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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行动的全部意义就是通往威悉河的流动补给站。随行士兵的必要性只在于保卫安全。如果这一路真的只有两个军团，那么可能只有这两个军团是满员的，而其他6个军团都留下了一部分守卫堡寨和莱茵河边境所需的兵力。另外，这两个军团很可能还有一支盟军劲旅随行，之后他们又在威悉河与考契人会合。塔西佗在后文中（2.23）中明确写道，日尔曼尼库斯回军时派遣了一部分兵力经陆路去冬季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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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在日尔曼尼库斯率军——可能占总兵力的多数，也可能占少数——向威悉河上游进发的同时，其余部队也在沿着阿里索-德伦隘口路线向他行进。两路在威悉河中游会师，可能是在明登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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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主力停驻阿里索堡，等待舰队抵达威悉河的时间颇久。他们用这段时间修建一条将阿里索与莱茵河直接连起来的坚固公路，以此保卫阿里索地区的安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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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通过上述订正为这场战役找到了一个显而易见且清晰的基本战略构思，接下来的战役过程就绝不是清晰可辨了。塔西佗写道，日尔曼尼库斯在两场大战中击败了日耳曼人，一场在威悉河畔的伊迪斯塔维索（Idistaviso），另一场还是在安格里瓦利部和车茹喜部交界处的岸边。尽管此处似乎给出了很好的地理参照点，但各次行动之间的关系很不清晰，以至于学界既不知道战斗地点应该在威悉河的左岸还是右岸，也不知道第二次战斗发生在罗马人进军的时候，还是撤军的时候。罗马人自称取得的大捷极其可疑，因为大捷没有带来益处。另外，根据塔西佗本人在后面的记载，阿米尼乌斯与马罗波多斯交战时的形象不是一个被罗马打败的人，而是一个打败了罗马的人。战斗经过的细节不仅模糊而前后矛盾，而且在战术上是不可能的。我之后会对此做详细阐发。这两场战斗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得不质疑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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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尼乌斯怎么可能在酣战中正面对抗罗马全师？我们已经看到，直到现在为止，这位车茹喜部酋长本人对罗马人的强项和弱点都有非常正确的判断，回避正面交锋，等待突袭的时机。即便我们假定他同时通过外交手段大大拓展了联盟，掌握的军队规模远远大于前一年，上面的分析也依然成立。这一年里，罗马军没有带上规模庞大、容易遭到日耳曼人伏击的辎重队。车茹喜部躲着罗马人，罗马人只能在其领地里穿行，劫掠破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了相对方便地执行这项任务，他们只好分兵。无论如何，与跟罗马全军打防御战相比，这样能够给日耳曼人带来更多有利的战机。在防御战中，不管日耳曼人在什么位置，庞大的罗马军——很可能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都能够发起包抄，或许还能将日耳曼军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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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事件中根本看不出罗马军大捷的样子，由此可见，罗马军不可能取得了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另外，在塔西佗本人之后的记载中，阿米尼乌斯的形象一直是没有被打败过的人。4同样，罗马人也不可能吃了败仗，因为那样就不会有多少罗马人能回到莱茵河。两场大战确实存在，只是同样不可能有胜负未分的情况。首先，在所有确实发生过大战的情形下，胜负未分的战斗必然损失惨重，以至于哪怕在塔西佗纯粹的一面之词中都会有所表现。其次，如果真有一场大战，罗马人只要不胜，就等同于彻底的战略失败。他们将全部兵力都派上了场，这支军队在酣战中的必胜把握不仅是其军事行动的基础，也是其整体政治姿态的基础；不仅对日耳曼人如此，而且对全世界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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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定伊迪斯塔维索和安格里瓦利这两场大战属于传说。罗马人的记载不足以让我们信服，因为后续事件不能确证其存在，又有各种反对的理由。小规模战斗是有可能发生的。有人提出过一个假说，认为塔西佗对日尔曼尼库斯征战经历的记载直接或间接源自一首诗歌。我认为，这个假说的可能性很大。5塔西佗的文字中充斥着冒险情节和生动的场景，很符合战争史诗作者的调性：阿米尼乌斯与弟弟弗拉维乌斯（Flavus）的隔河对话；日尔曼尼库斯夜巡军营，听见手下士兵称赞自己；奥德赛式的渡海归国旅程。另一方面，他对战略和地理关系的处理却漫不经心，这些内容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平实史家的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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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细节我全部不采纳。我相信，尽管有种种问题，但了解战略大环境、通过分析整体形势来还原真相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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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的对象毕竟不是临时起意，有可能基于假情报行鲁莽之举，而是由一群素养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军人详尽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分析敲定的战役方案。即便文献里对年轻统帅日尔曼尼库斯的个人能力或有夸大，但奥古斯都和提比略都对人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肯定为他配备了一支由经验最丰富的军官组成的参谋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作战方案不只是前线大营的共识，也会被送给提比略审批。但提比略可是一位卓越的将领，而且熟知日耳曼的情况，我们可以假定作战方案是明智合理的。如果从确切记载的事实中能得出多种符合逻辑的可能性，那我们确实无法决断。但我认为，在假定战略为精心制订的前提下，只有一种能够解释整体局势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这唯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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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塔西佗记载（《编年史》1.58），塞格斯特斯投奔罗马时提出，他可以做罗马人与日耳曼同胞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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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正面的信息，我们也必须设想塞格斯特斯说了这样的话。纵观历史，从雅典僭主西庇阿斯[13]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贵族，再到1848年的德意志共和主义者[14]，流亡者中间都有一种常见的幻想：他们在流亡期间总以为自己在国内有一大批追随者，只等他们回归追随者就加入自己。公元15年底，塞格斯特斯的兄弟西基默尔（Sigimer）也投奔了罗马。我们或许可以相信，这两位车茹喜部酋长曾向日尔曼尼库斯保证，只要他率领一支雄壮的军队出现在威悉河边，车茹喜人就会抛弃阿米尼乌斯，投靠塞格斯特斯兄弟和罗马人。事实上，我们不仅可以假定这个因素对日尔曼尼库斯的作战计划起了作用，而且应该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假设。若非如此，对罗马人来说，将战区转向车茹喜部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公元14年和公元15年，罗马人蹂躏了玛尔西人、布鲁克特里人、卡狄人部落，大概也包括这些部族之间的小部落。我们实在不知道布鲁克特里人是怎么挺过了公元15年那样的大扫荡的。假如罗马人连续几年重复这样的行动，受到打击的部落肯定要么饿死，要么远走，要么降服。通过这种方式，罗马人无疑就能步步为营地从莱茵河推进到威悉河。现在，除非罗马人预计能毕其功于一役，让车茹喜部降服，否则罗马人会让这些部落有了休养生息、与车茹喜部合力的机会，两头都顾不上。这不可能通过几次大战达到。日尔曼尼库斯没有比公元15年迫使阿米尼乌斯交战的更大的把握，而且大战也并没有发生。但日耳曼尼库斯身边有阿米尼乌斯的兄弟弗拉维乌斯，而且尽管塔西佗没有明说，但肯定还有阿米尼乌斯的岳父塞格斯特斯及其岳父的兄弟西基默尔。如果这三位车茹喜部酋长能成功分裂部落，哪怕只让一部分部民转投罗马人，阿米尼乌斯肯定就会支撑不住，最后要么归顺罗马，要么逃到易北河外。罗马人会接纳和饶恕其他酋长手下的车茹喜人，这样的功绩肯定会让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的各部落更亲罗马。一击之下，易北河以西的地域就会建立起罗马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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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米尼乌斯和其兄弟弗拉维乌斯隔着威悉河的假想对话中，我们能发现这条计策遭到了拒绝。我们不能被记载中阿米尼乌斯对今后行动的设想带偏，从其心理角度看，他绝不可能有这样的设想。如果兄弟对话的情节不全是虚构的话，那也是对双方既有交锋也有商谈这一事实的诗意描绘。我们不知道他们商谈到了什么程度，但要是认为塞格斯特斯完全没有试图履行居中协调的承诺，以此恢复自己在本国的权势，那也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罗马人的记载中根本不会出现塞格斯特斯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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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没有直接文献记载的观点插入一场战役中似乎有些莽撞。持此看法的人会认为那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只有把这个观点加进来，一个明摆着的错误才会消失：日尔曼尼库斯在解决玛尔西人和布鲁克特里人之前就去攻打车茹喜人。另外，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一名真心想成就伟大功业的罗马统帅肯定也会像日尔曼尼库斯那样做。但是，由于这场战役的基本政治前提并不成立，因此他的大业注定失败。车茹喜人肯定明白自己深陷危局，也受到了很大的诱惑，尽管有部落上层贵族叛逃，但阿米尼乌斯的强大人格足以让车茹喜人站在自己一边并把士气维持住，这种情形类似于当年安东尼征讨帕提亚。罗马诸军在威悉河畔的威斯特伐利亚隘口成功会师，而且很可能已经渗透到了车茹喜部境内，也有可能渡过了兰河乃至阿勒尔河（Aller），与这两条河上的补给船只会合。由于车茹喜部的亲罗马派既无表现，又无成绩，再加上居住于威悉河中游、考契部与车茹喜部之间的安格里瓦利人再次起事，罗马军不得不再次折返。至于撤军的原因，塔西佗只说了夏日已尽。有人质疑过这个理由，因为据塔西佗记载，日尔曼尼库斯在同年秋天还兴大兵征讨卡狄与玛尔西两部。如果他确实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乘船回到了埃姆斯河，上述质疑就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整场远征都发生在威悉河，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罗马统帅不可能无故拖延时日，让庞大的运输船队白白暴露于秋季的北海风暴之下。但他还是遭遇了风暴，因此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他考虑到大军已经走了这么远，又仍然希望能制服日耳曼人，于是在车茹喜部境内停留了太长时间，有可能一直等到9月。即便他回到莱茵河的时间不早于9月底，他还是可以在10月份对边境部落发起两次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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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同塔西佗写这场战役的资料来源是一部战争史诗，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因素或战略思路不搭调的话，那么他自然就不会写这些内容了。即便这一假说没有根据，但他拔高日尔曼尼库斯的倾向也足以解释他不写战略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他写了局势的这个方面，他当然只好承认日尔曼尼库斯的失败。但这场战争要被写成一场胜利才行，作者也确实给人一种大捷的印象。将车茹喜人写成被两场大战打得几乎灭族，而罗马人撤回莱茵河只是季节原因，季节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阻止罗马军队停留于日耳曼内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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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再一次认识到设立日耳曼内地据点对罗马军队的意义。哪怕已经打了两场军事意义上的胜仗，日尔曼尼库斯依然不敢冒险在阿里索过冬，更别提威悉河一带了。他必须撤回莱茵河。只要利珀河南北的布鲁克特里部和玛尔西部没有被征服，没有接受罗马统治，冬季在利珀河河源扎营就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与不便以及得不偿失的小规模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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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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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日尔曼尼库斯历次战役的结果，即便罗马人在军事上占了上风，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显然也是失败的。尽管如此，此战并非一无所获。塔西佗写道，安格里瓦利人最终归顺了罗马，还赎回了其他部落手里的罗马战俘，以此讨好罗马人。由于弗里斯人和考契人已经与罗马结盟，于是罗马人在威悉河上有了一个对车茹喜人施加巨大压力的立足点。安格里瓦利部归顺一事或有疑点。既然领地一直延伸到易北河口的考契人已经与罗马人交好，我们实难知晓安格里瓦利人是从哪些部落赎回海难俘虏的。不管这是怎么回事，一支罗马大军出现在了威悉河与易北河之间。尽管罗马人在班师途中遭受海难，损失惨重，但他们必然对车茹喜部领地造成了巨大破坏。无人可以阻挡罗马人次年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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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恺撒进入高卢后便不曾离开，甚至大败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罗马人不得不屡次从日耳曼撤回莱茵河，因为森林和草地供养不了大军。若要继续深入，他们大概也不会一开始就再讨伐车茹喜部，而是会彻底打败布鲁克特里人和玛尔西人。当然，这需要极强的实力；只有数个军团组成的大军才能冒险深入日耳曼地区。但是，高卢战争结束时的恺撒手中至少有11个到12个军团，而日尔曼尼库斯只有8个。我们很难明白罗马帝国为什么不能连续多年派遣数量相当，甚至更多的军团越过莱茵河，也不知道日耳曼边境诸部要如何抵挡这样的大军。每一次远征都是昂贵而凶险的，但绝非不可能做到。从长远来看，如果对手的实力不足以造成双方集结兵力、打一场大规模战术决战的形势，那必然是要失败的。此外，与先前的高卢人一样，日耳曼人中间的各种倾向都有利于亲罗马派系的形成。公元16年秋季，玛尔西部酋长马洛温杜斯（Malovendus）便叛族投敌，将玛尔西人藏匿条顿堡森林会战俘获鹰旗的地点告诉了罗马人。塔西佗说，罗马军确定敌方已经在动摇和考虑求和，战争在第二年夏天就会结束。尽管我们完全不采信罗马人两次大败车茹喜部的说法，但这段记载或有几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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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的解释不仅要在战区里寻找，更要到罗马帝国各个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兰克（Ranke）早就明白了这一点。提比略登上皇位只是通过收养关系，他不是奥古斯都的血亲。日尔曼尼库斯与奥古斯都的关系类似于奥古斯都与恺撒的关系：他是奥古斯都姐姐的外孙，又娶奥古斯都外孙女阿格里皮娜（Agrippina）为妻，日尔曼尼库斯夫妇的儿子是奥古斯都的血亲后代。纵然按照罗马的法律，养子与亲子享有同样的权利，而且提比略也将日尔曼尼库斯收为养子，但皇帝与日尔曼尼库斯一家仍然关系紧张，这对双方都构成了持续的威胁。为自身安全起见，提比略不能容忍日尔曼尼库斯与日耳曼军团在多年征战中发展出罗马共和国时期恺撒与高卢军团之间的那种关系。条顿堡森林会战与日尔曼尼库斯的3次战役已经表明，日耳曼人是性格倔强的“自然之子”，征服他们是一项艰难到可怕的任务。只有位高权重、兵精粮足、放手经年征讨的统帅才能结束这场战争。提比略派不出这样的统帅；事实上，他也不会允许自己派出这样的统帅。观察战况两年之后，他将日尔曼尼库斯召回，于是日耳曼人保住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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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世来说，日耳曼人一直处于罗马势力范围之外而没有像凯尔特人那样罗马化这一事实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要真正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我们必须分两面来看；在大事上不糊涂的塔西佗对此洞若观火。他的记载有很多方面不能让我们满意，文风里暗藏的思想感情更是主观挂帅。但是，不管他的观点如何，他确实点出了根本。他一方面认为，若非疑心的提比略召回日尔曼尼库斯，罗马会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认为，阿米尼乌斯无疑是日耳曼的解放者。这两个判断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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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顿堡取胜后，阿米尼乌斯将瓦卢斯的首级送给了马克曼尼国王马罗波多斯。这一举动只能被理解为是号召日耳曼各部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罗马。马罗波多斯拒绝加盟，将瓦卢斯的头送给奥古斯都安葬。正是此事让我们得知了真相，而且确证无疑。没过多久，以阿米尼乌斯为一方，马罗波多斯为另一方的日耳曼内战就爆发了。当时与伦巴第人结盟的车茹喜部首领无疑取得了胜利，但阿米尼乌斯本人最后却在内战中死于背信弃义的亲属之手。他是日耳曼人的解放者，一位在一个世纪后记载了这些事件的罗马作者说，蛮族人依然在歌谣中赞颂他。尽管如此，有没有可能他后来被同胞遗忘，1500年后才因为学者的研究而重新为人所知？语文学界宣称找到了阿米尼乌斯身后声名的些微踪迹，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证明，但它本身就具有不可忽视的诗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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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这位车茹喜部国王的日耳曼语名字；他的日耳曼语名字与“赫尔曼”（Hermann）一词没有关联。阿米尼乌斯是他在罗马城获封骑士时获得的罗马名字。不过，他的父亲名叫西基默尔，而在日耳曼人中间，儿子的名字经常是随着父亲起的。那么，阿米尼乌斯的名字有没有可能是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主角齐格弗里德的父亲就叫齐基蒙德（Sigemund）。据塔西佗记载，车茹喜部还有一位酋长叫齐基蒙杜斯（Segimundus）。毫无疑问，这一组名字都属于阿米尼乌斯一族。齐格弗里德的传说可以追溯到日耳曼神话，而且也包含与罗马时期有关的内容，因为齐格弗里德父亲的首府在克桑滕，而克桑滕只有在罗马大营维特拉设于此处时才是要地。与阿米尼乌斯一样，齐格弗里德在事业的巅峰时刻英年早逝，原因也是亲属的妒忌和背叛。他的妻子一直忠于他，而不从娘家人。害死齐格弗里德的凶手哈根是独眼龙，这一点在《尼伯龙根之歌》里没有提及，却出现在另一份文本中。剧中有一段情节和阿米尼乌斯之弟、在罗马一方作战的弗拉维乌斯的事迹如出一辙。在阿米尼乌斯去世后的争斗中，除了弗拉维乌斯的一个儿子（他当时在罗马境内），车茹喜部酋长的家族都死绝了，正如尼伯龙根的所有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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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阿米尼乌斯就是齐格弗里德，对阿米尼乌斯个性的记忆以最光明磊落的男子汉形象被保存了下来，那就是一个民族献给民族英雄的最崇高的纪念。事实上，对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来说，史诗中的形象大概是过于伟岸了。因此，我们还是只把它当成一个笼罩在遐想面纱下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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