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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被引向了一个观点：尽管百户在迁徙期间依然重要，但它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赋予百户新生的状况同时也在将百户推向解体。来自上级的组织意志约束着百户。在战争、迁徙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在整个百户的首脑，也就是长老的影响下，许多百户都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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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酋长家族，古代日耳曼人没有贵族，长老是自由人中的一员。而到了“民族大迁徙”时代，我们在日耳曼人中间发现贵族势力远胜以往。我们能够设想出这一新兴阶层的两大根源：国王侍臣和长老家族（hunni families）。毫无疑问，一大批贵族源自为新兴君主服务得人：为宫廷、军队将校、行政管理而设立的官职带来了名望财富并演变为世官。后文会详谈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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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君主制本身还很年轻，从中不足以迅速崛起一个全新的阶层，一个以先祖为地位根基的阶层。这种贵族必然要更古老和更独立，只能是过去的族长（heads of clans）。毕竟，即便是在古代，酋长家族（Princely families）与长老家族就有彼此融合的倾向，哪怕两者有着看得见的差别。每当一小批百户在一名酋长家族子弟的带领下脱离原来的部落，或者一个百户规模变得太大而分家的时候，几个新的百户家族就会冒出来。但是，最早成为名门富户的长老家族地位要更高，类似情况在各处都有发生。4民族大迁徙以及民族大迁徙之前，劫掠罗马地盘的成功行动都会抬升长老家族的地位，使其高于大众而近于酋长。于是，从长老中就产生了一个古时候没有的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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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村社经济只能完全由族长，也就是长老操持，除此别无他法。古时候，氏族成员出征归来后要瓜分战利品，由长老在当时所有人的嫉妒目光下主持，分完以后，一切如常。现在，大部分战利品根本不会分给大家，而是由族长掌握和管理，按照他的判断和需要再分发。在持续作战的情况下，控制和控诉族长都难以施行，而且每个人都要仰赖长老的独断，因为再也没有人能靠自己生活了。在老家，他们很少种地，主要靠放牧为生。现在，他们经常连续多年根本不种庄稼，而且除了役畜，只有少数牲畜能随同远行。拉采尔（Ratzel）在《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 raphie）第63页写道：“迁徙会带来许多损失，1874年，布尔人（Boers）从德兰士瓦（Transvaal）向西迁徙时带了1万头牛和5000匹马，1878年到达马拉兰（Damaraland）时只剩下了2000头牛和30匹到40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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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将逃避克洛维的阿勒曼尼人残部安置在雷蒂亚时，他命令他们穿过雷蒂亚时用自己的牲畜交换诺里库姆（Noricum）市民的牲畜（“itineris lonǵinquitate defecti……ut illorum provectio adjuvetur”：“饱受长途奔波之苦……前行必须有补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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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达尔人从多瑙河出发，翻越比利牛斯山，最后到阿非利加的过程中绝对不可能一路赶着奶牛和各种小牲口走。同样地，西哥特人从黑海出发，横穿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越过阿尔卑斯山到高卢和西班牙的途中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他们经过的土地相当富庶，足以养活几千户日耳曼人，但这毕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统帅要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维持秩序和分配食物上。统帅必须将配给分发到个人，同时确保接下来的几天、几周补给充足，要预备几个月的分量或许也是常事。除了食品和财宝，日耳曼人从不习兵事的罗马人那里能得到的最重要战利品就是人口本身；罗马人沦为奴隶，被迫随行。在人口稠密、缺乏守备的地区，如果他们养得起的话，他们就能抓到几十万俘虏。不过，一支日耳曼军队，比如，它有1万名成年男子和3万名妇孺，如果再加上3万到4万名奴隶，那么它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会变成怎样？6我们可以设想，长老会尽可能多地占有所需的奴隶，以便为社群服务。但自由人个体更希望将自己的战利品换成首饰、宝石、黄金和武器；除此之外，只要他还在迁徙，他就必须继续过着之前的朴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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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迁徙过程的状况导致长老的威势、权力和财产大大超过了普通人。根本上说，他的财产无疑是公产，属于整个氏族，但这些财产的处置权由长老独享，这种公产与私户的区分也就逐渐淡化乃至泯灭了。长老是富人，富而愈富，并将财富留给了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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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长老无疑是选举产生的，但过不了多久，人民选出来的长老常常就会同出一族。选举制就这样逐渐发展成世袭主张，乃至于世袭权力。既然长老家族已经主宰了全族的经济活动，几乎要供养全族的生活，那么当一位长老去世后，跳过他的家族，从普通人中另选长老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长老之位自然会父子相传，在这种情况下，长老家族就不再是自由人平民中的一员，而是有了特殊的地位。那就是贵族的地位。人民过去只有酋长贵族，现在又有了低一等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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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由于多少具有偶然性的特殊原因，汪达尔人形成了大迁徙各部中最强大的王权。上层贵族（贵人派，Optimates）两度反抗盖塞里克，但都被击败和被降服（公元4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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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人（马克曼尼部）、阿勒曼尼人（施瓦本部，Swabi-ans；赫门杜里部，Hermunduri；求桑吉部，Juthungi）、法兰克人（沙马维部，Chamavi；查图里部，Chattuarii；巴达维亚部；苏加布里部，Sugambri；乌毕部；登科特里部，Tencteri；玛尔西部；布鲁克特里部；卡狄部）只是迁移到了不远处的相邻地界，或者其实并没有迁徙，不过是扩张到了原有地域之外。于是，他们根本没有将罗马化的凯尔特人，甚至还有罗马化的日耳曼人原住民从他们抢占的地盘——起自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岸，直到阿尔卑斯山、孚日山脉和英吉利海峡的入口——赶走。很多情况下，原住民与征服者生活在一起，逐渐日耳曼化或者重新日耳曼化。我们后来发现有一些依附于日耳曼贵族的大庄园，它们往往还能看出罗马村庄的样子，最主要是在巴伐利亚，前面提到的其他地区也有。7这一过程必然与征服有关，也就是说，罗马人的村庄请求日耳曼酋长或长老庇护，以臣服和贡品作为回报。从最早开始，这种依附关系和利用非自由人劳动力的形式就普遍存在于日耳曼人中间。我们不需要假定只有少数酋长家族（李提家族，Liti；阿迪奥尼家族，Aldioni；巴查尔基家族，Barschalki）才获得了大庄园佃户上交的贡品；百户长同样可以提供庇护，抓住机会成为奴隶主。由于巴伐利亚人和阿勒曼尼人占据南德意志地区时还不存在以酋长为首的统一组织，所以奴隶主阶层发展得尤为强势。斯特拉斯堡会战时，阿米阿努斯可以说阿勒曼尼人由7个王（reǵes）和10个reǵales统领。这些王显然就是塔西佗所说的“principes”，也就是阿米尼乌斯那样的酋长。至于“reǵales”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只能略过了。无论如何，公爵直到后来才成为常设的最高掌权者，高于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的其他贵族；阿勒曼尼公爵很快就再次消失了，而巴伐利亚公爵很可能是被法兰克人征服之后才创设的。巴伐利亚和阿勒曼尼法典都承认贵族应得更多贡品。在巴伐利亚人中间，后来除公爵家族之外还有5家大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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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列颠岛上，原住民与日耳曼征服者的关系类似于巴伐利亚人和阿勒曼尼人；一部分原住民作为属民生活在日耳曼人中间，逐渐就被同化了。过去的酋长家族上升到了小王的位置，过去的长老则成了上层贵族，也就是伯爵（earl）[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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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占领过程相关联，莱茵河左岸的法兰克人地区也形成了大庄园，8但受到崛起的墨洛温王室压制，于是与同时期的其他所有日耳曼部落不同，这里没有发展出贵族阶层。国王只通过手下的伯爵施行统治；长老（hunno或tunǵinus）则沦落到村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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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日耳曼人的初始状况中发现了王权和大贵族发展的机会，两者在“民族大迁徙”过程中都出现了：规律是王权越强，则贵族越弱，法兰克王国是贵族衰弱到完全不存在的极端情况；王权越弱，则贵族越强。巴伐利亚人和阿勒曼尼人根本没有国王，盎格鲁-撒克逊人有多个小王，西哥特人则是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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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一种发展过程，有一样东西是到处都在逐渐消失的：古代日耳曼政治体系的基本单元，氏族-百户。在新兴贵族阶层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时候，它便在脱离自己生发的土壤。自然地，国王设立的高级官职有不小的部分会由这些贵族充任，于是以服务王室为根基的贵族与出自民众的贵族便彼此融合。即便百户现在选出一位新长老，或者继续选即将离任的旧长老，甚至由国王指定一名长老，关系都不会和以前一样了。新长老的祖上没有出过长老，财产也不多，只能从底层重新来过；他又成了单纯的管事之人，而百户本身与长老不再有宗主关系，于是变成了一个更松散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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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当年与氏族自我疏离，如今留下了一盘散沙。他并非一个人离开，而是会带上一批才能卓越的人作为自己的随从，为自己服务。这种主从关系因战争而成为可能，其动力则是政治抱负。军事架构——例如合百户为千户，分百户为十户——进一步削弱了百户的力量。如果百户长不再有根底，而是来自任命，那百户就更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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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夺取的广大地域上定居和扩张对旧的百户制度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它的一切存在条件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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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户不再聚居于一处。共同体不复存在。在罗马境内，日耳曼人散居于罗马化的人民中间。在日耳曼的地界，他们开始排斥军旅生活，越来越倾向于耕种土地。大的氏族村落分成了几个小村，每个人都住在自家田地附近。新贵再也不能从族长中产生了。如今，百户只是作为宗域下的片区存在，最后也走向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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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早的时候，氏族是共同体，土地公有，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做生意，一起打仗。氏族成员不可能是真正的亲戚，论血缘可能离得非常远。现在，共同体生活结束了，特别是土地公有制转向土地私有制，于是发挥氏族仅存的功能——福利、监护、偿命金——具体的界限就必须树立起来。各个部落的做法有所不同，有的部落将五服之间的关系定为氏族的边界，有的是六服乃至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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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史料中，我们有时在战斗中看到这种古代的氏族集体。在《贝奥武夫》[49]中，氏族内有一人怯战，全族都要受罚。9但随着“民族大迁徙”的结束，作为军队单位的氏族失去了最后的踪迹，只留下了名字[军队（troop）与村庄（Dorf）是同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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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日耳曼人与古罗马人的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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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部落作为整体进入罗马军队服役是导致古典世界衰落、独特的新政治体系（古罗马-日耳曼体制）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那我们仍然不可能为该进程定出一个明确的开端。罗马人从最早的时候起就与边境的蛮族结盟，约定共同抵御侵犯当地的外敌，既保卫了蛮族自身，也保卫了罗马帝国。从与留居本土的部落立约开始，下一步就是将这些部落迁到边境，然后进一步内迁，为其划定一片区域，最后与罗马人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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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民族大迁徙”的开端是西哥特人在匈人的压力下来到多瑙河畔，进入罗马境内成为帝国的盟友，但之后在阿德里安堡会战中击败了罗马军队和罗马皇帝本人。不管是罗马接纳哥特人，双方发生冲突，还是哥特人取胜，这些都完全不是新事物。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决定性的时点。之前发生的类似事件没有直接的、延续的后续影响；蛮族退了回去，没有留下任何影响，所以只是“民族大迁徙”先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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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阿德里安堡战败后，罗马帝国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尽管狄奥多西再次重建了皇帝对外的威势，帝国又延续了几代人的时间，但随着独立日耳曼王国在罗马土地上建立起来，日耳曼人的运动虽然一时得以停止，后来却走上了高潮，而且日耳曼人再也没有被打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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