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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是两个重叠的概念。预备队要完全听从统帅的支配；而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离得很近，无须专门下令，便可以全部或一部、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战斗过程。出于这个原因，当作战单元布置得比较靠后，规模也比较小，而且可以按照第二或第三梯队的方式列阵时，我们会使用“预备队”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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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那拉加拉会战并不是西庇阿首次尝试的新战法。在之前打败哈斯德鲁巴尔和西法克斯（公元前203年）的“大平原”战斗中，波利比乌斯就写道（14.8.11），敌军中央的步兵被壮年兵和老年兵从两翼包抄。这就意味着，此战中罗马壮年兵和老年兵的行动方式颇似那拉加拉会战。最可能的情况是，西庇阿在西班牙发展出了这套新战术。据文献记载，他在西班牙对士兵曾严加操练。由于诸般控诉传回了国内，元老院就向驻于西西里岛、尚未渡海前往阿非利加的西庇阿军派出了视察团。当时，西庇阿在叙拉古附近为视察团举行了一次陆海军联合演习，3展示士卒的训练和准备情况。但是，这些演习阵形在多大程度上是实战阵形的预演，我们没有进一步的确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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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当时可能已经仿照伊比利亚人的样式，改进了己方前排支队使用的标枪。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皮鲁姆（pilum）标枪的引入也是西庇阿军制的产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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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7 汉尼拔与西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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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庇阿从西西里岛渡海前往阿非利加时，汉尼拔尚未被击败，他率领一支中等规模的军队在意大利南部作战。有人会问，西庇阿在南意大利能够轻易集结起一支人数大得多的军队，他为什么不到那里击败汉尼拔，结束战争呢？回答是：汉尼拔很可能会避免被优势敌军攻击，最终率军返回阿非利加。但是，假如他赶在西庇阿前面抵达阿非利加，后者就很难在阿非利加立足，赢得努米底亚人的效忠了。1因此，我们最好把问题反过来：汉尼拔既然没有希望在意大利大获全胜，他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离开呢？答案很可能是，汉尼拔不再有攻下罗马城的雄心壮志了，而是以取得可以容忍的、有利于迦太基的和平条件为目标。他觉得，罗马人愿意为自己从意大利撤军而付一笔钱。哪怕西庇阿已经登陆阿非利加，汉尼拔也没有马上尾随而去。他知道自己的罗马对手不会取得多大成就，而且他最起码会计划进军迦太基城。迦太基城的城墙周长足足相当于当时罗马城墙的3倍（26905米）。如果同胞们能够在没有自己的情况下打败西庇阿，而罗马人也不能把迦太基人赶出意大利，那么双方就达成了某种力量均衡。在此基础上，和约就可以签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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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西庇阿已经抵达阿非利加两年，而且凭借多次幸运的出击和行动——特别是将西法克斯赶下台，得到了马西尼萨这个强力盟友——出乎意料地赢得了一席之地，汉尼拔才率领余部离开意大利，前往阿非利加，走向自己的最后一战。在汉尼拔现身的激励下，迦太基人打破了之前订立的停战协议。于是，谁会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就成了一个问题。除了汉尼拔的老兵，他的弟弟马戈还率领巴利阿里人（Balearics）、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凯尔特人组成的部队前来助战。汉尼拔在阿非利加各部落招兵买马，迦太基公民自己也拿起了武器。他的一大损失是绝大部分努米底亚部落，他们就驻扎在附近，在马西尼萨的召唤下为罗马人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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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尽了最大努力备战。通过精心算计，汉尼拔没有将大本营设于迦太基城，而是选在南边的海滨小城哈图麦特，距离迦太基城有5日到6日的行军距离。在这里，老兵不会因首都事务而分心，新兵可以继续操练，汉尼拔可以从后方拦截西庇阿朝向迦太基城的任何行动，也能获得迦太基城的侧翼掩护，以免在完成准备之前遭到罗马攻击。汉尼拔似乎在此地停留了近9个月，2然后才向罗马人进军，手头的骑兵依然很弱小。他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西庇阿尚未与马西尼萨会师，因此如果他能赶在对方合兵一处之前与西庇阿决战，或者插入敌军之间，将其分隔开来，胜利必将属于迦太基。西庇阿当时手头连一处港口都没有，他将基地设在由提卡城（Uttica）附近半岛修建的一座堡垒（克奈里乌斯堡，castra Corneliana）上。他试过封锁由提卡城，结果没有成功。从克奈里乌斯堡出发，他曾行军数日杀入腹地，直到肥沃的巴哥拉达斯河（Bagradas，今迈杰尔达河）河谷，在那儿大肆劫掠，让乡间沦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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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西庇阿接到报告说汉尼拔已经从哈图麦特基地出发，直奔自己而来，现抵达扎马附近（扎马村分东西两部分，此处是西扎马村）。西庇阿所面临的情势很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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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庇阿坐等于巴哥拉达斯河谷，而他在努米底亚援军抵达之前就遭到汉尼拔攻击，结局唯有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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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撤回海滨营地，西庇阿就会被切断联系，彻底与马西尼萨分隔。面对汉尼拔的统率本领，他毫无改变命运的希望。远征阿非利加就此失败，能把部队比较完整地运回西西里岛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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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扎马-那拉加拉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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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说法，两军统帅此时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会面谈判，其中汉尼拔是求和者的形象。正如康拉德·莱曼（Konrad Lehmann）所指出，这次会面无疑是恩尼乌斯（Ennius）[83]的虚构。当时的汉尼拔绝不会想到向罗马人祈求议和，而重重顾虑之下的西庇阿也绝不是高高在上、胜券在握的样子。据记载，西庇阿在军营里抓到了3名布匿间谍，非但没有处罚，反而向他们展示了全军军容，然后骄傲自信地将其送还汉尼拔。这段话是恩尼乌斯从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述中抄来的，几乎一字不易，3接着通过恩尼乌斯的著作进入了罗马人的传统中，波利比乌斯也不能免俗，最终使希罗多德的著作获得了确定的史籍地位。我们发现史书记载是必须仔细考辨的。与这些天马行空的臆造相比，我们下判断时一定要更为严格地遵循实际。在这个过程中，西庇阿和汉尼拔都没有受到贬损。这与我们之前讲过的希波战争类似：通过真实确切的认识，我们认为波斯军队的兵力远远没有希罗多德笔下那样庞大，而希腊人的英勇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诗歌传说为事物蒙上了不同于史实的色彩，这不代表它们就是错的。它们只是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罢了，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语言正确地翻译成历史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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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庇阿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这个决定让他加入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也让恩尼乌斯为他编造的诗化形象具有了内在的真实性：他放手一搏，切断了海上联系，放弃了一切失败后逃跑的可能性；而且再也不冒险等待马西尼萨，于是他向内陆进军，主动与其会师。当西庇阿开拔时，汉尼拔肯定已经来到离他不远处了。在那拉加拉镇（位于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边界处），西庇阿与马西尼萨成功会师，就地等待汉尼拔到来。汉尼拔别无选择，只能尾随而来，发动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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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直到开战前的最后一刻，天平的指针仍然在摇摆。汉尼拔下令向那拉加拉进军，同时以毫不动摇的冷静来掌控下一场战斗的种种细节，我们很难彻底地理解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我们理解不了这些事情，除非先衡量下面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一是会战所处的战略形势；二是从如同刀尖上的平衡局势角度理解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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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统帅的抉择有孤注一掷的成分。有趣的是，“扎马会战”这个战记传说中采用的错误名字恰好反映了这一点，并流传至今。即便是取胜之后，西庇阿在写给国内的战报里也不敢将整体战略局势，以及他从海岸向内地进军的事情和盘托出。他没有用交战地点给会战命名，而是以汉尼拔最后一次驻扎的总部位置命名，令战略局势变得扑朔迷离，甚至让人有很好的理由怀疑扎马到底指的是东扎马村，还是西扎马村。我们可以将西庇阿的进军与1813年10月奇里乞亚军团从穆尔德河（Mulde）出发渡过萨勒河（Saale）的行动，以及1815年从利尼（Ligny）退往瓦弗尔（Wavre）的行动作一对照。后两场行动要为拿破仑的失败负有战略性责任。西庇阿没有吹嘘自己的决策是弥天大勇，而宁愿隐瞒他成功克服的凶险境地，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奇。面对责难，毛奇将自己最精妙、最大胆的战略行动，即分兵进军波希米亚，称作“补救不利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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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那拉加拉会战取胜后，实力单薄的西庇阿依然不能考虑围攻和夺取迦太基城。连年战争耗尽了罗马的经济实力和士气斗志，他不能也不愿投入大量资源。而且马其顿和希腊诸国已经准备联合干涉，一场新的战争很有可能爆发。罗马先知当年就不同意西庇阿出征阿非利加，预言会有灾祸；如今赢得了胜利，他们马上又跳了出来，只不过论调和之前完全相反，声称要将胜利进行到底，直到彻底消灭与罗马作对的迦太基城为止。但是，那拉加拉会战的胜利者表明，正如他能够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一样，他也能够判断出自身力量的局限。当时有人谴责西庇阿，说他已经与汉尼拔讲和，以免让继任者抢了此战的功劳。这完全是出于嫉妒心理，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再附和了。西庇阿的继任者要想继续对战汉尼拔，攻打坚不可摧的迦太基城墙，那还要花很长时间。西庇阿更清楚怎样做对母邦有利，于是接受了汉尼拔提出的议和请求，与一年前汉尼拔尚未抵达时，西庇阿签订并得到罗马人民批准的和约内容相差不大。因此，那拉加拉会战的意义不在于正面——罗马立即得到了什么好处，而在于反面——迦太基的最后一次上升期被打断了，迦太基公民失去了未来的希望。新和约添加的最重要条款是：如无罗马允许，迦太基不得发动任何战争，从而实际上放弃了完整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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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款到底是空文，还是果真终结了迦太基政策的独立性，和约签订时无人确知。被征服的迦太基城邦是否会长期遵守该条款，取决于世界形势、马其顿和叙利亚的政策、罗马和迦太基的国内发展。历史已经表明，那拉加拉战败永久地摧毁了迦太基的实力。6年之后的公元前195年，迦太基遵从罗马人的要求，将汉尼拔赶出了母邦；在此之前，罗马人已经击败了马其顿，而迦太基并未干预。现在，驱逐汉尼拔终于让和约板上钉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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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和拿破仑是世界史上的两位伟大统帅，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最终虽被击败，却无损其历史地位和崇高声望。是的，他们太伟大了，以至于与对他们相比，历史对打败他们的人容易给予更苛刻的评判，以免有人会以为打败他们的人比被打败的人更伟大。罗马人看待西庇阿的方式与英国人看待威灵顿如出一辙，只要不是涉及民族荣誉的场合，总会对两名统帅的伟大程度有所保留。实际上，威灵顿无疑是被低估的，尤其是功劳都给了格奈泽瑙。就击败拿破仑的战略而言，格奈泽瑙将军居功至伟。此处我完全无意与拿破仑对比，因为普军统帅不是格奈泽瑙，而是布吕歇尔。就后者而言，从没有人提出他是堪与拿破仑比肩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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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书写中，即使有人会倾向于偏爱失败者——因为胜利本身已经为胜利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在本书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衡量每一个方面。之后会有机会讨论更晚近的统帅。不过就西庇阿而言，我们必须明确提出：综合前面的阐述，西庇阿的地位固然不高于汉尼拔，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两人堪称并驾齐驱。罗马制度冷静持重，统治方式严格而崇尚权威，与希腊不同，不许活跃生动的个人出乎其类。纲纪主宰着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以至于人们不敢提及天才二字。归根到底，天才必定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体。但是，对于这位赋予罗马军队新的战术样式，冒险前往阿非利加，从巴哥拉达斯河谷径往那拉加拉，胸有成竹地对阵汉尼拔，挺过最危急的时刻，最后又没有漫天要价，而是缔结了恰如其分的和约的人物，我们真要说一声“天才”。事件本身已经展现了西庇阿抽象的伟大之处，但是，我们还能在他身上发现其他特质。蒙森从文献出发，用一支妙笔描绘了西庇阿的形象，我们因此能够面对面地观察这位统帅。我要用蒙森的这段话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作结。当然，我希望本章前面的内容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位军事家、政治家的伟大之处，这才是他最终的、具有决定性的特质。蒙森描述了罗马军队被击败，西庇阿站在罗马人民面前，争取西班牙统帅之职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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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他曾在提契诺之战中救了自己父亲一命。如今，他要为死去的父亲复仇。他年少英武，一头长发，面庞羞得通红，请缨就危，只因别无更好人选。以区区军事保民官的身份，他竟被百夫长推举为最高的职位——如此种种，必定为罗马城的公民和农夫留下了精彩而难忘的印象。这位潇洒的英雄人物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西庇阿周身散发着昂扬自信的激情，半是虔诚，半是精明，好似整个包裹在炫目的光环之下。他既有恰到好处的激情，足以温暖人心；又计算精当，足以做出明智的判断，不至于忽视常理。他不像天真的群众那样相信自己蒙受天启，不屑于掩饰对这种看法的鄙夷，但内心里却默默坚信自己受到神的特别宠爱。简而言之，他具有真正的先知的性质。他立于人民之上，又没有脱离群众。他言出必行，思想如真正的王者般高贵，相信接受王位是对自己的贬低，却不明白共和国的体制同样束缚着他。他对自己的伟大坚信不疑，从不知嫉妒和怨恨为何物，别人的优点会衷心认可，别人的错误则是同情宽宥。他是一名杰出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外交家，两种职业在他身上从无相互妨害。他兼具希腊人的文化与最完整的罗马民族特质，口才绝佳，仪态优雅。普布利乌斯·西庇阿赢得了士兵和妇女、同胞和西班牙人、元老院里的对手和比他更伟大的迦太基对手（这是蒙森的看法，我不能苟同）的心。很快，他的名字便会万众传扬。他是一颗明星，似乎注定要为祖国带来胜利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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