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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一样，最好的研究方法不是把散落于文献的难以核实的线索按年代顺序拼起来，而是观其大略，分析事件中的这一变化如何以完整的、清晰的形态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事件也就是汉尼拔落败于西庇阿的最后一战：扎马会战。至于中间的各个阶段，或者文献语焉不详，遂略过不提，或者会在研究过程中自然明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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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扎马会战时的罗马和坎尼会战时的罗马，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区别不妨说与政治学有关。坎尼会战时，罗马军队由两人统率，两人同时又是共和国的最高官员。到了扎马会战的时候，罗马军队则是由一名将军指挥。惨痛的教训让罗马人明白，面对汉尼拔这样的敌人，传统的轮换制是行不通的。军队统帅不能像其他官职一样，由地位最高的元老们每年轮流担任。特拉西梅诺湖战败之后，罗马人尝试过任命一位独裁官，这个办法从此再未用过。根据法理和常理，独裁官是临时职务，最长6个月。假如一个人不断连任或终身任职，那便会直接通往君主制。罗马人采取了另一个办法：不惜违背法律和惯例，尽可能把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Quintus Fulvius Flaccus）等最成功的统帅选为执政官，并授予其“代行执政官”（proconsul）的头衔，执政官任期满后延长其统帅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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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折中还不够。有能力领兵的人很罕见，一个好办法是赋予其长期统率权，而非每年轮换。公元前211年，罗马军队在西班牙遭遇惨败的消息传来，人民便选举普布利乌斯·克奈里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为将军、代行执政官，负责西班牙战区，一直任职到迦太基人最终被打败，完全退出西班牙为止。西庇阿拜将一事比以往更加逾制，因为他当时只是一名营造官（aedile），甚至没有达到出任将军的法定年龄下限。坎尼会战后，罗马人民曾赋予时任裁判官（Praetor）的马塞勒斯执政官之权，可视为这项创举的先例。2要想打败迦太基，使用超常手段是必然的，但这意味着打破共和国的制度：一人以其不可或缺之天才，凌驾于大众之上。统军作战的西庇阿是日后恺撒身兼统帅与独裁者的先声。在元老院，当年主张拖延战略的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批判西庇阿维持纲纪的方式如同国王，可谓一语成谶。3共和制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也起到了部分作用。罗马制度框架相当强韧，足以承受长期的张力，以合法的形式赋予能力卓绝的个人发挥空间。西庇阿从西班牙凯旋后补选为执政官，后担任代行执政官，统领阿非利加军队。但是，旧的形式下已经出现了新的精神。执政官、代行执政官再也不能简单地称为一市之长了。公元前203年，4罗马元老院做出公开决议：西庇阿的阿非利加统帅之职不再有任期限制，而是会持续到“战争结束为止”（donec debellatum fo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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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战争不仅产生了统帅，还形成了一支军官团，而军队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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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坎尼会战为止，罗马军队的士兵还保持着自带装备从军的公民性质。在此之前，共和国的野战军团很少超过4个（1.8万人，盟友除外），往往只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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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7和公元前216年应征入伍的人开拔时，大概觉得很快就能回家。但是，14年过去了，西庇阿手下军队的核心仍然是坎尼会战残部组建的两个军团，公元前214年5和公元前209年6两次获得其他军团残部组成的大规模援军。此外，他还有一些志愿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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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我们不免会怀疑，各邦提供志愿军与其说出于善意，不如说是赢回之前因中立和犹豫而失去的来自罗马的青睐。但是，这并没有排除一个可能性：对大部分征募新兵来说，一旦战争让他们成为远离平民生活的军人，服役的目标便成了服役本身和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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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西庇阿的军队便具有了一切职业军队的特征，包括其优点，也包括嚣张跋扈、苛待平民同胞的缺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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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元前204年的罗马军事组织仍然是公元前216年的样子（公民士兵、公民军官、公民将领），那么罗马绝不会冒险渡海前往阿非利加，在那里与汉尼拔作战。战争会以议和告终，罗马对迦太基做出某些让步，而汉尼拔则放弃意大利的土地。但是，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第二次布匿战争的重大结果是，罗马发生了一场极大增强自身军事潜力的内部转型。扎马会战的过程能让我们明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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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扎马-那拉加拉会战：梯队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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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庇阿渡海带到阿非利加的部队规模不算大。但是，与汉尼拔当年在意大利一样，西庇阿在阿非利加寻求并获得了援军。最初两年里，汉尼拔没有离开意大利，而西庇阿也是行事极其谨慎，最大的成就是争取一部分努米底亚人背弃迦太基，加入罗马一边。西法克斯（Syphax）是亲迦太基的努米底亚部落首领中势力最大的一位，结果被罗马人抓起来，由其对手马西尼萨（Masinissa）继任首领。在马西尼萨率领6000名步兵和4000名努米底亚骑兵援助之前，西庇阿一直回避与汉尼拔决战。由于努米底亚人的支援，罗马在扎马和那拉加拉（Naraggara）之战中占据巨大的骑兵优势。我们手头只有罗马方面的文献，其中甚至说汉尼拔只有2000名至3000名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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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步兵兵力很可能要强一些，还有若干战象。罗马人没有战象。但是，在这场战斗中，战象没有起到真正的重要作用。总体来说，双方兵种对比类似于坎尼会战，只是倒了过来而已。然而，军队内部的结构却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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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坎尼会战一样，双方都将骑兵布置于步兵的两翼。骑兵率先开战，强势一方的罗马骑兵将兵力较弱的迦太基骑兵驱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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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尼会战的时候，1万名迦太基骑兵不仅要击退和打败6000名罗马骑兵，之后还要立即重新集结，杀入罗马步兵方阵的后部，如此方可全胜。这一行动的难度特别高。有许多次战斗，一方骑兵取胜后——哪怕是最高统帅亲自指挥——没有转过头攻击敌军步兵，而是对落败的敌方骑兵穷追不舍。从会战的整体结果来看，这样的胜利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对此已是见怪不怪。伊普苏斯（Ipsus）会战中的德米特里（Demetrius）[80]是这样，拉菲亚（Raphia）会战中的安提柯（Antiochus）[81]是这样，曼提尼亚会战中的马卡尼达斯也是这样。之后千百年里不乏重蹈覆辙的状况，比如摩尔维茨（Mollwitz）会战[82]中的奥地利骑兵。将勇悍的骑兵重新集结起来所需要的军事训练程度是很难达到的，更不可能一夜间完成。因此，坎尼会战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人数优势，更是因为哈米尔卡·巴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官团，哪怕在战斗期间也能驾驭部队。马西尼萨为西庇阿提供的援军是直接从阿特拉斯（Atlas）山脉和沙漠绿洲里领出来的。根据罗马人的记载，除了骑兵，汉尼拔还有80头战象。我们知道战象对骑兵的效果是最好的，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为了抵消罗马人的骑兵优势，汉尼拔完全可能尝试过将骑兵和象兵混编。但是，汉尼拔并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他的战象数目远远没有罗马人记载中的那样多。无论如何，战象的数量都不足以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相反，开战的时候，汉尼拔将骑兵按通常方式布置于两翼，而没有仿效特雷比亚河会战的做法，为其提供战象支援。罗马骑兵轻松取胜，以至于我们不妨假设，迦太基人从一开始就没指望有别的结果。汉尼拔曾给骑兵下令：主要目标不是交战，更重要的是逃跑，引诱敌人追击，远离战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两翼的努米底亚骑兵，以及罗马和意大利盟邦的骑兵得胜后穷追不舍，将决战地点远远抛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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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双方轻步兵在中央发生小规模战斗，激烈程度比通常更高，因为汉尼拔这一次将象兵布置于此处。我们都知道，战象面对结成紧密阵形的优秀步兵不会奏效，受伤发狂后还会往回跑，对己方步兵造成威胁。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汉尼拔怎么会决定采取这样的阵形呢？我相信，他是为了争取时间，延后步兵接战。只有骑兵走远之后，他寄予厚望的取胜战法才能施展。假如敌方骑兵尚在侧近，迦太基人是不可能打赢的。我们不妨假定，汉尼拔为营地修筑了工事，而且布置成不会被立即包围的样式。这样一来，只要战象还在主战场正面纠缠，如果汉尼拔认为有必要的话，他就可以撤出战斗，退回营地。在坎尼会战中，汉尼拔中线前出是为了尽可能展开肉搏战，消除敌军有序撤退的可能性。而在那拉加拉，他巧妙地运用象兵延长了前哨战的时间，以便尽可能将决战与否的掌控权握在自己手里。有一个办法可以降低战象受伤发狂，转过头来践踏己方士兵的风险：象夫有一根楔形尖头铁棒，战象一旦失控便可从脖颈刺入，令其倒地身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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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初期的情形正如这位大军事家所料。双方骑兵已经远离战场，而射手与象兵仍然在战斗。之后，两军方阵向前推进，前队便绕过方阵侧面，或者顺着方阵内部的空隙撤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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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似乎又成了简单的老式方阵战，由人数和勇气决定胜负，而非指挥官。接下来，前所未闻的新情况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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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将重步兵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迦太基公民组成，面对可怕的敌人，他们要亲自保卫自身的生存。第二梯队是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老兵，他们当年追随他翻越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20年的征战已经将须发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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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拉加拉会战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场将梯队战术作为新发现的重要原理应用于实战，并取得显著决定性成果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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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队战术下，各个战术单元前后排列，间距远足以独立行动，间距近足以直接相互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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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方阵的本质就在于：实际能够参战的士兵只有前几排，甚至只有第一排，占总兵力的比例多则四分之一，少则十五分之一、三十分之一，乃至更低。方阵整体的价值完全在于以下方面：方便替换死者伤员，维持战线连绵不断，以及后排对前排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压力。如果将方阵的后半部分分离出来，与前半部分拉开距离，上述方面的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身体压力更会完全不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二梯队现在可以独立行动，既能够抵挡敌军可能从侧后发动的攻击，又能够转移位置，打击敌军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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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将第二梯队置于第一梯队之后超过1道（stadium，超过300步）的距离，他亲自指挥第二梯队。假如罗马骑兵没有追击逃跑的迦太基骑兵，而是立即回过头来攻击迦太基步兵，那么第二梯队就可以掩护第一梯队的后方。罗马骑兵是不敢冒险插到两个梯队之间的。那样一来，趁着象兵将罗马方阵拖住的当口，迦太基军可以将罗马骑兵四面合围，而此时——据我估计——罗马方阵已经要撤回军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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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敌方骑兵已经无影无踪了，于是汉尼拔立即将第二梯队分为左右两股，以便趁第一梯队与罗马青年兵短兵相接的时机，迅速从两侧出动，攻击罗马军的侧翼。坎尼会战中的阿非利加步兵也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不过有以下几点区别：（1）由于需要走的距离更长，侧翼攻击开始的时间更晚；（2）没有骑兵同时从后方出击；（3）这一次，罗马不仅没有步兵数量优势，反而可能远远弱于迦太基。于是，第一梯队的迦太基公民兵很轻易就守住了。假如再加上“老兵”从两翼发动攻击，罗马人就肯定会被打败。这样一来，尽管敌军有骑兵优势，汉尼拔仍然会赢得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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