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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坎尼参战残部编为两个新军团，我们可以认为此战损失了6个军团。不久之后，高卢人又消灭了两个军团。罗马没有能力完全填补损失，尤其是在拥有公民权（无投票权）的大城卡普阿转换门庭之后。通过尽释囚犯，征召17岁以下的少年，罗马组建了两个军团，还有两个军团由奴隶编成，并承诺赋予他们自由。于是，罗马又有了14个军团，之后几年里每年都有少年成年，遂逐步增加到22个。公元前212和公元前211年达到了兵团数的顶峰，即22个。但是，总人数一直远远达不到公元前216年的水平，因为每个军团的人数都要小得多。直到公元前216年为止，战俘都会通过第一次布匿战争就存在的特殊协议赎回。但是，为了树立榜样，元老院拒绝了汉尼拔交回坎尼的战俘、换取赎金的提议，而选择组建奴隶军团。于是，战俘被卖到国外。半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罗马人还能看到许多同胞在希腊为奴。于是，公元前194年，弗拉米纽斯执政官（Consul Flaminius）向希腊人提议赎回战俘，仅亚该亚（Achaian）一地就释放了1200人。36年后，在克里特据说又释放了一批罗马人回归故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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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期间，一旦罗马公民落于敌手，国家便会抛弃他们，任其自生自灭。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尽管官方不会出面，但许多战俘还是由家人单独赎回了。毕竟，除了卖个好价钱以外，从迦太基军营里把战俘带走的奴隶贩子留着他们也没有别的用处。公元前210年，罗马公民对赎金愤懑难平，说他们连赎回一个战俘的钱都没有了（李维，26.35）。因此，个人赎回战俘是一种应当考虑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特拉西梅诺湖会战和坎尼会战的损失或许能够减少几千人，但罗马仍然面临着无可比拟的困境。哪怕是1813年的普鲁士也只把总人口5.5%的人送上了战场，而且这些人服役期连一年都不到。雅典很可能也会不时地大规模征召公民作战，比例要高于罗马，但持续时间总是很短。然而，罗马现在却把几乎全部符合服役资格的人都派去打仗了。他们远离家乡，经年披甲，甚至有很大比例的奴隶被抽调到军团或舰队中。这段时间竟然还能维持经济财政运转，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除了征税，罗马还在一次议和后强制公民认购国债，尤其是承包商。据说，罗马曾极力压迫西西里为战争提供支援。罗马还降低了偿还债主钱币的成色，导致货币贬值。有史以来，只有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人超过了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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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将人民的全部力量交给了国家支配。不过，以这座台伯河畔城市为首的、构思巧妙的联盟体系同样证明了自己。诚然，一批盟友叛离投敌，怠慢拖延。但是，罗马殖民地和全体拉丁人以及不少希腊人的城市依然忠于罗马。5汉尼拔意识到了这种状况，而它也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早在坎尼会战之前，特雷比亚河会战和特拉西梅诺湖会战之后，独裁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74]便希望避免战术决战。但是，几乎只有他一人持此看法。而且，反对他的人渴望集结两倍于敌人的大军，在战场上打败这位可怕的敌人，这也无可厚非。坎尼惨败后，“拖延者”法比乌斯不仅卷土重来，而且有了一个积极的目标。坎尼会战之前，“拖延者”法比乌斯并没有积极的目标，因此也不可能贯彻始终。一场胜利若不能使胜利一方完全打败敌人，恢复和平状态，便会成为反击和报复的基础。这是战争的本质属性。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汉尼拔已经到达了胜利的顶峰。罗马人从此回避正面决战。6一方面，只要大量罗马军团仍然在场，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汉尼拔就没有打大规模围城战的实力；另一方面，汉尼拔没有能力阻止罗马人围攻叛离的城市，也无法重新使其降服并对其加以惩处。从这时起，罗马的核心作战方针就是围城。执政官围攻城市时会筑起坚固军营，纵然迦太基有军事优势，亦无法强攻得手。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冲击和多兵种战术协同都没有意义，而罗马军团坚韧的勇气会占据上风。7围攻收复卡普阿是战争的关键点。这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尽管一方拥有无可置疑的野战优势，但另一方还是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消耗性围城战。我们只能用不同寻常的兵种差异来解释，即双方军队的构成并不相似，而是各有其独特的兵力：一方是骑兵；另一方是数量庞大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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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汉尼拔尝试过与卡普阿人内外夹攻罗马围城部队。但是，这条信息来自一份罗马人的捷报！若是真有大举进攻又被打退的事情，定有余波，而波利比乌斯全没提到。汉尼拔从一开始就明白绝无成功的可能——罗马围城部队大概有四五万之众——诱敌野战失败后，他又试图通过纯粹的威慑达成目标。他直奔罗马而去，兵临城门。但是，罗马人没有被吓倒，汉尼拔只得再次退出拉丁姆。此次行动唯一的结果就是在沿途劫掠和展示兵威之下，卡普阿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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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汉尼拔再也不可能征服罗马了。早在收复卡普阿之前，罗马就攻下了叙拉古，塔兰托姆很快也会重归怀抱。汉尼拔原本将最终取胜寄希望于当叛离潮散播开来，越来越多意大利城邦会背弃罗马。可惜天不遂人愿，罗马开始了新一轮的霸权扩张和巩固；而汉尼拔的作战部队从母邦获得的支援不足，部队逐渐发生动摇，部分努米底亚人和西班牙人甚至投奔敌方。在西西里岛、撒丁岛、西班牙等次要战场，罗马人无须惧怕军事天才汉尼拔，迦太基的主力兵种骑兵一来数量较少，二来战果不佳，战局摇摆不定。在收复卡普阿的同一年（公元前211年），已经夺回西班牙大部的罗马人遭遇大败，但再次恢复了元气，召集援军，重新转入攻势。鹿死谁手，仍难预料，不过迦太基在战争头几年凭借几场大规模野战取得的优势正在逐渐流失，双方力量又达到了均衡，谁也不能迫使对方加入决战。罗马人不敢冒野战的风险，汉尼拔的实力又不足以围攻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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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理解了战略和政治态势，我们就应该将其与大众记忆里的解释做一个比对。大众将战局逆转与卡普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正确的，但动机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据传，在这座沉迷声色的城市里，汉尼拔手下的坚强战士变得软弱、无力、怯懦（李维，23.18）。这则传说没有说明一个问题：敌军如此纪律涣散，不堪战阵，却继续在意大利坚持了12年，罗马人为什么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呢？客观态势对传说不重要，传说完全处于人物的性格和个人动机的领域里，从而完全扭曲了真实的关系。作为被腐化的军队的代名词，“卡普阿”已经进入了所有文明民族的语言中，就像“薛西斯”代表大军一样，之后也会延续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我们有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作为文献来源，很容易分辨出各种心理状态。他讲述了“卡普阿”这个城市名对这场战争真正的重要意义，后人复述即可。就要点而言，本章的内容早已是历史学家的共同财富。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载则尽为传说，自然更难考辨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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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战前战略态势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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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经掌握的知识，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战前的双方态势。约瑟夫·富克斯（Joseph Fuchs）最近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多份优秀研究成果，我大体表示赞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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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之所以取道陆路，是因为这条路线能让他接触到高卢人，他们会马上加入汉尼拔的反罗马大业。假如他从阿非利加出发，乘船到西西里岛，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只能依赖自己的资源了。此外，渡海远征容易受到占据优势的罗马海军攻击，建立一支足以装载1万匹战马的运输船队更是毫无现实可能性。这很可能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首先率领无疑占有优势的骑兵出现在罗马人面前，打赢第一场战斗，然后才能谈得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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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有信心在意大利建立新的基地，于是他不再与本土持续联络，而是将舰队限制在最低的必要规模，将全部力量投入到陆军中，而且出征时就备足了军饷。如果他在海上无法取得实际优势，那么一支中等力量的海军就不如随身携带的军饷有用。他可以用这笔钱按期给雇佣兵支付报酬，来到高卢人的地盘和意大利时也不必给希望争取的盟友造成过大的负担。波利比乌斯正确地指出，汉尼拔远征时随军携带着钱币（3.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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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罗马人的思路不如汉尼拔逻辑清晰。总体感觉是思虑不周的、完全不像罗马人的优柔寡断，以及不明所以的游移不定。连富克斯也是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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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采取攻势，趁着汉尼拔还在围攻萨贡托（Saguntum）[75]的时候到西班牙作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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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迦太基人后来在坎尼会战中表现出了战术上的优越性，任何罗马可能派往西班牙对抗汉尼拔的军队——哪怕兵力和对方相当——都会被轻易击败。毕竟，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远远强过它在意大利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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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罗马立即大举进犯迦太基城，汉尼拔便会从西班牙渡海回援，甚至只需要派遣一部前往，便能令罗马重蹈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雷古卢斯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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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罗马兵分两路，同时攻打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情况只会更糟，会被迦太基各个击破。趁汉尼拔在西班牙与罗马作战的时机攻占迦太基，这无疑是做不到的。迦太基城固若金汤，打下来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汉尼拔用不了多久便能解决派去攻打他的罗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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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维记载（《建城以来史》21.6），罗马元老院相信“兹事体大，不容轻率”（non temere movendam rem tantam），富克斯对此表示完全赞同，而我们也必须附议。尽管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人数并非之前认为的13万（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得出），而只有8.2万左右——下面会具体来谈——但是与巴卡父子在西班牙组建的迦太基军队相比，罗马并不适合采取攻势，于是优柔寡断、长期不能下决心、放弃萨贡托就都很容易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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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认识似乎与罗马最终出战的实际行动，以及他们之前的计划存在矛盾。他们以为，只要6个军团就够了。实际上，罗马最早似乎打算仅用4个军团作战，那时他们还没有忙于镇压山内高卢[76]波伊部（Boii）的起义。其中两个军团由森普罗尼乌斯执政官（Consul Sempronius）率领前往西西里岛，以便渡海攻打阿非利加；另一名执政官西庇阿则要率领两个军团去西班牙。如果罗马人以为只靠两个军团，共计2.24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李维，21.17），就能对抗西班牙的汉尼拔，那么他们之前没有援救萨贡托就真是不可原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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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克斯从文献中得出了下面的一段解读，从而厘清了问题。罗马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汉尼拔的作战方案，只是心怀疑虑。从埃布罗河（Ebro）启程，翻越比利牛斯山，来到阿尔卑斯山区，沿途又都是满怀敌意的部族。与汉尼拔本人相比，这段漫长征途面临的自然困难在罗马人看来要大得多。罗马人盘算着，还没走到阿尔卑斯山脚下，汉尼拔便已损失惨重。于是，他们不想在此之前——或许在罗讷河（Rhone）[77]畔——对阵汉尼拔，而要组织阿尔卑斯山区的土民来对付他。从一开始，西庇阿的出征目标就是此地，而西班牙只是次要的目标。森普罗尼乌斯只是到西西里岛提前布局，直到汉尼拔深陷高卢战事，不可能突袭迦太基城下的罗马军队为止，他都不会继续进军阿非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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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考虑到上述计划，两名执政官麾下兵力之弱仍然引人注目。如果两人各自率领两倍的兵力（4个军团）出征，那么在罗马元老院看来就是清楚迦太基人的兵力，于是采取先守后攻的战略，先让汉尼拔动手，牺牲萨贡托，然后审慎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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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执政官之所以分别只带了两个军团，大概可以通过渡海远征来解释。大军海运需要的资源非常多，而且之后也不好处理庞大的舰队：没有那么多港口可以把它们全部装下，海风会扰乱阵形，落单者很容易落到敌人手里。当时，罗马人还完全不了解汉尼拔在战场上的神威。他们虽然明白不能在西班牙或阿非利加与其正面交锋，但或许还有一定的信心，觉得一名执政官率领的整建制部队镇守罗讷河，驻于对罗马友好的马赛（Massilia），又与不能容忍迦太基过境的高卢人结盟，他们有能力把仗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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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看，罗马人就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软弱犹豫、自相矛盾了，他们的失败是元老院一贯治国方针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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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克服行军途中障碍的速度要比罗马人的预估快得多，收先声夺人之效。当西庇阿率领2.44万名士兵于马赛附近登陆时，他们还以为汉尼拔仍然在比利牛斯山中跋涉，结果后者已经兵临罗讷河，未及西庇阿阻拦便抢先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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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这里可能会提出疑问：汉尼拔为何显然忧心忡忡，要回避与罗马人交战，而不是觉得西庇阿抵达是好消息呢？凭借数量和质量远远胜过对手的军队，他只需将西庇阿围住，便可将其消灭。罗马人毫无防备，汉尼拔必能得手，大获全胜。这一点恰恰充分展示了年轻的迦太基统帅的天才之处，他集最高的勇气和最冷静的算计于一身，因为他忍住了诱惑，没有摘取手边的桃子。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胜利总是有好处的”（une Victoire est toujours bonne a quelque chose）。不论这句话看起来多么无可反驳，它都是有例外情况和局限性的。假如汉尼拔为了打赢西庇阿而耽误行程——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他就无法在年内翻越阿尔卑斯山了。哪怕迦太基人胜券在握，罗马每次交战还是会换回不少敌人的命。损失是可以承受的，但迦太基人既不能把大批伤员抛在敌境，又不能催促伤员翻越眼前的阿尔卑斯山。当时已是深秋，几周之后便会大雪封山。但是，假如迦太基人在高卢过冬，等到来年开春再南下意大利，那么迦太基人刚从阿尔卑斯山路里走出来，估计就要面对一支严阵以待的规模大得多的罗马军队了。罗马人在得知第一支派出的军队战败后，变得警觉和恐慌起来。这是汉尼拔战略方案中最危险、最薄弱的地方。如果罗马一开始就守住山口，迦太基人刚出来便予以迎头痛击——部分由于人困马乏，部分由于地形不利，迦太基骑兵不能发挥全力——那么汉尼拔就很难攻入意大利了。但是，富克斯精妙地阐述道，汉尼拔凭借对人心的敏锐把握预见到，由于古老的勇猛进攻精神，罗马人不会允许自己在边境等待敌军。即便罗马人没有深入西班牙——这或许是汉尼拔最初希望的情形——他们也肯定会进至高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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