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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3世纪末开始，罗马军队就是由形形色色的雇佣兵单位组成的。这些部队有大量——有可能已经占大部分了——纯蛮族，也就是日耳曼人，他们作战勇敢，但作战以外极难控御，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有纪律的军团的哗变已经够频繁了，那么时至今日，皇帝和帝国都要完全仰仗这些蛮族群体的善意了。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效力于皇帝的日耳曼人总感觉自己只是辅助部队。由于有过必罚、有仇必报的军团就站在身边，所以日耳曼人从没想过造反。如今，民族意义上的罗马人单位——它们仍然叫作军团——数量稀少，而且本身就包含蛮族，他们与异族雇佣兵的心态非常类似。如果日耳曼战士发现契约中的某一处细节没有被履行，或者他们的要求没有被满足，那么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今天还在领皇粮的日耳曼战士明天就对之前的统帅刀兵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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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性质的军队在实力、效率和作战意愿方面远远不及过去的军团。即便有君士坦丁这样的皇帝表面上完全恢复了皇权的统一与威势，但这依然只是表象，因为少了当年军团的牢固根基——军队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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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对罗马帝国的衰弱对精神生活产生的长久影响做一个简短观察。为了替代缺失的军事力量，君士坦丁与规模庞大的主教联合体基督教会结盟。如果他的军团还能像古代的军团那样支持他的话，罗马皇帝大概不会——说得明白点，绝对不会——容忍这支君王般的势力存在于身旁，而且军团还能给他一支镇压如此自信、独立的新兴教会势力的力量。教会能从德西乌斯到戴克里先的历次迫害中成功生存下来固然有殉教烈士的原因，但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衰弱的罗马国家不复拥有当年的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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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典文明的沦落，教会的生存空间打开了。守护长城多年的高效边防体系不复存在。日耳曼人强渡莱茵河和多瑙河，从黑海扬帆起航，横跨地中海，驶入大洋，没有任何地方能抵挡他们的劫掠。除了掳走为奴者，其余居民都被他们无情杀害。甚至今天还有60多座法国城市保留着当时被焚毁——在嘲讽的大笑中，就像罗马人笔下的阿勒曼尼（Alamanni）王切诺多玛（Chnodomar）那样9——和毁后重建的痕迹，新城内的建筑紧紧贴在一起，还有围墙保护。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和平时代，城市是开放的，而且往往得以广泛地延展，此时却换上了狭窄的街道，周长也尽可能小，以利自卫。在当时建造，屹立千年，直到被现代修路工或考古队员用鹤嘴锄再次拆掉为止的厚重城墙和塔楼中，我们发现了石柱、雕像、雕带、梁柱的遗迹，上面常常有标明建造年代的铭文，而且蛮族放火的痕迹尚存。但是，我们在远离这些要塞城市大门外的地方找到了神庙和圆形剧院被毁的遗址，这让我们可以猜想当年开阔城市的规模。10那时的罗马帝国比奥古斯都时期的人口更多，文明生活的各种资源更丰富，同时它也变得过于软弱，不能保卫自己的文明，因为它失去了常备军，也就是训练有素的军团。富有爱国心的修辞学家辛奈西乌斯（Synesius）在阿卡狄奥斯（Arcadius）[34]在位期间徒劳地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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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容忍武装的西徐亚人（即哥特人）四处游荡之前，我们应该号召全民拿起刀剑矛枪——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将战争的荣耀交给异族人，这是可耻的，哪怕是他们对我们有用处的时候，也是可耻的——这些武装分子毫无疑问想要统治我们，于是，我们这些没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就不得不与老练的战士交手。我们必须再次唤醒古代罗马的精神，亲自上阵作战，革除一切与蛮族相通之物，将他们从一切官职和元老院里赶出去；因为在内心里，他们终究只对那些我们罗马人一贯推崇备至的尊位抱有愧意。要是忒弥斯和阿瑞斯看到身披兽皮的野蛮人在指挥罗马军旗下的士兵，或者将羊皮放在一边，迅速换上托加长袍，与罗马官员共同商议和决定罗马帝国的事务，两位神灵定会掩面！当他们坐在执政官旁的尊位上，位列高贵的罗马人之前，当他们一离开元老院议事厅，便换回自己的兽皮，与本族人取笑托加长袍时，他们会打趣说，穿托加长袍的人拔不出剑来。这些野蛮人，曾经是我们的好家仆，现在却想统治我们的国家！如果他们的军队和领袖决定起事，再与他们遍布帝国、充当奴隶的无数同胞会合起来，那我们就大祸临头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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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作家兼古物研究者弗拉维乌斯·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在同样的情怀下着手研究古代作者，描述了罗马人当年凭借罗马伟大的基石——罗马军制——取得了什么成就，古人遵循什么样的军事规范，还说这套规范必须重新建立并被奉为典例，以此挽救帝国，恢复旧日的威力。于是，他创作出了一本沿用千百年的军人手册，但崩溃中的帝国是不能用演说或书本救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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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中的日耳曼雇佣兵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那支军队还是不同的。雇佣兵远离家乡，适应了他们效劳的国家的政治传统与社会习俗；或者，如果他们保留了异族性质，但由于时日尚短，根基太浅，那么他们还不能自行建立长久的统治。尽管他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背叛迦太基，威胁过这座他们曾经效劳的城邦，但他们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而且汉尼拔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凭借的也是同样的部队。我们所说的“民族大迁徙”及其所有不可计量的后果都源于一个事实：进入罗马军队服役的终于不再仅仅是单个战士组成的大型部队，而是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产迁到罗马境内的整个部族，以日耳曼民族的身份构成了罗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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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数目有多么大，个人身份参军与保留自身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全族集体参军是大不一样的。尽管如此，从一种情况转变为另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日耳曼人的特点导致的。这是一个彻底的好战民族，完全由好战的本能、冲动和激情控制，由此提供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募兵来源；不光是这样，整个日耳曼民族都做好了出于任何目的、按照任何他们不熟悉的形式打仗的准备，就像他们以前去攻打相邻部族那样。有人可能会认为，日耳曼人开始民族大迁徙是因为人口日益增长，而原来的地域过于狭小。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是作为军事组织出征的，他们渴求的是军饷、战利品、冒险和荣耀。在少数个例中，土地稀缺无疑会迫使某些人迁居；在另一些情况下，动机是来自其他敌人的压力。即便如此，这两个原因只能解释个别迁徙行动或边境冲突。对世界史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日耳曼部落是庞大的战士团体，他们迁徙是为了战争、军饷、战利品和统治。他们进入罗马帝国不是为了寻找土地，成为农民，靠耕作生活——他们通常是把老家抛荒的——而是为了想要参与其中的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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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4、5世纪，罗马人与日耳曼人关系的特点就是日耳曼人给罗马人当兵和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为敌的来回转换。在这个过程中，日耳曼人实实在在地征服了莱茵河、多瑙河、不列颠岛的一些边境地带。当地人口尽管没有被完全驱逐，但也大大减少并遭到强力镇压，于是新主人们能够逐渐消化剩下的人。在意大利、高卢大部、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手握实权的日耳曼国王和统帅们为自己的地位找到了法理依据，但没有立即彻底将这些行省从帝国中分离出去。即便是奥多亚塞（Odoacer），他在废黜罗马城的西罗马皇帝之后也不是以主权国家的国王身份统治意大利，而是一名被东罗马皇帝册封为帝国西部总管的日耳曼酋长。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王（Theodoric the Great）尽管大权在握，但对尊位别无希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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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这种假象渐渐地消散了。于是，一批独立的日耳曼王国在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罗马土地上兴起了：东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勃艮第王国、法兰克王国和汪达尔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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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的大小战斗中，只有4世纪的两场会战——斯特拉斯堡会战和阿德里安堡会战（Adrianople）——留下了从军事史角度来看有一定可靠性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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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文献，我对君士坦丁大帝的征战史、米尔维安大桥会战13和5世纪的卡塔隆平原会战（Catalaunian Fields）没有什么好讲的。直到6世纪，我们才再次对贝利撒留（Belisarius）与纳尔西斯有了比较详尽可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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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斯特拉斯堡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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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曼尼人于3世纪下半叶突破日耳曼长城，并于350年利用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与玛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两位罗马皇帝内战的时机，占据莱茵河右岸的土地之后，又占据了莱茵河与孚日山脉之间的阿尔萨斯地区。尤利安是君士坦提乌斯任命的恺撒[35]，负责治理高卢。他决定将阿勒曼尼人赶回莱茵河对岸。不仅如此，他还要在战场上重挫敌军，以防其日后重返。他没有用袭击的手段将莱茵河近处的阿勒曼尼人全部逐出，而仅仅进行了几次骚扰，同时率领主力严守边境，于孚日山径的出口察伯恩（Zabern）附近建立了坚固的军营。莱茵河远处的阿勒曼尼人迅速赶来支援阿尔萨斯的同胞，这正中尤利安的下怀。得知大批阿勒曼尼人越过莱茵河，集结于斯特拉斯堡附近后，他便立即率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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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来源详细记载了这场战斗：一位是阿米阿努斯，他当时是尤利安手下的一名军官；一位是修辞学家利巴尼乌斯（Libanius），他是尤利安统帅的密友，还为其写了一篇流传至今的悼词。阿米阿努斯和利巴尼乌斯的原始材料很可能是同一份，那就是尤利安本人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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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巴尼乌斯极其强调统帅精妙的作战方案。他指出，尤利安本来可以阻止蛮族渡河，但他不想这样做，因为他不愿意只打一支小规模的先遣队。但是，利巴尼乌斯接下来说，尤利安也在注意不要让敌人全部渡过莱茵河，因为他之后了解到，阿勒曼尼人已经集结了全部适合上阵的男丁。只打一小撮敌人，他觉得不够；与敌人的全部军力大战似乎又太过危险和不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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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条颇有启发性的原则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双方兵力对比的结论。阿米阿努斯告诉我们，尤利安的军队有1.3万人。我们在另一处相关段落有过解释，这个数字或许有些小，但与真实数字相差不会太大。把人数估算为1.3万至1.5万人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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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阿勒曼尼人的兵力，罗马人给出的数字一贯是夸大的，此处不值得再重复一遍。根据尤利安的战略方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把握的结论：尤利安认为在敌军兵力稍弱于己方，又不是远远弱于己方时发起进攻是重要的。战斗结果表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因此我们不妨假定阿勒曼尼人的兵力在0.6万到1万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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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阿努斯的记述与利巴尼乌斯笔下尤利安的战略思维存在一定分歧。他写道，罗马统帅从察伯恩出发，走到中午时分停了下来，准备等到次日再开战。第二天，看到将士们跃跃欲试，他这才即刻进军。哪怕只是停歇半日，他也会让敌军兵力大大增加。察伯恩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至少有18英里（约9千米）。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是统帅愿意并且意图立即交战，但为了激励顶着8月的骄阳艰苦行军的部队士气，他做出一番好像这个决定是将士们自行做出的样子，因为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想要就地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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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地点无法确定。只有以下内容是清楚的：罗马人不仅有数量优势，更有战略优势，因为一旦形势危急，他们身后是察伯恩的坚固大营，而阿勒曼尼人身后是莱茵河水。顽强好战的日耳曼人对形势的估计可能恰恰相反，认为无路可退才能将自身实力发挥到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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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由7位国王（也就是酋长：古老意义上的principes）统领，为首者是指挥左翼骑兵的切诺多玛。之前数年，切诺多玛横扫高卢，势不可挡，还在劫掠焚毁罗马人的城市之后讥笑他们。罗马人为我们描绘的切诺多玛形象是：胯下一匹口吐白沫的骏马，身披一领鲜亮的铠甲，自诩膂力强悍，手持一柄特别长的矛，头发缠着一条红带，一马当先，率领麾下骑兵四处冲杀，他一贯是勇猛的战士，如今更成为优秀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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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曼尼人右翼由步兵组成，守于几处天然屏障，阿米阿努斯在一个地方将这些屏障称作“隐秘的陷阱”（“insidiae clandestinae et obscurae”），在另一个地方称作内有战士的“壕沟”。利巴尼乌斯提到一条引水渠、一片芦苇丛和一处沼泽，日耳曼人在这些地方设下了埋伏。罗马军左翼注意到这些困难时心生犹豫。让左翼向前推进的人大概是尤利安本人，或者只是大声喊出命令，或者是率领一支200名骑兵的小分队支援左翼。从地形角度看，左翼在一开始似乎根本没有配属骑兵，但在左翼真正到了敌军阵前时，侧翼保护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事。但是，敌军随后马上被击退和受到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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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大队骑兵都布置在地势开阔的另一侧。切诺多玛统率的日耳曼骑兵发起正面冲锋，右手挥舞兵器，口中狂呼，长发飞扬，眼中闪着暴烈的光芒：“右手兵器长伸，咬牙切齿，样子可怕，要包抄我方的骑兵队。这些不同寻常的狂野战士头发飘在身后，双眼放射出狂热。”（“tela dextris explicantes involavere nostrorum equitum turmas, frendentes immania, eorumque ultra solitum saevientium comae fluentes horrebant et elucebat quidam ex oculis furor.”）骑兵中混有轻步兵，罗马骑兵抵挡不住敌军冲锋的气势，转身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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