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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形记述得极其详尽，被形象地描绘为半月形，罗马方阵向中间挤压、阿非利加步兵从两侧向内攻入、薄弱的中军发生动摇、统帅高声呐喊的情形都讲到了。因此，即便在今天，读者仍然能感觉到自己正处在那个纵览全局的观察点，同时他们也会明白，这段文字的要点不在于现实层面谁最重要，而是统帅心中最牵挂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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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基本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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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确切了解双方的战术优劣，思考战略问题才有根基。毫无疑问，迦太基在战术上占据上风。他们只有一位统帅，而罗马人每年都要选出两名兼领军队的执政官。执政官们对指挥大规模军队的原则所知甚少，要么每人统领一半军团，要么单双日轮流指挥。面对汉尼拔这样的敌人，这种手段简直骇人听闻。于是有些人说，单双日轮流指挥的意思只不过是轮流主持作战会议，以为这样就能缓和矛盾，其实只会使其更加尖锐。因为这样一来，罗马军队就根本没有个人统帅，而是集体决策了。沿用“轮流指挥说”要更准确一些。不过，作战会议当然是存在的。统帅优劣在军官团中也有反映。首先，迦太基一边是哈米尔卡·巴卡军校培训出来的专业军官，而罗马公民兵的素质全凭老天安排，参差不齐。其次，如有必要，迦太基将领可以灵活运用步骑等不同单位，而罗马军团只能并排直线前进。最后，迦太基骑兵的数量远远多于罗马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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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敌人的这些优势，罗马人只有一个优势：拥有几乎取之不竭的、有军事素养的可靠兵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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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强项的差异可类比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和斯巴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不能决出胜负，因为雅典人的海上力量更强，而斯巴达有陆战的优势，双方都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抓住对手。在第二次布匿战争里，对比没有那般强烈，而且罗马人是慢慢才认识到这一点的。起初，罗马只是鲁莽地寻求正面决战，经过一系列大败，他们才终于改弦易辙。但是，汉尼拔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强项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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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击败对手为宗旨，发动战争的一方就必须在寻求并打赢正面决战之后，还有能力穷追不舍，围攻并夺取敌人的都城。如果攻下都城仍未议和，那就必须继续作战，直到彻底击败敌人。汉尼拔的实力太弱，做不到这一点。他从一开始就明白，哪怕取得多次辉煌胜利，他也没有能力攻占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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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坎尼会战中，虽然他击败并消灭了8个罗马军团，但是被击败的军团数却不到总数（18个军团）的一半。而且，罗马很快便征募新兵，填补了损失，甚至没有把西西里岛、撒丁岛、西班牙的海外军团调回国内。因此，如果汉尼拔在战后立即向罗马进军，威吓敌人的打算就也会落空。此外，这次无益的示威行动更会抵消坎尼大捷其他在士气方面的影响。迦太基的骑兵统领马哈巴尔（Maharbal）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汉尼拔懂得如何打赢战斗，却不知如何利用战果。如果马哈巴尔果真说了这句话，那也不过表明这位勇猛的将军只是单纯的战士，而不是真正的战略家。迦太基军队花了很长时间才杀光被围的罗马军团，5700人阵亡，至少有两万人负伤，伤员要等几天乃至几周时间才能继续行军。假如汉尼拔战后立即开拔，那么抵达罗马城下时最多有2.5万人，而罗马人哪怕惊骇到极点，也不会向这么少的人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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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伤员恢复，援军抵达，汉尼拔或许会有足够的兵力——比如五六万人——考虑围攻罗马的事。但是，罗马是一座城防坚固的大城。所谓的塞尔维乌斯城墙（Servian Wall）周长超过5英里（约8千米），很可能营建于萨莫奈战争期间。墙内有大片开阔地带接纳进城避难的乡民。作为国都和大型贸易中心，罗马拥有各类充足的物资。假如汉尼拔掌握了制海权，首先夺取奥斯提亚港（Ostia），从海路保障补给，那么凭借五六万人围攻罗马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罗马的海上力量更强。为避免分兵，汉尼拔将全部兵力投入到了陆军。因此，围城部队的补给只能走陆路。他必须建立规模庞大的补给线，穿过满怀敌意的乡间，途中更有无数城市和要塞阻拦其运作。一大部分迦太基部队都要去当辎重队，每一个孤立的单位都会随时面对来自罗马或其盟友军团和军团下大队（cohort）的威胁——可能是驻守乡村的原有部队，也可能是新组建的部队。余下可用于围攻的迦太基军队会被台伯河隔开，很难顶住人数优势巨大的守军突袭。迦太基的主力骑兵也帮不上什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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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拉西梅诺湖（Lake Trasimeno）[73]和坎尼取胜后，汉尼拔并没有进军罗马。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一开始，他就构思了另一种击败敌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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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可能彻底打垮罗马，让罗马退出世界大国的行列，于是便决定以让罗马人厌倦战争为目标，直到他们愿意求和。战略成为政略，即政治战略。坎尼一战似乎已经奠定胜局，但这位迦太基统帅还是传信给罗马人，说他发动的战争无关国家存亡，并非灭国之战（non internecivum sibi esse cum Romanis bellum——李维，22.58），提出要议和。罗马人回绝了议和请求。但是，哪怕没有决定性的大事件，说服敌人达成双方都接受的和约也是可能的。汉尼拔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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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刚到意大利就宣布，他的目标不是与半岛人民交战，而是将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每次战斗之后，他都会释放罗马盟国的战俘，并不收任何赎金，好让他们回国传扬迦太基的政治目标及其统帅的慷慨大度。罗马公民不到意大利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的意大利人组成了独立程度不等的大小社区。罗马之前收服了他们，而现在他们可以决定不再服从罗马人的领导，组成了一支由独立单位组成的联军。就连罗马人建立的殖民地或许也会觉得脱离母邦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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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尼会战后，意大利的倒戈者甚多，包括仅次于罗马的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卡普阿（它甚至享有罗马公民权，只是没有选举权）和许多乡镇小城。最后，意大利第三大城市塔兰托也归顺了汉尼拔。北边的高卢人早已支持迦太基，现在南边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也站了过来。如果汉尼拔能够持续施加压力和威胁，保持这股势头，那么罗马人迟早会筋疲力尽，被迫求和；或者，等到在意大利打下广阔稳固的基础，他就能够围攻罗马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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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坎尼会战之后，波利比乌斯加入了两段插叙，先是希腊历史，再是罗马制度，然后才回到布匿战争。这是真正的史学大家风范。制度的抽象形式和行政过程本身是多么无聊啊！但是，在波利比乌斯手里，它们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先后在提契诺（Ticinus）、特雷比亚河、特拉西梅诺湖打了败仗，然后又遭受坎尼会战这样的惨败，它是怎么挺住的呢？至于这些事件带来了何种影响，这个最大的悬念留给了读者。波利比乌斯的绝妙之处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因为他如此布篇并非故作高深，而是顺理成章，用天才的表达将事物的本质通过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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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效仿波利比乌斯，运用同样的反思手法，令死板的数字变得鲜活起来。盟友纷纷背叛，罗马人竟能岿然不动，与天才统帅汉尼拔相抗衡，这项成就到底有多了不起呢？细致的评估要等到以后，不过，现在可以给出一些从史籍中得出来的最主要的数字。数字诚然不能完全确定，但也足够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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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人口统计报告，罗马（不包括盟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时约有100万自由人。开战初期，罗马动员了3.4万人左右加入陆军。海军肯定也补充了一部分，不过人数无法估计，因为大部分船员都是由盟友和奴隶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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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第一年罗马有七八个军团。尽管在特雷比亚河与特拉西梅诺湖战败，罗马依然于公元前216年将军团总数扩充到了18个，主力军团的兵额也增加到了5000名步兵。与汉尼拔作战的主力军团有8个，西班牙军团有两个，西西里岛军团有两个，撒丁岛军团有一个，有两个军团对付山内高卢人（Cisalpine Gauls），两个军团驻守罗马城，兼任补充兵员，还有一个军团上舰。除主力军团和西班牙军团外的8个军团肯定是不满员的。参加坎尼会战的每个军团按4800人估计，西班牙的两个军团按4000人，其余8个军团按2500人，那么总数就在6.6万人左右，相当于全体自由人的6.5%。如果考虑到公元前218年和公元前217年战死的人数，比例更是达到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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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坎尼参战残部编为两个新军团，我们可以认为此战损失了6个军团。不久之后，高卢人又消灭了两个军团。罗马没有能力完全填补损失，尤其是在拥有公民权（无投票权）的大城卡普阿转换门庭之后。通过尽释囚犯，征召17岁以下的少年，罗马组建了两个军团，还有两个军团由奴隶编成，并承诺赋予他们自由。于是，罗马又有了14个军团，之后几年里每年都有少年成年，遂逐步增加到22个。公元前212和公元前211年达到了兵团数的顶峰，即22个。但是，总人数一直远远达不到公元前216年的水平，因为每个军团的人数都要小得多。直到公元前216年为止，战俘都会通过第一次布匿战争就存在的特殊协议赎回。但是，为了树立榜样，元老院拒绝了汉尼拔交回坎尼的战俘、换取赎金的提议，而选择组建奴隶军团。于是，战俘被卖到国外。半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罗马人还能看到许多同胞在希腊为奴。于是，公元前194年，弗拉米纽斯执政官（Consul Flaminius）向希腊人提议赎回战俘，仅亚该亚（Achaian）一地就释放了1200人。36年后，在克里特据说又释放了一批罗马人回归故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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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期间，一旦罗马公民落于敌手，国家便会抛弃他们，任其自生自灭。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尽管官方不会出面，但许多战俘还是由家人单独赎回了。毕竟，除了卖个好价钱以外，从迦太基军营里把战俘带走的奴隶贩子留着他们也没有别的用处。公元前210年，罗马公民对赎金愤懑难平，说他们连赎回一个战俘的钱都没有了（李维，26.35）。因此，个人赎回战俘是一种应当考虑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特拉西梅诺湖会战和坎尼会战的损失或许能够减少几千人，但罗马仍然面临着无可比拟的困境。哪怕是1813年的普鲁士也只把总人口5.5%的人送上了战场，而且这些人服役期连一年都不到。雅典很可能也会不时地大规模征召公民作战，比例要高于罗马，但持续时间总是很短。然而，罗马现在却把几乎全部符合服役资格的人都派去打仗了。他们远离家乡，经年披甲，甚至有很大比例的奴隶被抽调到军团或舰队中。这段时间竟然还能维持经济财政运转，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除了征税，罗马还在一次议和后强制公民认购国债，尤其是承包商。据说，罗马曾极力压迫西西里为战争提供支援。罗马还降低了偿还债主钱币的成色，导致货币贬值。有史以来，只有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人超过了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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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将人民的全部力量交给了国家支配。不过，以这座台伯河畔城市为首的、构思巧妙的联盟体系同样证明了自己。诚然，一批盟友叛离投敌，怠慢拖延。但是，罗马殖民地和全体拉丁人以及不少希腊人的城市依然忠于罗马。5汉尼拔意识到了这种状况，而它也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早在坎尼会战之前，特雷比亚河会战和特拉西梅诺湖会战之后，独裁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74]便希望避免战术决战。但是，几乎只有他一人持此看法。而且，反对他的人渴望集结两倍于敌人的大军，在战场上打败这位可怕的敌人，这也无可厚非。坎尼惨败后，“拖延者”法比乌斯不仅卷土重来，而且有了一个积极的目标。坎尼会战之前，“拖延者”法比乌斯并没有积极的目标，因此也不可能贯彻始终。一场胜利若不能使胜利一方完全打败敌人，恢复和平状态，便会成为反击和报复的基础。这是战争的本质属性。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汉尼拔已经到达了胜利的顶峰。罗马人从此回避正面决战。6一方面，只要大量罗马军团仍然在场，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汉尼拔就没有打大规模围城战的实力；另一方面，汉尼拔没有能力阻止罗马人围攻叛离的城市，也无法重新使其降服并对其加以惩处。从这时起，罗马的核心作战方针就是围城。执政官围攻城市时会筑起坚固军营，纵然迦太基有军事优势，亦无法强攻得手。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冲击和多兵种战术协同都没有意义，而罗马军团坚韧的勇气会占据上风。7围攻收复卡普阿是战争的关键点。这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尽管一方拥有无可置疑的野战优势，但另一方还是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消耗性围城战。我们只能用不同寻常的兵种差异来解释，即双方军队的构成并不相似，而是各有其独特的兵力：一方是骑兵；另一方是数量庞大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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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汉尼拔尝试过与卡普阿人内外夹攻罗马围城部队。但是，这条信息来自一份罗马人的捷报！若是真有大举进攻又被打退的事情，定有余波，而波利比乌斯全没提到。汉尼拔从一开始就明白绝无成功的可能——罗马围城部队大概有四五万之众——诱敌野战失败后，他又试图通过纯粹的威慑达成目标。他直奔罗马而去，兵临城门。但是，罗马人没有被吓倒，汉尼拔只得再次退出拉丁姆。此次行动唯一的结果就是在沿途劫掠和展示兵威之下，卡普阿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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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汉尼拔再也不可能征服罗马了。早在收复卡普阿之前，罗马就攻下了叙拉古，塔兰托姆很快也会重归怀抱。汉尼拔原本将最终取胜寄希望于当叛离潮散播开来，越来越多意大利城邦会背弃罗马。可惜天不遂人愿，罗马开始了新一轮的霸权扩张和巩固；而汉尼拔的作战部队从母邦获得的支援不足，部队逐渐发生动摇，部分努米底亚人和西班牙人甚至投奔敌方。在西西里岛、撒丁岛、西班牙等次要战场，罗马人无须惧怕军事天才汉尼拔，迦太基的主力兵种骑兵一来数量较少，二来战果不佳，战局摇摆不定。在收复卡普阿的同一年（公元前211年），已经夺回西班牙大部的罗马人遭遇大败，但再次恢复了元气，召集援军，重新转入攻势。鹿死谁手，仍难预料，不过迦太基在战争头几年凭借几场大规模野战取得的优势正在逐渐流失，双方力量又达到了均衡，谁也不能迫使对方加入决战。罗马人不敢冒野战的风险，汉尼拔的实力又不足以围攻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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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理解了战略和政治态势，我们就应该将其与大众记忆里的解释做一个比对。大众将战局逆转与卡普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正确的，但动机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据传，在这座沉迷声色的城市里，汉尼拔手下的坚强战士变得软弱、无力、怯懦（李维，23.18）。这则传说没有说明一个问题：敌军如此纪律涣散，不堪战阵，却继续在意大利坚持了12年，罗马人为什么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呢？客观态势对传说不重要，传说完全处于人物的性格和个人动机的领域里，从而完全扭曲了真实的关系。作为被腐化的军队的代名词，“卡普阿”已经进入了所有文明民族的语言中，就像“薛西斯”代表大军一样，之后也会延续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我们有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作为文献来源，很容易分辨出各种心理状态。他讲述了“卡普阿”这个城市名对这场战争真正的重要意义，后人复述即可。就要点而言，本章的内容早已是历史学家的共同财富。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载则尽为传说，自然更难考辨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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