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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由菲列迪根公爵（Duke Fridigern）率领。从他在上述条件下是如何履行职责，带领族人走向胜利的情形来看，他是一位明于战略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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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阿德里安堡会战周边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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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将阵地设在两路罗马军之间，完全放开了沿马里查河延伸的大路，甚至从贝里亚转移到了更东边的卡比尔（Cabyle，今扬博尔，Jamboli）。3但是，当瓦伦斯从阿德里安堡出发，穿过马里查河谷朝菲利普波利斯进军时，他接到了一个令他惊愕的报告：哥特人出现在他身后的阿德里安堡附近，威胁到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甚至有人在马里查公路，罗马军后方发现了哥特骑兵，这很容易让人相信哥特人的意图是切断皇帝与阿德里安堡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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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报后，瓦伦斯立即掉头撤退。但是，马里查公路上的哥特人可能只是侦察巡逻队而已。瓦伦斯不经一战就回了阿德里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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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瓦伦斯可以静守城中，等待另一路罗马军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哥特人的前出行动肯定是没有好处，但也没有损失。他们绝不能直接阻止罗马两军会师，但如果他们不想冒险同时与两位皇帝会战的话，那么从色雷斯平原或贝里亚附近的阵地撤回多瑙河下游都是同样容易的。不过，插入敌军身后还给了哥特人一些其他机会。他们现在切断了敌方运送补给的线路，而且可以劫掠直到君士坦丁堡为止、之前受战火荼毒较少的色雷斯农业区。要想引诱皇帝在格拉蒂安还没到的时候就提前开战，最有利的刺激因素莫过于皇帝后方有哥特人活动。事实上，会战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哥特人占据的位置让罗马军队的补给运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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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献声称，瓦伦斯是因为嫉妒刚刚战胜阿勒曼尼人的一支——兰提恩斯部（Lentienses）——的侄子格拉蒂安，所以才被引诱开战的。大概是佞臣们将皇帝推入了这次鲁莽的行动中。当然，阿德里安堡战败后，失望而愤怒的人们自然会问：另一路军队已经在上默西亚（Upper Moesia，今属塞尔维亚）境内了，皇帝怎么会不等他们到来就发动会战呢？谁能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果真受到了嫉妒冲动的影响？即使我们假定阿米阿努斯的记载来自皇帝侧近，谁又能说自己能认清最隐秘的动机呢？不过，如今格拉蒂安已经到了附近，之前向侄子求援的瓦伦斯毕竟没有不等援军抵达就发动决战，除非他相信自己不得不开战，或者确信自己有必胜的把握，这是很明白的。我认为嫉妒动因说纯属营中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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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皇帝得到的报告是哥特兵力不超过1万人。与嫉妒另一位皇帝和近臣谄媚相比，这个做出决策的动机无疑更合逻辑。手握优势兵力的皇帝坐视蛮族蹂躏都城门前的繁荣省份，这样看起来岂不是有些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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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菲列迪根引诱皇帝出战还有另一个手段。他派一名基督教牧师（有人曾怀疑此人是不是乌尔菲拉本人）去罗马军营，向皇帝提议休战，条件是将色雷斯省连同粮食牲畜一并交给哥特人。除了公开传讯以外，牧师还带来一封公爵的密信，请皇帝率军出城，威慑哥特人，使其更愿意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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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斯若非确信自己占据上风，那么哥特人的这条计策就太过粗陋，不足以引诱皇帝在格拉蒂安尚未抵达、战机不成熟的状况下开战。但从罗马大营对形势的判断而言，菲列迪根的信息似乎并不是那么不自然；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它是不是至少包含了部分真实意图。毕竟，哥特人的野心仅限于给罗马人当雇佣兵，吃得饱、拿高薪，而且哥特酋长们后来同意的条件确实很接近菲列迪根此处提出的条款。但文献中没有写到的是，皇帝怎么竟然会希望缔结这样的和约。如果罗马军不仅没有惩罚野蛮人，报复他们对国土造成的破坏，反而将一个省份拱手让给他们，那么罗马的威势和皇帝个人的声望都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如果瓦伦斯感觉实力不足以动手，他可以等待格拉蒂安的援军，这是当然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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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还知道瓦伦斯拒绝了求和提议，出城攻打哥特人。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瓦伦斯始终感到胜券在握，不管他是要打一场大战，还是想凭借占优势的大军迫使哥特人签订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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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瓦伦斯出城向哥特人进军，行军途中又来了两次菲列迪根的使节。当然，这两人只是无名小卒，而非哥特显贵，罗马人虽然对其并无真正的信任，但还是同意了菲列迪根交换人质的提议。据记载，两军对面列阵完毕之时，利齐美尔（Richomer）将军在另一人拒绝后说愿意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据说，当罗马战线上的一处擅自开战，大战随后展开时，利齐美尔已经踏上了前往哥特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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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不太可能发生。菲列迪根派出了另一位使节，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他的意图是佯装恐惧，进一步引诱罗马人进攻，还是用谈判拖延时间，因为阿拉底亚斯（Alatheus）和萨夫拉克斯（Safrax）统领的骑兵队之前大概是被派出去劫掠了，当时不在阵中，然后恰好赶在战斗开始时归队。但我们必须问：瓦伦斯为什么会同意交换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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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瓦伦斯不想割地求和，但为了吸引哥特人的注意力，将其拖住直到格拉蒂安抵达，说明他有可能希望展开谈判。不过，在坚固的大营中谈判应该会更安全。皇帝可能是怕哥特人溜走，而现在他们既然逃不了，他也就同意了交换人质，目的不是用色雷斯来奖赏哥特人的暴行，而是让他们安下心来，保持集结状态，同时等待格拉蒂安的到来。不过，他为什么不早一些止步仍然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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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得出一个结论：瓦伦斯虽然之前感觉胜券在握，可到了最后一刻，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哥特人，对方兵力远远比他过去认为的多。但这样的态度转变不可能在文献中被如此彻底地忽略，而且肯定会让皇帝立即停止前进。考虑到武器的攻击范围较短，两军距离必须近至几百步以内才能自行开战。但在那时，罗马大本营了解敌方兵力肯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军队部署完成后的行动速度很慢，统帅如果在部署过程中不能亲自看到敌军兵力，就会派军官到前线去观察。临开战只有几个小时了，瓦伦斯对敌军兵力的掌握的确切程度不可能低于训练有素的军官给出的估计。此时，唯一有可能让罗马人意外的因素是阿拉底亚斯和萨夫拉克斯的骑兵，但文献中完全看不出这支骑兵的抵达与谈判的决定有任何关联。因此，罗马大本营直到最后一刻仍然自信有必胜的把握，这是无可置疑的。否则，他们肯定会提前停止进军，利用谈判之机将部队撤回营地，等待西罗马军的到来。如果说瓦伦斯在最后一刻还是同意了敌方提出的人质交换，或者说那时退军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只能有一个解释：瓦伦斯大概从一开始就在纠结要不要等待格拉蒂安，如今看到摆好阵势的哥特军，他就神经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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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述这场会战的战术层面。我们只知道哥特骑兵首次突击就撕开了罗马骑兵的阵形（一部分罗马骑兵是瓦伦斯从叙利亚带回来的阿拉伯人），之后罗马军队几乎被屠戮殆尽。皇帝本人不知所踪，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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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从罗马的惨败推出哥特人占有很大兵力优势的结论。我们不仅应该想起坎尼会战，也应该牢记一点：在古代，战败的一方通常会损失惨重，很容易被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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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不能指望从战斗记载中了解任何战术方面的内容，而且会战的政治-军事关系仍然不清不楚，但从军事史角度来看，这场会战依然很有意义，主要是因为它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一名作为原生战略家的日耳曼酋长，另一个原因是兵力估计——哥特人只有1万人的报告，正是它引诱罗马皇帝发起了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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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尼乌斯将这个报告保留了下来，并补充说它是错误的，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哥特军的实际兵力。由于他只在开头讲了之前有大批蛮族渡过多瑙河，而另一位同时期的作者，欧纳庇乌斯（Eunapius，第6章）[40]估计哥特人的适役人数近20万，于是现代学者们就认为这1万人只是先遣队，但阿米阿努斯从未提及这一点；事实上，从上下文就能完全排除这种解读。阿米阿努斯说罗马巡逻队确定自己看到的兵力不超过1万人，原文是“斥候称，据自己所见，他们总共有1万人（不确定斥候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incertum, quo errore procursatoribus omnem illam multitudinis partem, quam viderant, in numero decem milum esse firmantibus.”）这一报告说服了皇帝出兵进攻。如果我们将报告的意思理解为，巡逻队只是亲眼看到了一支数目不明的大军中的1万人，那么“不确定斥候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和皇帝突然决定进攻就讲不通了。报告只是说，阿德里安堡一带驻扎了不过万人的大队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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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米阿努斯说报告是错误的。如果它还有些许可信度的话，那么错误肯定是有限度的。瓦伦斯攻击的军队——他以为自己对面只有1万人——不可能事实上有20万人，甚至10万人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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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瓦伦斯以为自己在截击一支哥特人的劫掠队，却意外撞上了驻扎在别处的哥特兵主力。菲列迪根的遣使行为证明他们要对付的不是劫掠队，否则阿米阿努斯的全部记载都要重新理解，而且瓦伦斯肯定在行军途中就会意识到错误。毕竟，哥特人发起的谈判为罗马人提供了两倍的时间和退走的机会。在战斗实际打响之前，罗马皇帝肯定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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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瓦伦斯开战时显然认为敌军——菲列迪根公爵亲自统领，还派出使节的哥特主力——约有1万人。阿米阿努斯肯定地说哥特兵力要超过此数，但差别不可能达到3倍那么多，甚至两倍都不可能，因为哪怕是2万人和1万人的区别，罗马将领在进军途中肯定也会注意到。如果罗马人观察到了差别，却没有人建议先等格拉蒂安到了再说，此事殊无可能。如果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那么史料中肯定会有提及，并通过阿米阿努斯详尽的记述传下来。而在灾祸发生后，人们最起劲地宣扬的内容却无过于当初意见正确者的大声警告，而我们完全找不见这种内容，甚至没有正面记载说哥特兵力远远超过1万人，而只有“报告有误”这个极其笼统的表述。因此，报告的错误不可能很严重，大概主要与开战时才到来的那一部分骑兵有关。据此，我们可以说哥特兵力或有1.2万人，最多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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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得到了阿米阿努斯一处表述的确认。他写道，罗马进军途中曾发现敌军围起了圆形车阵：“发现敌军用车围成了圆圈，确认了斥候报告的信息。”（“hostium carpenta cernuntur, quae ad speciem rotunditatis detornata digestaque exploratorum relatione adfirmabantur.”）在前一年的战役中，阿米阿努斯用同样的方式描述了哥特人围成的圆形车阵：“许多车被摆成了一个圆圈。”（“ad orbis rotundi figuram multitudine digesta plaustrorum.”）（31.7.5）。在不能精确划定范围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说，这样的车阵只能围住一支规模相当有限的军队。将上万辆车围成一个圆圈要耗费许多天的时间，再加上地形限制，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从阵中走出也是同理，那只会让军队完全丧失行动自由。考虑到圆圈的大小，在车阵设立期间，每个人与他的车、车上的财物、他的牲畜都会离得很远，不仅场面会乱成一团，工事也根本无法使用。若要车阵保数万大军周全，肯定得分成几个阵，但阿米阿努斯在每一处都说只有一个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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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的进军路线进一步确证了我们的结论。他们从卡比尔出发，向阿德里安堡的方向行军。今天有两条路穿过两城之间的山，分别在登萨河的左岸与右岸，都不在河谷内，反而有许多处远离河谷。41829年，迪比奇将军（General Diebitsch）曾在东路行军，当时也是8月份，与西哥特人一样。毛奇在记述这场战争的史书中（第359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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