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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思维一直非常活跃。他曾求学于罗德岛，一度专心研习语法学，并著书立说。毫无疑问，他也研读过各方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文献中散见恺撒读过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3和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多部著作的记载。4但是，他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理论反思，以至于腓特烈大帝有过一句名言，说军人从恺撒身上学不到任何真东西。5拿破仑固然建议人们研究恺撒，有一次也抱怨恺撒的文字云山雾罩，连会战的名字都不给起。当然了，要是其著作连一场战役的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它对战略研究肯定不会有多大价值。除此之外，《恺撒战记》中的人数关系同样匪夷所思。但是，这些缺陷都可以由恺撒著述的政治性目的来解释，对整体的意义只是稍有损害；而且它们也能够通过研究来填补和纠正，实际上已经有考订成果了。腓特烈之所以在恺撒问题的表态上远比拿破仑强烈，可谓良有以也，之后讲到这位大军事家的时候再谈。恺撒的写作意图并非军事专著，因此省略了军事专著所需的细节、动机和反思。我们要从事实本身中吸取经验，而不是字句篇章。不过，透过流畅的文笔，这位思想家的哲思精神仍然在少数几处表现出了理论思维，我们在色诺芬、波利比乌斯这两位具有反思精神的军事作家身上还看不到如此的深度。在讲述法萨卢斯会战中庞培命令士兵等待敌军进攻一事时，恺撒对此表示了谴责，而且——用今天的话说——强调了攻势对士气的作用。他以清晰的古典文风，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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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庞培此举不理智，因为每个人都有激情和血性，战斗能够把它激发出来。统帅不应压抑这些感情，反而应当强化。阵前双方都要呐喊吹号的古老传统并非毫无用处，其令敌军胆寒，壮我军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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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特别喜欢强调偶然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另一条有理论意义的思考。过去常有人将战略比作下国际象棋，从恺撒的观点看实在大错特错，因为象棋讲究的是算无遗策，而战略还依赖于对不可测算之事的把握。因此，指挥艺术不仅需要智力，更需要整全的人格：下注豪赌，要根据新的信息调整，从而驾驭变幻无端的运气，将它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修昔底德首次澄清了战争行为中的这一面。本书前面引用过他笔下的伯利克里的一个词：不待之机。但是，他还借科林斯人之口说过这样一段话（1.22）：“……战争只有极少的部分遵循确定的法则；大部分都遵循战争为自己创造的法则，取决于一时一地的形势。”在另一个场合，他笔下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2.11.3）说道：“……战争的进程是隐藏的，许多都来自最微小的细节，而激情会带来成功。”6这些正是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基本思想的首次呈现，即认识到战争包含着非理性的要素，指挥官必须敢于相信自己的命运。西塞罗有言，除了“军事知识、勇气和权威”（scientia rei militaris, virtus, auctoritas），“好运”（felicitas）也是名将的一大要素。7恺撒在《内战记》3.68中写道：“但命运在一切事物上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尤其是战争。命运只需轻轻摇动，世事便会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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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经常说他把自己全都交给天命，像赌徒一样挑战运气。与拿破仑一样，他肯定相信自己有上天相助。有一则故事说，恺撒在海上遇到风暴，宽慰水手说船上不仅有恺撒，还有恺撒的好运气。此事虽然不见于恺撒本人的著述，但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正如看待拿破仑一样，如果只在恺撒身上看到胆子大——不论褒贬——那就错了。我们逐渐相信，他的这种品质总是与明察战况与权衡局势相配合。古人早已明白此节。苏维托尼乌斯（第58章）如是称赞恺撒：“……踏上战场前，总能判明是勇猛还是谨慎为上。”与现代统帅一样，恺撒战略的最主要依据是己方占人数优势还是劣势。如前所述，他在高卢和西班牙伊莱尔达城都是占据优势的。塔普苏斯会战不是酣战；蒙达会战（Munda）没有可靠数据，但当时恺撒已经登基称帝，与手中只有一隅的敌手相比，他无疑能够调集更多的兵力。如果不考虑埃及的特殊情形，以及与法纳西斯（Pharnaces）的那场持续五日但意义不大的战役，那么法萨卢斯会战就是唯一恺撒兵力远少于对手却依然取胜的战斗。他其实可以不打这场会战，等待援军（希腊和伊利里亚分别有一个半和两个军团）的到来。但是，假如他这样做了，庞培肯定不会接受会战，而是将军队经海路运到别处，另择交战地点。毕竟，从一开始，敌军的海上优势就让恺撒理论上的陆地优势得不到发挥。他只得利用数目较多——尽管战力显然较低——的新建军团去守卫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西西里岛。早在底拉西乌姆围城战期间，为了取得正面战果，他就把大批部队派了出去，以至于自己身边的兵力还不如庞培。从各个方面来看，明确恺撒在这场战斗——而且只有这场战斗——中凭借人数劣势发动决战的事实和原因是很重要的。庞培的海上优势间接地为恺撒的作战行动牢牢戴上了枷锁，让恺撒无法自由选择。但是，恺撒这个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尽管他极其看重人数，却能够审时度势，把数量不如人的担忧甩到一边，相信麾下将士的素质和自己的将道，决定打这一场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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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古罗马战争艺术在恺撒身上开花结果，并作为恺撒的遗产在罗马世界延续了下去。恺撒之后，罗马帝国继续征服了广大的土地，特别是阿尔卑斯山区、多瑙河以南诸国和英格兰。罗马人征服世界的脚步在两个民族面前达到了极限。一个是前面讲过的帕提亚人，另一个是日耳曼人。本书第2卷就要从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和战争行为讲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竟能与罗马战争艺术比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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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附注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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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提卡半岛与希腊其他地区城邦的人口[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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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有大片地区肯定无法供给任何粮草，或者只能供给极少粮草，如维奥蒂亚、阿卡迪亚、拉西第梦、麦西尼亚（Messnia）[107]。对于这些地区在希波战争时期的农业发达程度，我们没有确切的调查值。但是，我们可以从已知的数量关系进行类推，估计出这些地区最大能维持多少人口，然后表示实数与估计最大值基本相当。底比斯的规模肯定不小，而除了底比斯，维奥蒂亚还有不少其他城市。另一方面，拉西第梦的人口密度必然不会大大低于希腊其他地区，否则不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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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基本原则，辅以历史文献中的数字，贝洛赫在《古希腊罗马人口研究》一书中估计拉科尼亚（Laconia）和麦西尼亚共有23万人口，每平方千米27人；伯罗奔尼撒半岛整体有90万人口，每平方千米36人至40人，因为科林斯、西息温（Sicyon）、特洛伊森（Troezen）、埃皮道鲁斯（Epidaurus）这几座商业城市人口相对较多，但也不会太多，因为这些城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完全断绝了海上谷物输入，只得依靠陆运来的少量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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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洛赫估计，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维奥蒂亚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60人，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奴隶。在我看来，这个奴隶比例对于一片只有乡村小镇的区域来说实在是太高了；维奥蒂亚人是从什么地方获得又用什么资源购买了如此多奴隶呢？奴隶的自我延续能力很弱，需要不断补充才能维持数目。到了公元前5世纪，贝洛赫也认为维奥蒂亚是一个自由民的区域，因此每平方千米约有40人。这就与伯罗奔尼撒的数据对上了，因为维奥蒂亚的土地确实要肥沃得多，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贸易城市——科林斯、西息温等——拥有大量奴隶，一加一减，正负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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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估算时，贝洛赫假定成年男子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还认为古希腊人口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基本稳定了，“与今天的法国相当”。我不能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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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1898年），德意志帝国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97人，但食品不能完全自给，谷物进口量占消耗量的四分之一多，农林产品进口量平均恰好占消耗量的四分之一。[108]因此，在马铃薯和种种现代农业技术的加持下，德意志帝国能供养的人口密度不过是每平方千米74人左右，或者每平方千米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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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土面积是不可能得出任何关于阿提卡人口的结论的，因为雅典早在希波战争很久以前就大量进口谷物了。不过，我们拥有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的一系列完整可靠的数字，让我们能反推出希波战争时期人口的结论。在这一点上，我与贝洛赫观点相差很大，因此专辟一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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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修昔底德记载（2.13），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公元前431年），伯利克里在一次演讲中说，雅典有1.3万名重装步兵，还有1.6万名卫戍部队，兵员来自老人、少年和有义务作为重装步兵服役的外邦人。另有1200名骑手、1600名弓箭手和300艘三层桨战舰。（“我们有1.3万名重装步兵，不算驻守要塞和城墙的人。因为在敌军入侵时，这些守军是最早交战的，他们由老人、少年和拥有重步兵装备的外邦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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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段记载看似言之凿凿，却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在野战军只有1.58万的情况下，老人、少年和外邦重装步兵是不可能有1.6万人的。雅典野战部队的兵役年龄是20岁至45岁乃至50岁，因此，20岁以下和45岁以上适役人员的数目肯定要远远小于野战部队。另外，修昔底德完全没有算上300艘三层桨战舰的船员，按满员计算，300艘船要配备不少于6万名船员。除了野战军以外，雅典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野战军的规模为何这么小？野战军是全部由上层公民组成吗？分界线在哪里？为什么中下层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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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这些疑点，人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假说。贝洛赫不知如何解决，只好将1.6万名卫戍部队改成了6000名，又加上1.2万名公民做船员。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充分显示了流传至今的文献的特点：在所有古希腊文献中，只有这一段似乎对希腊征兵状况做了完整而系统的描述，但为了让人们理解该材料，我们不得不这样歪曲它。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埃夫罗斯读过这段话，其内容和流传至今的手稿大体相同；狄奥多罗斯抄了埃夫罗斯的话，说野战军数目为1.2万人，卫戍部队为1.7万人，其佐证了修昔底德的观点，但略有差别（野战部队1.2万人，而不是1.3万人；卫戍部队1.7万人，而不是1.6万人），又一次突出了文献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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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贝洛赫在《克里奥》[109]（第5卷1905年第341页）中提出，1.6万不应该被改成6000，那是编辑自己加的，应该完全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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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记载疑点重重，除非有其他估计数据作为解读的线索和可靠的参照，否则它就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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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发现了一则之前没有人重视，甚至贝洛赫都不曾关注的信息，我相信它是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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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记载了两次雅典的非常征召，每次都是全力全员动员。战争第一年（公元前431年）秋季，雅典派遣1.3万名重装步兵入侵麦加里斯（Megaris），另有3000人驻扎于波提底亚（Potidaea）城下。同时海上还有一支规模为100艘的舰队（波提底亚可能还有几艘）100艘船上有2万名船员，加上重步兵就是3.6万人了。但修昔底德又说当时还有数目不小的“轻装部队”*，因此我们不能得出雅典总兵力的确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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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处（3.17）的情况有所不同。修昔底德为我们描述了公元前428年勒斯波斯岛（Lesbos）反叛后雅典的军备情况。雅典当时有70艘船在海上（40艘在勒斯波斯，30艘在伯罗奔尼撒），还有1000名重装步兵在米提里尼（Mytilene）城下。斯巴达人由此相信雅典人已无余力，于是策划海陆并进，攻打雅典。为了向斯巴达人证明他们想错了，雅典人动员按纳税额衡量的下两个等级的公民，又武装起了100艘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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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将这项成就与开战首年的成绩相提并论，说两者性质相似，前者规模犹胜。因为在那一年（公元前431年），雅典有100艘船守卫阿提卡半岛与优卑亚岛，100艘船封锁伯罗奔尼撒半岛，50艘船在波提底亚和其他各处，共计250艘。本土守备的100艘船自然不必一直在海上，因为还没到火烧眉毛的程度。但它们是做好战斗准备，船员配备待命的后备舰队，随时可以出海。当然，个别船只会不时地试航检验，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公元前428年的成就确实比较大；当时雅典有170艘船外出执行任务，而公元前431年的250艘船中，只有150艘船在外执勤。按照伯利克里的说法，雅典有300艘三层桨战舰。但我们必须这样理解他的话：开战时，雅典实际只能为250艘船提供船员，其余50艘是后备船只。而到了公元前428年，修昔底德明确说雅典配备了170艘船的船员，手段是征召通常作为重装步兵服役的第三等级公民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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