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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点是：罗马战争艺术优越性的基础在于整体军队组织，一套能够将许多人集中于一点的，使其有序行动、获得补给、合为一体的制度。高卢人恰恰连一件事都做不到。罗马人并不比高卢人勇敢，高卢人也不是被勇气而是被罗马的人力所征服——而且高卢的人口并不比罗马的人口少太多，然而他们却没有行动的能力，缺乏生气。蛮族精神是被罗马文明征服的，因为唯有高等文明才能赋予庞大的群体以行动的能力。蛮族做不到这一点。罗马军队不只是群体，更是有组织的群体；而它之所以能形成群体，正因为它是有组织的复合有机体。罗马军队不仅是由士兵和武器、骑兵和步兵构成的，还有副将、军事保民官、百夫长、军团、大队、支队、百人队；不仅有自下而上的纪律，还有自上而下的领导；不仅有先锋、殿后、巡逻、战报、布营，更有财务官和手下的文书、会计，有技艺娴熟、工具齐备、架桥垒墙、筑堡造船、制造攻城锤和各种投射机械的工程师，有军需官和辎重队，有供应商和代理人，有军医和野战医院，有军需和军械仓库，有轻便锻炉，最后还有全军的首脑：统帅。统帅必须将内在的、原始的力量与灵活的、精微的头脑融为一体，后者在最高等的文化中才能形成。于是，他能够用思想把握全局，从唯一的顶点，以唯一的意志统领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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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全都被一种观念所掩盖和模糊：被恺撒打败的高卢大军总比罗马军队要多好几倍。我要在此处重复之前提过的一点，恺撒用这样的笔调来描写自己的胜利无可厚非，因为在大众的心目中，英雄事迹和战略天才基本都是以少胜多。穿透这层外壳，抵达史实的内核是科学知识的任务。研究的成果绝非贬低自述其史的罗马（或其他民族）统帅，而是真正认识统帅伟大之处的唯一方式。我们只要仍然认为恺撒用7万人打败了30万人，或许就能在公众心中唤起勇猛无匹、将道无双的笼统概念，但并没有使他们对战局形成理性的认识。直到我们告诉自己，一名高卢人完全能够对抗一名罗马人，甚至1万名高卢人也能对抗1万名罗马人，方能认识到恺撒面临的战略任务是如何重大。现在，我们不仅能看到恺撒打败了阿里奥维斯塔和维钦托利，更能看到罗马征服了日耳曼人和高卢人，文明征服了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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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种认识，首先就要有限度地对待恺撒本人的作者权威。许多学者可能不愿意接受对恺撒的这种批判，不愿意批判的程度甚于对希罗多德。他们心怀疑虑，会从原则上反对得出此类结果的批判性分析。因此，恺撒本人至少在一个段落中透露了真实的人数关系，向批判性分析伸出了援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关于恺撒在高卢蒙受的最惨重失败，即一个半军团被厄波隆尼部消灭，他补充道，双方的勇气和人数不相上下，但罗马一方统领失当，又遭厄运，遂遭劫难（5.34）。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这句话与恺撒对其他所有战斗的描述不相协调。海勒（Heller）在古典学期刊《语文学》（Philologus，1872年总第31期，第512页）发文称这句话“毫无意义”。他惊叹道：“怎么会？怎么会？罗马人怎么会与高卢人的人数相当？厄波隆尼人并未投入远多于对方的兵力，怎么会攻击最坚固的营寨？经历了5年苦战的惨痛经历，他们怎么还有胆量攻击规模相当的罗马军队？没有军人会相信，只有学童才会被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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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在勇气和战士的人数上相当；然而，我方被自己的统帅和命运抛弃了”（errant et 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o pares nostril; tametsi abduce et a fortuna deserebantur）。海勒论证的基础是，手稿中将“pugnando”写作“pugnandi”（战斗的），于是认为“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o”（勇气和战士的人数）应为“virtute et studio pugnandi”（勇气和战斗的热情）之误。在最新版的《高卢战记》中，编者穆塞尔（Meusel）也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便把“errant et 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i”一句删掉了事。现在，我们发现这句话所言非虚，也就是说，加上骑兵、本土守备队和部分援军，厄波隆尼部总共能够集结起大约9000人，因此兵力与罗马军相当。在此处，我们不必完全抛弃恺撒给出的兵力估计，而是可以从相互冲突的多个估计里择其善者。我们同意海勒的论证，但要把他的观点倒过来：因为恺撒在此处写道，只要罗马一方指挥失当，高卢人就能够打败同等数量的罗马人，所以在其他战斗中，罗马人不可能总是打败人数是己方两到四倍的敌人。恺撒之所以这样解说，是因为他的写作对象是自己的同胞。罗马人习惯了苏拉式的捷报。苏拉宣称，在喀罗尼亚会战中，他指挥1.65万人打败了12万敌军，损失只有12人。据说，卢库勒斯在泰格拉诺塞塔会战以1.4万人2打败了包括5.5万名骑兵的25万敌军，阵亡5人，负伤100人。当然，与色诺芬（或者篡改他的著作的人）1.3万希腊人打败90万波斯人的记载相比，这些数字还是相当克制的。但是这仍然表明，与之前的希腊人一样，至少当涉及蛮族军队时，罗马人就会处于一种“数字催眠”状态，连最聪慧的人也难以明辨。如果说恺撒多少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或者是有意识地对其让步，那么在他对于高卢和日耳曼兵力的所有估计里面，唯有关于厄波隆尼部的数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只有在罗马与蛮族的单兵军事素质大致相当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衡量双方军事成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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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发现实在太重要，以至于我要从反方向重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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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传达的观念是：凡是蛮族，必为大军。而我们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蛮族没有能力集结起庞大的军队。哪怕如高卢这样无疑拥有充足合格兵员的蛮族，同样也不可能集结大军，高卢人既不能运动，又不能作战。调动大军的能力是文明的产物。人群并非死气沉沉的材料，可以由蛮力任意整合。结成群体需要算计和组织。乍看起来，大军获胜意味着通过纯粹的自然力量取胜，在某些条件下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它的本质恰恰相反，其意味着当人群数量庞大的时候，需要通过组织和领导的思维力量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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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7 内战记：意大利与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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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通过恺撒征战高卢的历程明白，战略包括避敌锋芒，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在内战中，恺撒同样如此。但是由于军事条件的变化，相同的原则要求的行动却不同。恺撒的对手也是罗马人，同样明白这些道理：布置坚固的军营、补给有序不断、抢占有利地形和机动。一方是原有的全国政权，一方是宣布独立的将军，前者的物质优势实在太大了，以至于罗马的当权者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真正交战的意识。恺撒原有13个军团，之前把两个交给了庞培，所以手头仍然有11个军团。1庞培在西班牙有7个身经百战的精锐兵团；在意大利，除了恺撒交给他的两个军团，还有一个军团在训练。仅凭这些军队，庞培几乎已经与恺撒兵力相当，而他背后更有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力和物力，可以任意组建新军团。恺撒只有一个优势（除了广泛而热烈的民望和他扯起的民主大旗），那就是敌军尚未会合。一旦敌军合兵一处，恺撒便毫无希望重演比利其故事，通过计谋将其分散。恺撒更不能寄希望于庞培无法在一点聚集起占优势的大军——如果留给庞培足够多时间的话。因此，恺撒唯一的取胜机会就是趁敌方现有兵力尚未会合，而新建军团尚不能抗衡老军团之前将其打垮。如果说在高卢，战略在于从空间上分离敌军，那么如今就在于从时间上隔绝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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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只率领一个军团进入北意大利时便展开和谈，好让庞培觉得还不着急备战。但是恺撒旋即调来了两个军团，凭借这支力量开战。他现在有3个军团，加上辅助部队在内，总数约两万，足以在当时的意大利取得兵力优势。当然，庞培在意大利也有3个军团，但其中两个是恺撒旧部——庞培不敢冒险命其直接对战老长官——还有一个刚刚组建，尚未做好战斗准备。恺撒遂长驱直入，有征无战。庞培新组建的各个大队要么直接投降，要么被俘后加入恺撒。以庞培为首的贵族派元老逃往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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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统率的贵族派军队在科孚岛[102]被恺撒围攻，庞培却见死不救。庞培长期以来因此受到谴责。斯托费上校（Colonel Stoffel）合情合理地指出，倘若庞培真去救援，只会重演1870年麦克马洪（MacMahon）的错误，即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救援困于梅斯的巴赞将军。这样一来，他只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他对战略有足够的理解力，也明白贯彻战略的意义，能够认清当时的局面，于是只能任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只能自生自灭，保留核心兵力，为最终的决战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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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恺撒转向西班牙。他本来可以直奔庞培而去，把高卢的军团经陆路调到伊利里亚。那样一来，他不会遇到激烈抵抗，便能拿下备战工作刚刚起步的整个东方。但是，如此便会牺牲西方，使其落入西班牙的共和国军团中。毫无疑问，庞培本人会奔往西班牙，亲率当地大军，采取攻势。恺撒还没到安条克，庞培没准已经重返罗马了。恺撒遵循了一条基本原则：无论敌军在何方，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任务都是寻找并消灭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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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在意大利新组建的部分兵团前往撒丁岛、西西里岛、阿非利加，其余守卫半岛本土。在9个来自高卢的百胜军团中，有3个围困投向共和国一方的马赛，其余6个被派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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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培在西班牙有7个军团，分别由3名副将指挥。阿弗拉尼乌斯（Afranius）和彼特雷乌斯（Petreius）两部于西班牙北部会合，抵挡来自北面的威胁。第三名副将是著名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瓦罗（Varro），他率领两个军团留守南部。吉夏尔（Guischard）怀疑，瓦罗或许是有意逃避决战。他后来与恺撒和解，并受其尊崇。无论如何，从军事角度看，我们都不可能找到瓦罗未与其他两名副将会合的原因。保护南西班牙的最好方式，便是在比利牛斯山区挡住恺撒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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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5个军团的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从一开始就觉得实力不如攻方。尽管最初恺撒一方只有3个军团攻来，庞培一方的两名将军仍然准备采取纯粹的防御姿态。这5个军团之前在西班牙无事可做，或许并不满员。恺撒声称，庞培一方的西班牙军团有80个大队。与恺撒笔下的高卢军兵力一样，这个数字或许也要被认为是极大的夸张。我们可以肯定，恺撒麾下有日耳曼、高卢的强力骑兵和其他高卢辅助部队，其实力要比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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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庞培一方的战略不能立足于决战，而是将恺撒拖住，以争取时间，直到庞培本人在东方整备完成，驰援西班牙战场，或者进攻意大利，迫使恺撒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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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军在比利牛斯各隘口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庞培军很可能甚至来不及占领隘口；但是即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温泉关之战的故事也已经告诉我们，堵口是多么危险且无望的做法。罗马人同样熟悉这条原理。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3章《马略》中写道，辛布里人刚出布伦纳关（Brenner Pass），罗马将军卡图鲁斯（Catulus）便放弃了占领关隘的想法，因为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分散兵力，而他宁愿在平原等待敌军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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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牛斯隘口以南约90英里（约150千米）、埃布罗河以北22英里到27英里（约35千米到43千米）、波涛汹涌的西克里斯河（Sicoris，今塞格雷河）右岸的山脊矗立着伊莱尔达城（Ilerda），河上有一座石桥。城南不远处有另一道临河山脊，很适合构建罗马式军营，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便驻兵于此。首先，这是一处强攻不可能拿下的天险。其次，恺撒也不能绕过它，因为那样一来，通往马赛和意大利的道路便向敌人打开了。最后，围困的难度也很大，因为西克里斯河很不安定，时有河水暴涨冲垮桥梁之事。那么，围城部队便被分为两部分，而城内守军有坚固的石桥，但有需要便可通行两岸。城内囤积了大量物资，以备长期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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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军或许还可以在埃布罗河北岸找到一处身后有坚固桥梁的类似地形，在那儿既可以随时发起进攻，也可以控制对岸，如恺撒在恩河发生的故事。但是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大概觉得没有必要退那么远。身居伊莱尔达，他们仍然覆盖了西班牙行省的广大区域。如果最后被迫进一步后撤，我们也不妨假设，他们有能力在西克里斯河的某一侧打开一条通道。埃布罗河南岸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且随时可以架起一座浮桥。敌军的反应不可能那么快，因此他们可以在埃布罗河畔迅速找到一块有掩护，能确保其自由行动的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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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是在庞培特使维布里乌斯·鲁弗斯（Vibullius Rufus）来过之后占据伊莱尔达城的，战役方案和驻扎地点很有可能是庞培本人——他对西班牙当然是了如指掌的——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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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尔达城满足了庞培军对地形的一切要求。法比乌斯统领的3个先锋军团抵达4周后，恺撒全军到来，又白等了6周时间（约为公元前49年5月17日至6月24日），一无所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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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乌斯的营地位于伊莱尔达以北约2.5英里（约4千米），同在西克里斯河右岸。他在河上架起了两座桥，相隔约6千米。有一次，河水冲垮了下游的桥，当时正好有两个军团在河对岸征集粮草。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立即率领3个军团渡河，正要压倒这两个军团，法比乌斯及时率领两个军团，从另一座未被冲垮的桥赶来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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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当时恺撒已经接管全军，结果两座桥同时被河水冲垮。庞培军已经占领了左岸，再加上高水位，恺撒无法重修浮桥。他正在盼着从高卢来的一批补给，恺撒的辎重队现在无法渡河，道路不行，被庞培军赶回了山里。军营周边的物资被搜刮殆尽，再也找不到一粒粮食。西边的多处渡口也被洪水摧毁，恺撒的情形好似困于孤岛。他的部队缺衣少食，庞培军却能享用早已囤积于伊莱尔达城内的充足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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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庞培的两名副将不敢出营太远进山去追击并消灭恺撒的辎重队，补给最后还是送达了。恺撒在河流上游超过18英里（约29千米）处远离所有敌军前哨的地方架起一座新桥，从而重新与老巢高卢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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