场上。否则，王室地位必将被大大提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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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保萨尼亚斯在普拉提亚见过一名斯巴达军官阿蒙法里都斯不理解国王的命令，于是拒不执行命令，还与国王发生争吵。后来，国王上阵时还有多名监军（ephor）相随。公元前418年，阿吉斯国王（King Agis）计划在不利地形与敌人交战，而且已经带着队伍走到了敌方投石兵的射程之内。这时，一名长老监军向国王高呼，说国王不过是饮鸩止渴。于是，国王就带着部队回来了。不久之后发生了曼提尼亚会战，两名军官抗命，没能完成指定的行动目标。但是，两人没有当场被国王处罚，而是回国之后才被判处放逐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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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雇佣兵出现时，他们自然要形成一套不同于公民军队的纪律。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写道，早在他与伯利克里谈话的时候，苏格拉底就盛赞海军的纪律比陆军好。斯巴达王伯拉希达编练黑劳士重装步兵方阵，然后率队出征色雷斯，他肯定治军甚严。克利尔库斯（Clearchus）是《长征记》中最有名的一位军人。色诺芬告诉我们（2.6.10），他定下了一条原则：士兵畏惧长官应胜过畏惧敌人。只要看到手下退缩，长官就要挥棒去打。但是，色诺芬本人在撤退过程中打了一名不肯帮助患病战友的士兵，结果被打的人在全军大会面前倒打一耙，幸亏色诺芬重申了责打的理由，这才免于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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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马其顿。国王亲自领军，在确保权威的情况下，军纪无疑是很好的。情节严重时，国王会在全军面前亲自施罚违规者。8在亚历山大之后，继业诸王的军队是常备雇佣军，当时肯定采取了雇佣兵特有的纪律，因为若无军纪约束，雇佣兵便会松散而不堪用。波利比乌斯（1.66）明智地指出，雇佣兵在和平时期没有价值，只是反叛的渊薮。继业者严加操练士兵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波利艾努斯（Polyaenus，3.9.35）说过，伊菲克拉底从不让士兵闲着，免得他们想要改弦更张；不过，这些活动并不包括操练，而是挖沟、砍树、搬动装具、转移阵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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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即使我们不能说希腊人完全不了解军事纪律的基本原理，这个观念也要等到雇佣兵时期才会出现。按照波利比乌斯的说法，希腊人从来没有学会真正的服从。走进罗马军营，我们马上就能感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只有在罗马人那里，纪律的观念和力量才真正被认识并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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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除王制的时候，指挥权观念丝毫没有松懈，而只是转移到了两位交替指挥的执政官手中。每名执政官前面有6名手持束棒（fasces）的扈从，他们是执政官命令的直接执行者。在城内，公民在执政官的权力面前只有不充分的保护措施；但到了战场上，执政官执掌生杀大权，铁面无私。执政官会将权力委托给其他将领。每名百夫长都有一根木棍。后来，这根木棍成了百夫长的特殊标志，还嵌入了石头。9韦格蒂乌斯（Vegetius）[70]为我们详尽地描述了在罗马军队各单位的花名册和档案里有对每一样东西的精心记录（2.19），包括薪酬、服役时间、岗位和告假。因此，征兵的时候一定要招几个会写字、能记账的人。我们可以假定，这种精密的管理手段从很早就开始了，因为如果不这样细致，军队就谈不上秩序，进而不会有纪律。因此，百夫长很早就配上了文职人员（accensi velati），也就是文书。10波利比乌斯（6.36及之后）告诉我们，罗马有巡查岗哨的固定制度。如果巡官发现有人不在岗或者打瞌睡，次日将被军法处置。军事保民官（tribune）会拿长棍碰一下罪人，然后所有士兵都会打他，或者朝他扔石头。假如他躲过投石，逃出军营，他就再不能回到家乡了。百夫长（波利比乌斯的原文是：后排军官兼队伍负责人）以失察同罪。抗命、开小差、怯战都要处以死刑。如果整个单位都犯了罪，那就采取十一法，即10人中抽1人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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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出身显赫的高级军官也会被处以肉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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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名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则罗马传说是，执政官曼利乌斯（Consul Manlius）的儿子违抗军令，有敌人挑衅他，他就擅自与对方单挑，结果被父亲处死。根据李维的描述，全军紧紧盯着可怕的行刑过程，惊骇不已，呆若木鸡，直到头颅与躯干分离，血液喷涌而出才缓过神来。但是，此举确保了士兵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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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籍还记录了几年后的一件事。当时，骑兵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鲁里亚努斯（Master of the Horse Quintus Fabius Rullianus）趁着独裁官L.帕皮留斯·库尔索（L.Papirius Cursor）不在，违背其命令，挑起并赢得了一场战斗。独裁官遂援引曼利乌斯的先例，传唤抗命的下属到自己面前受审。法比乌斯从军营逃往罗马。元老院出手干预。罪人的父亲做过独裁官和三次执政官，向人民和人民法庭呼吁。但是，为了维持纲纪，法庭不敢干预。直到所有人——法比乌斯父子、元老院、法官、人民——都发出了恳求，从而承认了统率权和服从军法的成立，最后库尔索才态度缓和，把罪人交给罗马人民和法庭处置，因为人民和法庭只是在向他求情，而不是试图确立一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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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曼利乌斯和帕皮留斯的故事都是不可想象的。连斯巴达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公权力概念。以公权力为手段，罗马的贵族和平民得以凝聚起来，保持平衡，哪一方都不能完全压倒和压迫另一方。罗马实行普遍平等的公民权，正式承认主权在民的原则。与此同时，政权和军权实际上掌握在贵族手中。权力制衡是罗马民族的特征。纪律是一棵大树，公权力是它的根，支队战术和结营规范是它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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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皮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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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交织于罗马制度史中的记载，我们已经阐述了古罗马早期的战术。不过，文献里完全没有详细叙述某一次战斗。罗马人最早有史料记载的战事是皮洛士战争。即便在当时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人都没有留下任何真正的历史记载。但是，希腊人并没有漏掉这件大事。现存文献中保留了皮洛士本人的回忆录，特别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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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些记载对战争艺术史几乎没有任何教益。不少细节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学家重复这些论述也无伤大雅。但是，就我们的特定目标而言，我们必须订立更严格的标准。我们要确定军事技艺的连续发展过程，为此，只可以运用绝对可靠的细节。关于皮洛士战争的记载虽然可以追溯到亲历者，但传到我们这里已经是三手文献了，难以正本清源，将原始史料与伴生的逸闻传说剥离开来，以至于没有哪一件事可以认为是完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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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洛士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外甥和效仿者，笃信由伟大的马其顿人发展出的军事体系和战争艺术。作为马其顿的学生，一如亚历山大之前征服了东方，他也踏上了西征之路。他手中多了战象，比亚历山大当年的军队还要令人恐惧。但是，他无法打垮这个拥有独特军事架构、主宰着意大利城邦的顽强抵抗。虽然打了好几次胜仗，皮洛士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战争。他最后是遭遇了真正的战术失败，还是说战局虽然未定，但是这位军人国王已经不可能赢得稳固的政治基础，只得心灰意冷地打道回府？我们并不清楚。无论如何，罗马人虽然屡次战场失利，但守住了自己的土地，仅凭这一点，足以令皮洛士不可能通过战争手段建立霸主地位。皮洛士无法在意大利取得主导地位，补给完全依赖小小的伊庇鲁斯，他是不能坚持作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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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第一次布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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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第一次布匿战争的了解与皮洛士战争不可同日而语。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对战争艺术特别感兴趣，并加以详尽阐述。除此之外，第一次布匿战争基本没有其他独立文献的来源。波利比乌斯习惯从客观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是史学泰斗。因此，后人从来都是直接重复他的说法。但是，这样做或许会有某些误区。波利比乌斯是部分笔下事件的亲历者，但第一次布匿战争不在此列。他也不能询问时人或目击者。他的记述主要有两大来源：一个是罗马人法比乌斯·皮克特（Fabius Pictor）写的，一个是希腊人菲利努斯（Philinus）从迦太基的角度写的。凭借批判精神和掌握的资料，波利比乌斯得以权衡两位作者的说法，考辨真伪，得出了一套融会贯通的新说法。但是，他把自己不认同的史料全部隐去，令我们不可能了解原有史料的真实价值——不过，价值应该也不是很大。法比乌斯·皮克特出生于公元前253年前后，他的著作很可能写成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但是，我们都知道，口耳相传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能对事件做出怎样的歪曲。罗马市志中记载了基本的事实框架，不过我们现在对它们不感兴趣。在法比乌斯之前，奈维乌斯（Naevius）写下了一部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韵文编年史。尽管作者亲自参加了战斗，但假定法比乌斯已经使用了该材料，该史书也很难保证更确实地掌握战争经过。菲利努斯很可能站在迦太基一方参加了战争。就此而论，他比法比乌斯更贴近事件本身。1但是，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说法，菲利努斯不是很可靠。从这样的文献出发，再伟大的史学家也写不出详尽可靠的历史。毫无疑问，我们对亚历山大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手史料。阿里安和波利比乌斯的书同样是二手文献，而且波利比乌斯的考据水平要比阿里安更高，但阿里安的记述还是要更胜一筹，因为他依据的原始资料要好太多了。阿里安借助的主要来源是托勒密（Ptolemy）和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两人都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且还能从有利位置观察全局。法比乌斯——菲利努斯很可能也一样——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距离，不比希罗多德与希波战争更近。但是，对于希罗多德的记述，我们可以亲眼观察和检验，看哪些应该采纳，哪些不能采纳。对于第一次布匿战争，我们只能完全依赖波利比乌斯的判断。因此，不管我们对波利比乌斯的批判能力和史学素养有多么高的评价——特别是他兼采交战双方的说法这一点——我们对西西里、阿非利加及其周边战事的了解也不如马拉松会战、普拉提亚会战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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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观察，尽管作者是波利比乌斯，我们却只得放弃更细致地研究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记载。对我们来说，罗马支队战术的总体情况才是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我们已经对其有了认识，而且部分知识正是源于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但是，我们对细节还不能充分确信。用揣测和假说去填补空白并不能增进知识。因此，我们对这场战争只能一带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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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场战争是纯粹的陆权与海权之争。这是错误的。罗马本身就是一个古老的贸易城市，是拉丁姆（Latium）的集市所在地，拥有大型帆船。此外，以罗马为首的联盟还拥有多个大希腊地区（Greater Greece）的海滨城市——从库麦亚（Cumaea）到那不勒斯（Naples），再到塔兰托姆（Tarentum）。罗马之前把全部力量投入到陆战中，是因为它的对手都是陆权国家。而且，罗马早期与其他拉丁海权国家，最后与塔兰托姆交兵时都与迦太基是盟友，2从而免掉了建立更强大海上力量的麻烦。直到要与迦太基作战之前，罗马都无须进一步朝海军方向发展。罗马从无到有地建造了一支由五层桨战舰组成的舰队。罗马拥有丰富的各类造船所需物料，因此建立舰队并不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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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点要指出。有一条著名史料写道，罗马人对航海一窍不通，战舰是按照一艘搁浅的迦太基五层桨战舰仿制而成，划桨手在陆地的脚手架上训练。该史料的始作俑者正是波利比乌斯，他显然是听信了过分夸张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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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对应的记载是，迦太基人不熟悉陆战，要请斯巴达人克桑提普斯教授。蒙森认为，这同样是重复了希腊人在岗亭里的吹牛传说。尼奇（Nitzsch）[71]不同意蒙森的意见，认为世界史上常有迦太基这样偏狭无知的民族。这话说得没错，波利比乌斯采纳这条可能来自菲利努斯的记载时，他可能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尽管它不像罗马建造舰队的传说那样明显是谣传，但波利比乌斯的记述也不能担保它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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